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17 02:32:48新京报
原创版权禁止商业转载授权

杜伟生 以书为媒与古人、后人对话

2020-09-17 02:32:48新京报


杜伟生在工作台前,桌上摆放的是他修复古籍的工具。


中药黄柏是国图修复组寻找到的纯天然颜料,可用于古籍修复,黄柏还有防蠹防虫效果。

  杜伟生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全国古籍修复行业的扛鼎人物,两只手能数得过来,他是其中一个。

  1991年至2002年的敦煌遗书修复项目就是在他主持下完成,他也参与过《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珍贵古籍修复。

  有些行规不需要强制,进入工作的状态,身体自然就会服从。比如修古书的时候,不能说话、不能大喘气,避免口水溅落纸张;手臂轻放轻抬,防止汗水沾起书页。有的古书薄如蝉翼,一阵风吹过,都有可能破碎。

  杜伟生在这行里干了40多年,走路都练得很轻。与古书的对话,需要靠身体来完成。一张纸有多厚,手指捻一捻就知道了;修完的书放进仿制民国的压书机里,每本书需要拧几圈力,只能靠经验。

  杜伟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全国古籍修复行业的扛鼎人物,两只手能数得过来,他是其中一个。1991年至2002年的敦煌遗书修复项目就是在他主持下完成,他也参与过《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珍贵古籍修复。

  他喜欢“古籍医生”这个说法,把书当作有生命的物体。全国现存5000多万册古籍,古籍修复从业人员超过1000人,他推算,一两百年大概能修完一遍。这个行业虽然不大,但只要有书,就有人。

  老规矩

  国图的古籍修复组在一间开阔的大办公室里工作,近二十张工作台中,最长的近3米,可以舒展地铺开卷轴和经卷。9月初的一天,杜伟生坐在自己的桌前,拿出一把补书的工具,一字排开:长长短短的竹尺、镊子、剪刀、针、木槌、裁纸刀。

  棕毛刷是修书行业特制的工具,得用棕榈树皮扎成。一把好刷子十分难得,中部要硬,使得上劲,刷尾则要软,不伤书。早先有人专门做这些工具,但行业太小,现在几乎没人了。杜伟生从网上买了一大把棕毛存着,打算闲下来自己扎几把。

  早上八点半,修复师们到岗,最先响起的是哗啦啦的水声——净手。手不干净不能摸书,这是流传下来的老规矩。

  杜伟生年轻的时候,老师傅们的规矩更多,净手、净口、焚香,氛围和情绪都要安静下来,才开始修书。现在规矩没那么多了,但最关键的规矩演变成操作规范,被一代代严格执行。比如,书必须双手捧着,尽量用木板或书架托底,千万不能拎着走。

  他1974年从军队转业到北京图书馆(1988年改称国家图书馆)图书修整组,那时候干活儿,办公室听不到声音,“在这种状态下,进来之后就自觉小心翼翼,起码不要妨碍别人,动作要慢,要轻。”现在修复组里年轻人多了,倒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死气沉沉,杜伟生感觉到年轻人就算不说话,也有一股内在的活力。

  这天,修复组里最大的一个活,是修复一幅古画,平摊在桌面上近乎两米长。五六个年轻人围着画,先商量再下手。有的操作要两三个人一起配合,手持镊子和毛笔,屏住呼吸,同时出手。将古画修复与古籍修复合并到同一个组,是杜伟生1987年上任古籍修复组组长以后决定的,因为两者技艺类似,修画更复杂,学会修画对修书有帮助。

  40多年前,文津街上北京图书馆的图书修整组只有他一个年轻人,师傅们都四五十岁以上,“两肖”肖顺华、肖振邦都在,全国修书圣手的半壁江山,都在这间屋子里。

  名义上他们都是杜伟生的师傅,但谁也不会主动教太多,主要靠观察。“拿来两本书,师傅修一本,我在旁边看着,同时修另一本,就这么会了,没有人跟你讲为什么。”老师傅们大多是琉璃厂书铺店员出身,经验丰富,但不太会教,问多了还恼火。

  “老师傅们认为这就像一加一等于二,没什么可以解释的。”杜伟生说,“抹上浆得粘住,粘不住,就是浆少了;粘上又揭不开,就是浆稠了,就很简单。”

  后来他越来越体会到,师傅们的很多做法,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比如一个简单的操作:做封面。师傅们都是先粘在书上,再把三面内折,严丝合缝;有人改掉次序,先折好三面再粘,就会对不齐。

  当初为什么这么做,师傅没说,但方法就摆在那里。

  敦煌遗书

  全国古籍保存量据统计大概有5000万册,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需要修复,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在2007年之前,古籍修复行业只有不到100人。

  人手不够,只能捡最重要的项目先做。国家图书馆最早启动的一个修复项目是《赵城金藏》,4814卷佛教经典《赵城金藏》1949年进入北京图书馆,由于抗战时期为避免被日本劫掠和破坏,被藏在煤矿坑中,不少经卷受潮后长满黑霉,粘连在一起,“黑得像木炭、硬得像木棍”。

