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快讯（记者 侯润芳）买酒店、买影城、买足球俱乐部、买球星···近两年，中国企业掀起了海外并购的热潮。从2016年下半年，监管多次“喊话”非理性投资。今年8月18日，多部门联合下发《指导意见》明确了鼓励、限制、禁止三类境外投资活动。其中，限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五大类境外投资。

　　如何看待监管对以上五类海外投资行为的限制，资本管制何时会放开？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如火如荼进行中，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的投资中如何规避包括汇率浮动在内的风险？

　　新京报专访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管涛认为，从国家和企业两方面考量，资本管制完全有必要，短期内资本管制政策不会再随便更改。但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不等于也不应该等于重归资本管制的老路，不可能替代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只能为改革和调整争取时间。

　　此外，对于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投资，管涛建议要用市场化的方式作为基本原则，坚持财务的可持续。

　　“政策不会翻烧饼，短期内是不会再随便更改”

　　新京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相关部门有关人员多次“喊话”表示，密切关注五大类海外投资。您如何评价管制效果，未来资本流动的趋势是怎样？

　　管涛：我认为资本管制是有必要的，政府的管制主要出于国家和企业两方面的考量。

　　从国家角度来看，国际收支口径的数据显示，2014年到2015年二季度前，每个季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300来亿美元，2015年三季度到2016年三季度翻了将近一番，飙升到600亿美元。这种趋势性的大规模流高速的流出，肯定存在问题。这种资本流动已经不是简单的走出去，已经给国家的安全带来很大的影响。

　　外汇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3042亿美元，资本项目逆差（含净误差与遗漏）6471亿美元，由于资本外流超出了经常项目盈余，外汇储备资产减少3423亿美元；2016年，经常项目顺差1964亿美元，减少35%，资本项目逆差6400亿美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外汇储备资产减少4487亿美元，较上年多减31%。为什么去年年底出现了保汇率还是保储备之争，汇率眼看要破7，储备眼看要破3万亿。

　　从各方面指标来看中国外汇储备还是比较充裕的，但是外汇储备是否够用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指标，还取决于市场的主观判断。市场主观认为去年形势已经比较危急。因此，去年年底，国家有关部门联合监管，从源头开始加强了对对外投资的规范，特别是几个投资领域的几种异常的投资行为加强了规范，效果非常明显。这也就是我们才能在这里非常坦然地在讨论外汇，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相关部门才有可能放松管制，才讨论给投资、给贸易更多的便利化支持。

　　从国家来讲，有必要管，如果任由那个形势发展下去，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从企业本身的角度来看，加强外部规范也是必要的。不少新兴市场的国家企业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可获资源增多，对外投资借贷的冲动很强，但新兴国家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很容易“交学费”。麦肯锡4月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十年，中资跨境并购收益最差的当属2000年代后期的能源类收购项目，其中84%的交易的平均亏损为期初投资的10% 此外，还有一些企业借债在海外进行大规模的溢价并购，买俱乐部、球星等。

　　从国际上的经验看，我们要特别汲取日本的经验教训。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面临日元升值压力，日企大举在海外扩张，当时就买了很多美国地标的不动产。那现在呢？现在日本人在哀叹金融战败！日本的教训是当时他们的很多海外投资不是来支持国内的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是搞财务投资和金融投资。日本人当年做的这些事失败了，难道我们现在再走一遍？一旦市场恢复冷静，再过一两年前期快速对外投资的问题肯定会暴露出来。

　　另一方面，据了解，很多在国外大量入手不动产的国内企业，其目标客户是国内高净值家庭而不是国外客户。可以说，这些企业不是在赚外国人的钱，而是在赚中国人的钱。

　　新京报：各种数据显示，管制效果明显，未来会不会放开对五大类投资的管制？

　　管涛：政策不会翻烧饼，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旦定为政策以后，短期内是不再随便更改，但是一些内部掌握的要求会有所松动。

　　还会不会扩大管制范围？我觉得在形势没有恶化之前，不会再随便扩大限制范围。毕竟支持走出去是国家大的政策，很早之前也明确了尊重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地位的方向。但现在看到一些企业确实比较缺乏理性，有很多风险隐患，既有当前短期的风险隐患，也有很多未来风险隐患，可能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才采取措施。

