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的张幼玲，如今在一家诊所当医生。
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摄
65岁的张幼玲在这个夏天给自己惹来了“麻烦”。
被羁押9778天的张玉环拿到无罪判决出狱回家。在这个熟人关系盘根交错的村庄，张幼玲过去是被害家属眼里的恩人，因为“多嘴”揭开了小孩被杀的真相；如今，他角色反转，“多事”地帮助被公认的“杀人者”重获自由。
原本与他交好的同村村民，会和他打上70分钟的电话，争论案情、表达不满。妻子也在电话里冲他干着急，“哎呀，人家都在外面传啊，说你就是为了钱，说你得了100万哩，你管那些事情干什么？”
在张幼玲“管闲事”之前，他已到武汉生活六年。鲜少人知道，这位过去在进贤县北岭林场工作的医生与张玉环案交集颇深。
在这个城市里，他只是一位诊疗男科疾病的医生，住在月租1000元的社区老屋。楼里没有电梯，做饭用的是煤气罐。入夜后回家，张幼玲得打开手机上的电筒灯光，以免在黑暗中跌倒。
但对张幼玲来说，这些年，他内心的压力是一点点增加的。最初，只是一个小小的疑惑，“为什么张玉环一直没被枪毙？”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幼玲前往江西温圳监狱探望同事，无意中得知，同监舍的张玉环一直在绝食喊冤，直到2012年张幼玲的同事出狱，张玉环仍在申诉。
2016年底，张幼玲在报纸上看到江西乐平冤案平反，四名被告人宣告无罪，颇受震动。在那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主动找记者陈述案情，与张家亲属、律师们一起推动案件进程。
他说自己从未后悔人生多次卷入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只觉得这辈子明明白白做了件事，“我帮他，不是因为在乎张玉环这个人，我在乎的是真相。”
“我只是起了牵头的作用”
新京报：有媒体把你定义为张玉环案的关键推动者，你怎么看待自己在案件中的角色？
张幼玲：定得太高了。其实我在里面只是起了一个牵头的作用。努力起作用的，还是最早帮助案子的曹映兰记者、王飞律师、尚满庆律师，还有张玉环自己的亲属，这是实话。
新京报：你做了些什么？
张幼玲：我当时有几个疑点。第一，隔了那么久，张玉环为什么还没被枪毙？
第二，我去温圳监狱探监的时候，我的同事说起张玉环的事，说他在里面叫冤，绝食自杀。
2012年春节，我同事减刑提前出狱说到张玉环的事。这是我第三次压力，他既然叫冤，冤在哪里？
还有一次压力，来源于2012年之前的某一年，阴历六月份。我从外面出诊回来，天气非常热，全村人都在家里休息不出来，只有张玉环妈妈一个人在太阳底下犁田，我看着心里好疼。
我手头有记者的联系方式。2016年在报纸上看到江西乐平冤案平反，我就很高兴，发信息给记者，“我有个疙瘩总压在心里，给你说一说好吧”。
2017年过小年的时候，大家去了趟张家村，宋小女也去了，我那时已经有20多年没见她了，她管我叫大哥，边哭边说。我告诉她，“不管怎样，这个事如果是张玉环做的，那他罪有应得，如果不是他做的，也想把这个事整理一下，给他一个说法，这就是我的初衷。”
张玉环不是唯一被怀疑的人
新京报：案发的时候，你参与了案子的哪些部分？
张幼玲：我当时是北岭林场的医生，林场离我家就五六百米的路，出事当天下午就有好几个小孩家属跑到我这里来问，张医生你有没有看到两个小孩到这里玩？我记得很清楚，到了晚上天蒙蒙黑，那个6岁小孩的爷爷又来问我，小孩到你这里来玩了不？
第二天上午，来找我看病的人说小孩是在下马塘水库淹死的。我脑子里就有了第一个疑问，这个水库离我们村很远，村民的地都不在那边，从村里去水库，要经过羊肠小道，小孩子起码要走二三十分钟，一般孩子不会往那个方向去。
因为我老家就是张家村的，对村里都非常清楚。而且那时候正是秋收，二季稻都割了，池塘都是干的，裂开很大的缝，哪来的水？池塘的斜面不是陡坡，小孩不可能走着走着突然掉下去。
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干脆骑个自行车去看，正好遇见他们准备把小孩埋了。两个小孩就放在草地上，身上盖着竹席。
新京报：在现场你看到了什么？
张幼玲：我本来就是带着怀疑来的，所以看得仔细。掀开一看就发现不对劲，大的那个6岁小孩，从嘴到两颊非常明显的淤血痕迹，是从嘴巴拉到面颊，向上的勒痕，胸部腹部还有很多拇指指甲盖大小被戳的紫色淤点。再一看4岁的小孩，脖子上有右手掐死的痕迹，四个手指加一个手指，非常清楚。
当时周围有不少家属，我说你们怎么这么傻呢？这么明显的痕迹都看不出，这是他杀啊。我是江西中医学院专科毕业的，成人自考，解剖学、生理学的书籍我都是非常熟悉的，我学过的知识里，怎么判断尸体上的伤痕，伤痕形成的时间大概多久我都能看出来。
新京报：警方到了现场是怎么和你沟通的？
张幼玲：法医在现场看完后，把小孩尸体带走了。
第二天上午，有警察就来我上班那里询问了十几分钟吧，问我了不了解情况，估计这个事情是谁做的？知不知道谁跟谁有仇？我也不清楚，只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就像我们看病一样，要找出原因的。”
后来警察还来了好几次，带着好几个被怀疑的人的名字来问我，张玉环只是其中之一。没隔几天，张玉环就被带走了，再隔了几天，警察就到村子里来说案子破了，凶手就是张玉环。
