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8 16:13:54新京报 记者:王姝 周博华 姜慧梓 编辑: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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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王轶:民法典回应了今日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

2020-05-28 16:13:54新京报 记者:王姝 周博华 姜慧梓

“我们的这部民法典,编纂于人类从工业文明迈向信息文明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换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应当是人类文明特殊历史时期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民法典。”

5月28日下午,我国首部民法典表决通过,中国正式进入民法典时代。民法典出台对我国法治建设有哪些深远意义和影响?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接受了新京报“正在直播”视频连线专访。

 

王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成员、秘书长。受访者供图

 

人格权独立成编 是最值得关注和肯定的地方

 

新京报:

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要对所有民事行为作出规范。面对无限丰富的现实生活,民法典共设置了1260条。本次大会审议前,有网友担心,1260条哪够啊?恐怕2000、3000条都不够。那么目前这1260条,到底够不够?

 

王轶:如果把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事项一一罗列,每一个事项都在民法典中给出具体的答案,不要说是1260条,1.26亿条也都是不够的。民法典有一些相对比较抽象和概括的规定,比如总则编设置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如果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项、一些争议和纠纷,在民法典上找不到具体答案,那么允许裁判者依据民法的基本原则、结合具体情形,去寻找裁判依据。所以不用担心,我们总能在这部法典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更重要的是,民法典在民法和商法这一部门法中,处在最为基础、最为核心和最为关键的地位,但我们绝不只靠一部民法典包打天下。民法典之外,仍然会有一些单行法继续存在。比如知识产权法,就没有进入到民法典中。所以调整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法律关系的单行法,公司法、海商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等商事领域的单行法,都会在民法典之外继续存在。而且,即便民法典正式施行,我们仍然可以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制定一些单行的法律,去回应那些需要去做出回应的具体问题。



 

新京报:

编纂一部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民法典启动编纂之前,就有法学家提出来,力争编纂一部“全世界最好的民法典”。现在民法典已经出台,你对这部法典有哪些评价?

 

王轶:这个提问,让我想起一段特别难忘的经历。我国已故著名前辈民法学家谢怀栻先生曾说过一句话:当我们制定出来一部全体中国人的民法典时,就代表我们这个民族再次攀上了历史高峰。现在回想谢老所说的这句话,我觉得真是非常有远见。我们今天编纂完成的这部民法典,当然不是拿它跟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法典一比高低的,但必须看到,跟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这两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法典相比,我们的民法典有自己的特点。

 

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制定于人类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它是这个阶段最具有典范意义的民法典。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是人类进入到工业文明相对比较成熟阶段,制定出来的一部民法典,在这个阶段具有典范意义。我们的这部民法典,编纂于人类从工业文明迈向信息文明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换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应当是人类文明特殊历史时期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民法典。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想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的人民来讲,无论给这部法典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新京报:

对比现行法律,民法典有诸多突破,比如设置居住权制度、人格权独立成编等,你认为最重要的突破是什么?突破背后体现了什么样的立法思维?

 

王轶:大家公认的最大突破就是单设了人格权编。我们不是刻意地让人格权独立成编,不是要刻意地跟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有所区别。人格权独立成编,是为了适应中国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的人民的需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曾经颁布施行过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事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民法通则起草的时候,面对的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是什么呢?是要让中国人能够吃饱穿暖地活下去。所以相对来讲,民法通则比较关注对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进行法律的调整。尽管民法通则也曾经单设一节,对人身权进行确认和保障,但它的重点还是很明显的,希望民法通则能够成为推动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部民事基本法。

 

改革开放40多年过去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得到了稳定有效的解决。在这个阶段,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仅是吃饱穿暖了,希望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能够得到充分的确认和保障。所以民法典必须要把人文关怀的理念放在更为优先和关键的位置来对待,更加突出对人格权益的确认和保障,对今天的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作出回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法典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最值得关注和肯定的地方。

 

涉债权债务关系的规则放到合同编 这样安排是可行的

 

新京报:

有学者曾经建议,民法典中应当设立债法总则编,规定一些债的基本规则。最终民法典没有作出这样的安排,那么其中的合同编能否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

 

王轶: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一些学界前辈和我个人曾建议制定一个债法总则编,把债权债务关系的一般规则以及其他各编中涉及债权债务关系的规则,一并纳入。要不要设立债法总则编,这本身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立法技术问题不涉及真假、对错,哪种立法技术的方案更能实现立法者预设的立法目标,更符合我国既有的法律传统,更符合立法美学的要求,那么哪种方案相对来讲就更加可取。