　　但需要补充的是，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不等于也不应该等于重归资本管制的老路。任何资本流动的管理措施，都不可能替代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只能为改革和调整争取时间。

　　新京报：如何评价这种短期的行政手段，如何才能从根本上防范资本项外流？

　　管涛：这波的管控还是主要依赖行政手段，虽然效果好，但是对政府信誉伤害很大。现在要讲政策的逻辑，也要讲市场的逻辑，在考虑政策目标的同时兼顾市场的需要，尽量地干预要减少市场扭曲。

　　不可交易是最大的不确定性，也是最大的风险，容易形成政策反复和一刀切，通过价格手段影响交易成本，相对更加可行。包括五大行业在内的企业能不能赚钱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政府觉得这个不符合产业政策，征收重税就可以了，比如实施托宾税。对鼓励类的海外投资，可以不征税，当然资本流动形势不好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征收很少的税缓解、逆周期调节一下。对于限制类的海外投资项目，多征税，对于禁止类的投资，征收重税。比如对于资产转移行为，征收资产转移税。此外，可以用金融交易税或者费的安排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研究从反洗钱、反避税、反恐融资的角度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汇率政策不会让赌人民币贬值的人和企业赚钱”

　　新京报：如何看待这轮资本管制和人民币汇率的关系？

　　管涛：第一，人民币升值增强了汇率维稳的公信力，它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第二个，及时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为调整争取了时间，如果没有当时果断出手采取一些政策，来抑制资本过度的流出，可能刚开始局面就会比较困难。

　　反过来看，如果没有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做支持，我觉得管理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去年对购汇管的较多，抱怨也较多，但是成效不大，既没管住又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所以，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对汇率、储备、管制这三个工具，每个工具你都掂量掂量：每个工具的利和弊是什么、政策的目标是什么、到底保哪个目标？在外汇市场平静的时候，汇率稳住、储备保住、管制放松这三者可以兼顾。但如果遇到极端情况，三者兼顾不到，目标要有明确的优先次序，这是重点。

　　新京报：汇率变动对从事外贸业务的中国企业带来了哪些影响和挑战？

　　管涛：这一轮人民币升值，不是对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产生影响，而是对中国企业的财务管理能力提出挑战。

　　比如，假设中国与印尼企业做贸易用美元来计算，当时签订贸易合同时采用人民币结算美元折过去兑印尼盾的汇率，在当时的汇率情况下，双方双赢。但在去年年底，人民币有很强的贬值预期，中企在完成对印尼的出口，结算收入的美元很大可能还没有结汇。企业的出口利润3%到4%。但非常不幸的是，人民币最多升值了7%，等于把它的出口利润给干掉了。

　　很多中国企业财务上的损失，是因为赌错了汇率的方向。但这不是汇率政策考虑的问题，汇率政策不会让赌人民币贬值的人和企业赚钱。

　　企业应该从这一轮人民币升值中汲取的教训是企业不要去做不懂、不专业的事情，最关键的是，企业不要用市场判断替代市场操控。

　　“企业走出去既要服从国家战略，也要考虑财务的可持续性”

　　新京报：对于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您有什么建议？

　　管涛：对于参与“一带一路”企业的海外投资，当然不是在“一带一路”投资中买球队、不动产，支持参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的海外投资要用市场化的方式作为基本原则。中国企业去做投资，不是去做捐献、援助，要坚持市场化原则、财务的可持续性。麦肯锡今年4月份发布的市场调研报告，2005年以来很多中资企业跨境并购项目，60%没有为企业创造实际价值，特别是2000年后期的能源类收购项目收益极差，84%的交易损失了期初投资的10%。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当时大家说把外汇储备变成战略物资储备，所以有很多国内企业到外面去搞能源类并购项目。但不能因为国家战略支持鼓励，企业就不用考虑不计成本，还是要坚持财务的可持续。

　　新京报：像中资企业现在对外投资，如何规避包括汇率浮动在内的投资风险？

　　管涛：我觉得汇率浮动是一方面的风险，更大的风险是外汇管制的风险，赚钱了出不来。

　　中国要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经贸合作，实现经济、金融的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和当地汇率的汇率风险客观存在。如何规避汇率浮动风险？可以开发一些人民币对沿线国家货币避险工具，如在中国境内开发和这些国家货币或者沿线国家一篮子货币的ETF产品或者汇率指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