  1949年至1965年,国家图书馆用时16年修完《赵城金藏》,其间建立起最早的古籍修复队伍。20多年以后,主持修复敦煌遗书的任务,落在了杜伟生肩头。

  敦煌遗书、《赵城金藏》与《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一起,并称国图的四大“镇馆之宝”。敦煌遗书指的是敦煌莫高窟洞窟中发现书籍,大多为唐朝时期,最早可以上溯到南北朝,距今1500多年。全球现存敦煌遗书近5万卷,其中1.6万余卷收藏在国图,大概有4000到5000卷需要上手去修。

  动手之前,杜伟生系统研究了《赵城金藏》的修复过程,他更关注的是教训。在《〈赵城金藏〉修复工作的得与失》一文里,他总结称,《赵城金藏》采用蒸揭,全部托裱,经过托裱的经卷,卷子上下两边全被裁切整齐。这样,经卷原来的纸张宽度就受到损失,对后人从造纸学方面来研究经卷用纸非常不利。“当时只要在托经卷时在经卷上下粘上一个纸边,就可以使信息量少损失一些。”

  托裱,是以前修书的通用方法,在书页背后托上一张大纸,旧书页全部贴在新纸上,加固作用很强。但这样一来,纸张的很多信息就被掩盖了,研究造纸史的专家只能望纸兴叹。杜伟生决定,以后能不托裱就不托裱,只对书作最小的干预,“能补一厘米坚决不补一厘米半”。

  时隔数十年,两代人的修复观念发生变革。以前,修书讲究天衣无缝,尽善尽美,后来,保留书上遗留的历史信息,被视为与修好书同样重要。

  敦煌遗书修复之前,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潘吉星先生来馆里做讲座,他眼里看到的,是敦煌遗书的规格、厚度和纤维。潘先生说,对于敦煌遗书,“纸比书重要”。

  “修书不能追求天衣无缝、以假乱真,隔着两米看要协调,看不出来新旧。但放在眼前,必须一眼能看到修复的痕迹。”杜伟生说,如果修到看不出痕迹,非但不能表明修复技术高,反而干扰了历史信息。

  有些遗书上有古人修缮过的痕迹,当时技术原始,只是用麻绳缝一下。以往修缮一般会纠正古人错误的修法,替换成新方法。但杜伟生坚持不动,麻绳修书,也是古代同行留下的信息。

  1990年,受邀到英国国家图书馆帮忙整理敦煌遗书时,他发现英国人也是同样的理念:尊重古籍原貌,同时尽量保留前人的修复痕迹。相比于师傅们那一代人,杜伟生这一代与国际同行接上了轨。

  黄柏入书

  古籍修复组的办公室里,立着一个一人高的柜子,像中药铺里的药柜,隔出四五十个小抽屉。抽屉里装的是颜料,材质却是五花八门,有水粉颜料、皮革染料、矿物颜料,有荣宝斋、思序堂出的国画颜料,还有同仁堂的中药,黄柏、姜黄、栀子等等。

  杜伟生拿出一袋黄柏,这是近些年他们找到的新材料。之前他们做过一个项目,找来各种有颜色的中药,挨个试色。最终试出了黄柏的颜色,非常适合用作古籍修复。中药是古籍修复中流传千年的极佳原料,纯天然,对书籍没有损害,黄柏还有防蠹和防虫的功效。

  他们创造新的修复原料和方法,依然是通过诉诸最古老的经验。

  杜伟生认为修书的理想状态,就是用做那本书时同样的材料与方法去修。古籍太老,留给后人创新的空间很小,一些没经过论证的新材料,他不敢用。

  虽然化学颜料已经几乎可以调出任何需要的颜色,但杜伟生不会轻易使用,因为化学品即使眼下对书籍健康没有损坏,未来如何,并不能判断。

  “所谓创新,都是没办法的办法。”杜伟生回忆,修敦煌遗书的时候,有些经卷展开并不是横平竖直的方形,而是弧形。按传统做法,装裱后要上墙挂起来,但一上墙,弧形纸张上下左右力道不同,经卷会被张力扯碎。杜伟生想,既然是弧形,说明唐代写书的时候就不上墙,后人贸然去做可能伤到书,就改为摊在桌上,铺上木板,用石块压。

  另一种被“逼”出来的技法,是在修复《永乐大典》过程中。《永乐大典》是原装的明代古籍,十分难得,他们决定修复时不拆页,也就不能取下每张单独修补。杜伟生只能“掏”着补,工具伸进折页中间慢慢补。这样增加了难度,质量控制也更困难,但学者专家都很满意,认为是正确的做法。

  这种技法被称为“掏补”,已经成为古籍修复的专业技法之一。

  两百年轮回

  修书这行要坐冷板凳,修着修着也有感到枯燥的时候。

  上世纪80年代,杜伟生学了英语,那正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有人邀请他去深圳,当翻译。他动了心,但想了想,觉得那是伺候人的事儿,没多大意思,还是留下来继续修书。不仅因为喜欢这个,也因为北京图书馆属于行业顶尖的平台,保存着修不完的好书,他感觉自己会永远有事可做。

  1992年,在一个敦煌遗书国际研讨会上,杜伟生就修复计划做了一个发言。会后,几位来自台湾佛光山的尼姑找到他,见面就合十行礼。杜伟生赶忙谦称受不起,她们说您受得起,您修佛经,做的是最大的功德。这件事给杜伟生留下长久的感动,原来当个修书匠,也是一件功德。

  他喜欢“古籍医生”这个说法。把书当作有生命的物体,他感觉古人也是这么看的,给书的各部位起名书口、书头、书脚、书背、书眼,都是按人的形象比照。古人把书当做朋友,修书人就是医生,做医生最好做名医。拿到一本残破的书,就相当于一个人缺手、缺脚,修完之后手脚齐全,重新站立,“你作为一个医生,是什么感觉?”