 

立法机关采纳的方案是,把债法总则中调整债权债务关系一般规则的条文,放到民法典合同编的第一分编中,这样安排是合适的,不影响对分散在其他各编中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法律的调整,因为民法典是一个内部体系融通的整体。之前一些学者主张放到债法总则中的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现在放到了合同编的第三分编作为准合同,然后对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作出了专门的规定。我认为,从立法技术方案的选择来讲,这样安排当然是可行的。




新京报:

自由”是民法典所展现的核心价值,比如对主体而言,无个体差别,不论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多大,在法典面前一律等同;对行为而言,所有权自由、合同自由、婚姻自由、遗嘱自由等。从这个角度来评价,民法典怎么样?


 

王轶:民法典被称为权利宣言,为什么有这样的称谓?权利是什么?权利的核心和本质就是自由。当我们说民法典是权利宣言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民法典把对民事主体自由的确认和保障放在了一个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位置。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在民法的范围内,在民法典上,对民事主体的自由进行确认和保障,是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设置明确的法律依据的;但是对民事主体的自由进行限制,既需要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又需要设置明确的法律依据。

 

我们这部民法典,首先在总则编第一章的立法目的中,强调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民法基本原则的规定中,认可了自愿原则,自愿原则就是强调涉及民事主体之间私人利益关系的事项,尊重民事主体的自主决定,只要民事主体对彼此之间利益关系所做的安排,不损害国家利益,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那么这样的安排就能得到民法典的尊重、认可和保障。民法典各分编中同样有自愿原则的落实和体现,对物权、对债权、对人格权等等这些权利进行的确认和保障,就是在确认和保障民事主体各种类型的自由。

 

新京报:

民法典反映互联网的内容不多,仅在个人信息保护、肖像权、网络侵权责任等几处有所规定,这能否满足数据时代人工智能的现实需求?

 

王轶:关于互联网的内容到底是多还是少,只有一个判断标准,就是围绕着人类从工业文明迈进信息文明,究竟积累了多高程度的共识。积累的共识程度怎么样,直接决定着在民法典上会有多大程度的回应。从这一点来讲,我认为,现在的这部民法典对已经积累的共识给予了相对比较充分的体现。那些没有予以体现的,一般都是因为共识还不够。

 

比如说网约车的问题,如果师傅驾驶着网约车致人损害了,谁来承担受害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是平台公司,还是网约车师傅?抑或由保险公司去承担保险合同中相应的保险责任?这些问题还没有凝聚足够的共识。尽管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不少人呼吁,希望能够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中,对网约车问题予以相应的回应,但是共识不够,作出回应就太勉为其难了。所以现在在民法典中,凡是作出回应的都是积累的共识足以支撑我们去做出回应。

 

从法到法典 “典”意味着什么?

 

新京报:

继民法典之后,有代表建议编纂刑法典,还有人提出可以整合修改大气污染法、固废法、土壤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生态环保领域的法律,编纂环境保护法典。对此,你怎么看?

 

王轶:我注意到两会期间,有代表和委员建议在现行刑法的基础上,把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司法解释中一些成熟的经验编纂到一起,出台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至于环境保护法典,据我了解,有的学者已经组建了课题组,着手起草专家建议稿,还有民间智库机构也在积极推动。一些行政法学者也希望编纂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典。

 

我想,这都是受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民法典的激励。我自己的专业是民法学,我乐观其成,祝愿法学界不同法学专业的同行,都能够实现自己所追求的学术理想。



 

新京报:

从法到法典,这个“典”字该如何理解?

 

王轶:用“典”这个字,首先体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国之重器,从民法典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的方方面面,都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另外,民法典有1260条,总计10万多字,“典”这个字也代表着规模和体量。

 

“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有资格进入到民法典中的法律条文,一定都是对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调整,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

 

而且,从一个稍微宏观的角度来讲,在成文法的法律传统之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常常借助民法典,表达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对人类所面对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这些基本问题不仅跟我们每个人有关系,也跟国家、民族、人类有关系。

 

如果做一个简要的梳理,比如怎么去看待人,怎么去看待家?怎么去看待社会?怎么去看待国家?怎么去看待人类?怎么去看待自然?一个能够对人类所面对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做出整体性回应的立法文件,不称之为典,又怎么能跟它的地位相称呢?

 

新京报记者 王姝 周博华 姜慧梓 实习记者 景如月 刘曼曼

编辑 张畅 校对 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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