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大势
大量进口中国制造业产品，而极少出口拥有比较优势甚至垄断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的情况下，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第二大经济体的巨额贸易逆差实在是出之必然。
4月4日，财政部网站发布公告，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
3月22日以来的中美贸易战在中美两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引起了极高的关注和讨论。于中国而言，当务之急乃是透彻分析特朗普总统这一“任性”举措背后真正的动机和用意。
贸易逆差根本原因：美国自身出口限制
从1976年起直至2017年，美国的贸易收支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逆差状态。尽管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贸易赤字稍有回落，但始终保持在5000亿美元以上。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7年美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约5684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约3372亿美元，占全部逆差的59.32%。这些看似的“天文数字”在美国国内造成了极大不安，不少人怀疑这是美国“衰落”的标志，对中国出口行业产生不满，特朗普也称5684亿与3372亿为“失控的”贸易逆差。
然而，从更深的视角来看，这些数字真的是美国危机的预兆吗？其实并不是。
美国产生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种观点认为，美元估值过高是美国商品出口的一大阻碍。但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作为核心的“可自由兑换”货币，长期估值过高显然很难实现。美元估价过高可能一定程度上解释短期内的贸易逆差波动，但对于长期存在的巨额逆差则几乎没有解释力。
还有观点认为，美中贸易逆差的核心原因在于双方产业结构的互补性。美国通过对外投资与外包业务，将低端制造业大量转移给中国，中国通过发挥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而获得巨大的贸易顺差。但是，同样拥有高产业结构的日本和德国，却极少出现如此巨额的贸易逆差，甚至经常实现贸易顺差。所以，产业结构差距并不是主要原因。
事实上，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应是美国自身严格的出口管制。
相较中国，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高新技术产品和科技研发。但是，美国政府从其国际霸权战略出发,严格限制高新技术行业的出口。2007年以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出台了一系列出口管制政策，形成了严苛的ECCN制度，甚至出现了专门针对中国的“中国规则”，禁止一定频段的示波器、脉冲功率系统零件、超级计算机系统、常温外的电信设备和零件、使用正交幅度调制系统无线电设备、空间通讯和组合导航技术、航空生产和测试设备、水下设施和零件等高新技术出口中国或者进入中国军用领域。
所以，在大量进口中国制造业产品，而极少出口拥有比较优势甚至垄断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的情况下，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第二大经济体的巨额贸易逆差实在是出之必然。
美国经济的发展赖于美元的“回流”
与逆差成因同时出现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在长期的贸易逆差下，美国市场的美元为何依然充沛，美国经济为何依然稳步发展？
当然不是因为美联储违反汉密尔顿原则，随意增发了美元货币，而是这些“流出”的美元，因为美国国内良好的制度环境、低廉的制度成本、健全的法制规范、自由的投资环境，包括令人向往的高等教育、回报较高而稳定的美国国债等因素，或是因美国政策改革、美联储加息等短期外因，又以政府及私人购买美国国债、企业设立境外公司、私人赴海外求学工作等各种形式“流回”美国。
美联储数据显示，从2017年2月到2018年2月，美国流通中货币量从15084.3亿美元，每月均匀增加至16163.1亿美元，美国市场上流通的美元数量基本与其经济发展相适应。上述过程无法体现在贸易逆差的计算当中，但美国2010年以来稳定的GDP与人均GDP增长率，已是其经济发展与活力的最好证明。
通过改革应对外部冲击
如果贸易战势在必行，则中国政府在设置美国进口商品关税时要格外谨慎，周全考虑国内相关产业。在对美国进口的原材料与中间商品征收关税前，需要做出科学谨慎的评估。
我们应当注意到，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战略之所以能够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国内高昂的制度成本使得产品的国内价格高于国外价格。
此次挑战也可以通过推动国内改革，改善中国的制度与法律环境，降低制度成本，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减小阻力。而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努力做出相关改善，3月28日，国务院宣布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将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制度环境可喜的进步。
当然，我们最需明确的是，贸易战中没有赢家，正如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所言：“在21世纪，国际贸易需要基于规则，而非实力和强权”。或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所言：“在当今世界，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一批历史上素不相干、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只是彼此保持距离而已）、只认自己实力的实体更有可能带来冲突，而不是秩序。”
□何永江、仲凌苇（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副教授、国际商务系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