  修书,是与古人对话,也是与后人对话。

  杜伟生总想着给后人留一些空间,以后会有更好的技术和材料,现在如果贸然修,反而画蛇添足。想起年轻的时候,杜伟生手快,一天能修一本。那时候大家都比着干,你修一本我就修两本。速度快了难免有些遗憾,后来杜伟生还把以前修得不好的书再拿出来,揭掉以前修补的材料,重新再修一遍,压平,完好地归库。

  还好,当时用的方法是可逆的,才有弥补遗憾的可能。国图古籍修复组至今粘书仍然以面粉为主要材料,将其中的面筋提取出去,黏度适度降低。以后如果发现更好的材料、更合适的纸,稍微喷点水就能揭下来,替换更好的材料。

  一个反例就是敦煌遗书。敦煌遗书使用的浆特别黏,一千多年后还不开裂。这也带来了问题,因为很黏,修复的时候拆开,就会撕开上下的纸,所以修复时他们罕见地没用古方,就是为了实现未来的可逆。

  修书,两百年一个轮回,修好的书两百年以后也要再修。一代代修书人以书为媒,展开对话。

  路又窄又长

  2007年全国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前,曾对古籍修复行业做过一个调查,当时全国从业人员不足百人。中心成立以后,培养人才成了当务之急。

  初级班、高级班、研究班,全国古籍保护中心大概办了将近200期。最有意思的是初级班,面向零基础的人,各行各业的人都来了。杜伟生亲自教过的就有法医、律师、会计师、幼教等等,有一位退休的老先生,比杜伟生还大一岁,成了他的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对古籍修复感兴趣,以后大多也不会入行,但自己会修着玩儿。

  社会观念正在转变。以前这个行业陌生,不太受到尊重,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投来敬意。带来的好处是,热爱这行的年轻人可以大大方方地进门,人才源源不断。现在,全国50多家高校都开了古籍修复的专业,国图古籍修复组新招的都是研究生学历。

  现在全国古籍修复从业人员超过1000人,但大多是近几年入行的新人。据统计,5年前行业才200人左右。而高水平的人大多已经老了,像杜伟生这样的老专家,成了全国各地“抢手货”,被邀请去各地授课,指导修复项目。杜伟生理想的状态,是建立一批国家一级的古籍修复机构,至少每个省都有一个,这样全国古籍修复水准就能总体提高一个台阶。

  全国5000多万册古籍,杜伟生推算,按照目前行业的规模,100到200年大概能修完一遍。古书修复周期为200年,正好实现轮转。

  如果投入很大力量,用很短时间把所有的书都修完,杜伟生相信是可以做到的,技术并不复杂,培养一两年就能上手,完全可以利用很多人把所有书修完。然而,修完之后就没书可修了,技术就停留在原地,人也会流失,再过100多年开始下一轮修缮,技术很可能已经失去传承。

  他认为,1000多人的规模已经够了,可以维持行业的发展。不过,还缺高水平的人。

  这条路很窄,但是很长。很多行业在迅速更新换代,但修书这行变化很慢。敦煌遗书已经保存1500年了,杜伟生说,在现在的保存环境里,再放1500年、3000年都没问题。

  书可以等,等更好的修复方法,等更合适的修复材料。“只要有书在,我们就得跟着。”他说。

  寻找材料,自始至终是杜伟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从纸库里翻出一张一米见方的蓝色瓷青纸,相传是乾隆年间的旧东西,已经有200多年。这种纸据说是以前用在宫廷建筑顶上的藻井里,画师在上面画龙,颜色高贵典雅。这批纸后来辗转来到国图,躺在仓库里,几十年后被杜伟生翻出来,发现是用作古籍封面的上等好纸。

  他握住两端,胳臂使力,猛得一绷:啪!清亮又浑重的一声响,纸张毫发无损。

  “韧性极高!”他露出得意的神色。

  

  匠心暖心

  杜伟生喜欢“古籍医生”这个说法。把书当作有生命的物体,他感觉古人也是这么看的,给书的各部位起名书口、书头、书脚、书背、书眼,都是按人的形象比照。古人把书当做朋友,修书人就是医生,做医生最好做名医。拿到一本残破的书,就相当于一个人缺手、缺脚,修完之后手脚齐全,重新站立,作为一个医生,你是什么感觉?

  A特22-A特2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倪伟

  A特22-A特2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点击加载更多
广告

    • 一天
    • 一周
    • 一月
       回到PC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