新京报：案件告破之后，村子里还发生了什么？
张幼玲：当时觉得凶手抓到了，冤情得到伸张，我们大家都觉得放心了，这件事算是告一段落了。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大概过了几个月吧，去世小孩的家属跑到公安局去，他们看到张玉环还没有被枪毙，就跑去质问。当时他们去了几次没结果，家属找到我，问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说要不然张医生你帮着写个“状子”，问问怎么还不枪毙？是不是有人保住他了？
之后基本就没什么动静了。中间只听说宋小女跟张玉环离了婚，也嫁了人。
那时候我也听说过张玉环的儿子在村里被欺负，但农村生活的人思想比较固执狭窄，村民觉得张玉环杀了人，大家都恨他，就算孩子受欺负什么的，也不在意。
“我没有抱半点私心”
新京报：律师介入案件后的这两年时间里，你还做了些什么？
张幼玲：我们建了一个群，在里面及时分享和案件有关的信息。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案情经过都给律师口述了一遍并签了字。后来群里逐渐多了不同地方的记者。我把案情经过用文字的形式也从头到尾打了一遍，很长，分了很多段发在群里，一五一十告诉大家。
另外，我和张玉环的哥哥张民强也有很多电话沟通，主要是互相鼓励和支持的话。张民强一开始和我的想法差不多，他当面去问了弟弟很多次，“到底是不是你做的？”申诉期间，我们虽然抱着希望，但抱的希望也不大，不知道猴年马月才会轮到这个案子。
新京报：你理解村里人不能接受张玉环回来吗？
张幼玲：当年宣布张玉环是凶手，详详细细，没有人不相信。如果不是我自己参与到这个事情，如果不是律师阅卷之后告诉我一些里面不对的地方，我也会一直相信张玉环是凶手。我帮张玉环申诉这件事，最开始老婆、村里人都不知道，瞒着家里人的。后来直到案子开始有点眉目了，我知道这个事瞒不住了。
新京报：很多村民说你帮张玉环申诉是为了钱？
张幼玲：我根本没有考虑钱的事，我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我根本也没想到张玉环能出来，意料之外。有记者问我，张玉环出来了，你心里很激动吧？我一点都不激动，我心里还压着这个事儿呢。这个人不是他杀的，那到底是谁杀的？我关心的是这个。我要的就是真相。
村里的人迄今为止都认可张玉环是杀人犯。他们给我打电话，聊了很多案子的东西，我告诉他，你只要有证据，现在公安在那里，法院也在那里，完全可以去报案啊，只要证明是他干的，他一样可以被抓进去。
新京报：你回去村里不怕被人报复？
张幼玲：我不在乎，真的就是真的。我的家人也有劝我，说不要接受采访，不要出这个风头。我不怕，我行得正坐得稳，不怕什么，我没有抱半点私心。张玉环能得到多少赔偿那是他的事，我也不参与。我的压力里面，主要是家人的担心，我孩子也有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就是怕给他带来压力。
新京报：张玉环回家后，你的生活有受到影响吗？
张幼玲：张玉环回来不回来都没有半点变化，唯一变化，可能就是来找我的记者多了。我在一家私人医院上班，合同一年一签，一个月工资1万块左右，前几年最多的时候到过两万，包括我现在给人家看病，都不知道赊了多少账给病人。我生活过得不错，所以他们说我为了钱有点可笑。
新京报：以前受害者家属觉得你是“恩人”，现在角色调转了，你帮张玉环申诉，家属不理解，你心里压力大吗？
张幼玲：你说我的压力放得下吗？我就算这辈子都放不下，但放不下也要放下。有人风言风语，他们的心意我都理解，但这些话有什么作用呢？我问心无愧。
新京报：张玉环案件的真相到底对你有多重要？
张幼玲：肯定重要，我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我当年总想，既然这个案情已经破了，为什么张玉环没有伏法，这个真相在哪里？我本着这个意愿找的记者，记者找的律师。
对我这一生来说，我就要看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一辈子，从这个事发生到现在，为什么一直悬着的心放不下来？我去做这件事，不是在乎张玉环这个人，我是在乎真相。
新京报：关于这个案件，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张幼玲：张玉环回家后，我和他唯一的接触，就是前几天打的那个视频电话，我主要说了两件事，一个是张玉环人现在是出来了，但是怎么能打消村民对他的顾虑，这是我心里担心的。希望政府和媒体在这方面多做考虑，帮助他融入社会。另一个我也在想，这个案件也应该对受害者的家属有交代。
有的媒体记者写，我还在一直寻找真相，我哪有什么力量，我一个平民百姓能找出个什么呢？只是说我内心的想法是这样，肯定有凶手杀了人，那么这个人在哪里？
新京报：这个案子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张幼玲：这个案子对我人生影响很大，我确实是无意中卷入这个案件的。
我感觉自己已经尽力了，不愧于我自己心的这件事。最重要的是，做这个事我不后悔，因为我感觉它是正义的一个事情。任他们怎么说我得了什么好处，我根本没有这种想法。我只是认为，这辈子明明白白地做了一件事，这就是我的想法。
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