2019-01-12 02:30:43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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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以代刻》 一场改变中国近代史的印刷革命

2019-01-12 02:30:43新京报


苏精,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系哲学博士,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主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著有《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近代藏书三十家》等。


《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
作者:苏精
版本:中华书局
2018年5月

  致敬辞

  印刷术的革新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变革之一,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逐步被西式金属铸字印刷取代,使得知识传播的成本大幅降低、传播的速度急剧提升,这对知识界和全社会都产生了震荡性的影响。《铸以代刻》讲述的正是19世纪中文印刷业的变革过程。260余万字的传教士书信手稿和草蛇灰线般的钩沉索引,密布于这部看似饾饤碎细的近代印刷史专著中,它展开了一幅近代中国知识变革的历史长卷。正是那些西洋传教士出于传教便利带来的印刷术,无心插柳地推动了帝国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

  我们致敬《铸以代刻》,这部爬梳档案的严谨著作,它不仅还原历史,更带来思考。150年前西洋印刷术的进入,为老大帝国迎来一次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剧变,它不啻一场19世纪的“信息革命”。而如今身处新世纪信息洪流中的我们,也得以从中反思技术进步对于文化传播和文明再造的巨大贡献。

  这本书

  揭开19世纪中国印刷业的变革

  新京报:早在北宋年间,毕昇(970-1051)便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它在中国古代产生过怎样的影响?活字印刷后来没有流行,是否与汉字繁复多变的特点有关?古腾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是否有受到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启发?

  苏精: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当然是划时代的发明。不过,这种印刷术问世后,虽然陆续有人以各种材质的活字印刷,却始终没有成为中国印刷的主流技术,比活字先数百年出现的木刻雕版才是主流,雕版印刷的工资低廉、材料便宜、技术成熟、视觉美观等都是主要原因,而中国活字几乎都是逐字雕刻而成,制造技术不够精细,印成的视觉效果也往往不如木刻。若要和西方拼音活字一样以金属铸造,单是几千个常用汉字已极为费时耗工,全部几万个汉字更不易,而且,我们还缺乏像西方那样的铸字技术。

  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术有无受到中国活字印刷的启发,长期以来是世人关注的问题。身为中国人,我当然也希望确有其事。但就我所知,一向只有情况证据(或间接证据),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断言古腾堡的发明确有中国因素在内。

  新京报:19世纪,“铸以代刻”的印刷技术革新,对近代中国的文化传播和思想启蒙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传教士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苏精:西方活字印刷术取代中国传统印刷术,原来只是图书生产方法的改变,结果不但直接改变了中国的图书文化,进而成为改变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工具因素。图书文化包含生产技术、版式形制、书刊类型、出版传播、阅读利用和保存维护等环节,中国的图书文化在19世纪时由于来自西方的技术冲击而改变。

  例如,在生产技术方面,活字与石印取代了千年传统木刻成为图书印刷的主流;在版式形制方面,精装和平装的书取代了线装书;在出版品的类型方面,图书以外又出现了报纸杂志等定期的刊物;在出版传播方面,传统上由政府官刻、个人家刻和商业性书坊坊刻三足鼎立的现象,转变成商业经营一枝独秀;在阅读利用方面,过去图书主要由少数读书人拥有的情形,变成通俗而普及社会大众的读物;在保存维护方面,保存方式的改变如原来图书平放架上、封面朝上,改变为直立架上、书背朝外。在这些彼此相关的环节中,印刷生产技术的改变是最早发生变化的环节,这是19世纪一些基督教传教士费了数十年工夫推动的结果。

  图书文化的改变,进一步引起中国人传播思想、接受知识信息模式的改变,传播和接受的快速、普及、低廉和多样性都是以往难以想象的,这些情形肯定引起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剧变。

  这个人

  卖掉房子和藏书,以学术为生

  新京报:你在知天命之年卖掉房子和藏书赴英留学,研究中文印刷变局,并手抄260万字的传教士档案,以学术为志业,为何会有这样的决心?中文印刷变局的课题为何如此吸引你?

  苏精:当初决定卖掉一切去读博士,老实说不是什么以学术为志业这样崇高的理想,而是因为先前辞去工作读了硕士学位以后,却找不到工作,失业了半年左右,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孤注一掷的结果。

  读完博士后,在大学教书,又能继续做研究,我很高兴这是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窝”。几年后升上教授,已经凑到可以退休的年资,自己觉得研究的兴趣还是大于教书,就提前退休了,虽然退休金比在职时差很多,但是可以专心研究,而且这样还能策励自己继续前进,否则收入变少,又没有研究成果,岂不成为笑话?退休15年来,我出版了五种书,第六种也即将出版,这种情形大致符合自己退休时的盼望,我也乐在其中。

  关于中文印刷变局的课题,我本科学的是图书馆系,会读到关于中国图书形制的变化,后来又在图书馆工作多年,馆内藏书中西式都有,让我觉得中国的书从传统形制改变为西式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看了不少相关的著作,发觉似乎都没能说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这成为我心中多年的疑问,所以当我有机会深造读书,很自然地就以这种改变作为研究的课题了。

  这一年

  潜心研究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文化交流活动

  新京报:能否谈谈2018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未来有何心愿?

  苏精:2018年,我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关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过程,完成了一本名为《西医来华十记》的书稿,包含十篇文章。从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传播西医的活动起,到20世纪初年为止,西医以基督教传教医生为主大举来华,这本书包含了一些个案研究,也讲述了中国人对西医的反应、接受及学习过程,预计2019年4月出版。

  其次,这一年还进行了一些演讲,参加了一些学术研讨活动,涉及翻译史、医学史、教育史,以及印刷出版史,2018年内曾在日本大阪报告论文《关于罗伯聃的新史料》,在上海演讲《仁济医院的创办人雒颉》、在东京演讲《美华书馆二号(柏林)活字的起源与发展》、在武汉演讲《清末传教士档案的史料价值》,以及在香港报告论文《马礼逊与英华书院》等。

  此后,我仍当以来华传教士留下的庞大档案作为主要史料,继续研究以传教士为主的近代中西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答谢辞

  《铸以代刻》探讨19世纪中文印刷从木刻改为使用铸造活字的经过,这看起来只是媒体生产技术的改变,结果却改变了中国人传播思想和吸收信息知识的模式,进而成为改变近代中国社会的工具因素之一。由于当年是来华外国人推动这种印刷技术的改变,只有从他们留下的史料下手,才可望全盘了解其中经过,我很幸运有机会利用这些外文史料。当然,要搜集、整理和解读数量庞大的外文手稿并不容易,需要相当多的苦工和耐心,但是,今天能入选《新京报》的年度十大好书,过去多年的辛苦都值得了。我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贾雪飞博士、出版者中华书局、赞助者上海出版博物馆、主办好书奖的《新京报》,以及所有的读者。

  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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