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在连接国际和中国内地市场之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及基金互认安排等举措的实施，使两地金融市场更为紧密地融合，互联互通，互惠互利。

未来，两地金融市场还有哪些合作空间？面临哪些挑战？围绕这些问题，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接受了新京报专访。

巴曙松。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香港在吸引国际资本进入内地市场方面如何发挥作用？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方面香港有何优势？

巴曙松：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的国际资本占内地实际使用外资的比例，经历了有意思的波动过程。刚开始，随着内地开放程度提高，这个比例持续下降。但是，最近这几年，当这一比例下降到60%左右时，又开始持续上升，到2018年，已经重新回升到70%以上。与内地广大的市场和众多的开放城市相比，香港只是“弹丸之地”，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却可以在中国内地吸引国际资本方面发挥如此关键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的关键，就是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独特的连接东方与西方市场的纽带地位。

近期香港交易所发出公告，准备与伦敦证券交易所合并。为什么是香港而不是其他地区的交易所发起这样重大的交易？一方面当然是香港独特的国际城市地位，如果是内地的交易所，可能即使资金实力再雄厚，考虑到欧美市场当前的氛围，都难以发起这样大规模的交易；而香港之所以有勇气发起这样的交易，同样是因为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独特的优势，以及近年来积极推动的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与内地市场的密切合作。

香港作为活跃的国际金融中心，处于连接亚洲特别是中国内地这个快速发展的市场与欧美金融市场的关键纽带地位，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可持续的资本市场开放，必然是“双向的”，既要“请进来”（即请世界各国金融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也要“走出去”（即中国金融机构、企业、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海外资产配置），香港在这两种开放路径中都有条件发挥积极的作用。

与许多国际金融中心相比，香港更为熟悉中国内地的市场状况，以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为代表的香港与内地市场平稳可控开放的模式，就是以香港这种独特的地位展开的。可以想象，类似的互联互通的项目如果放在其他的境外市场，会面临很多方面的难处，例如时区、法律法规体系、文化语言、投资者对这些市场的熟悉程度，还有监管机构和交易所之间的沟通效率等，这些难处有的可能短期内都是难以克服的。

在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内地与境外金融体系如何沟通互动，随着中国经济金融规模的持续提升，必然会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课题。在这个背景下，香港通过建立覆盖不同资产类别的互联互通机制，为中国内地市场的开放提供一个既对国际市场开放又风险可控的平台，将境外市场上的投资者和企业、与中国内地市场上的企业和投资者连接起来，在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和市场开放的同时，充分保证两种不同的市场制度的有效沟通，保证交易的便利性、资本畅通流动，高效率对接国内市场。

新京报：在发挥纽带作用的同时，香港金融市场本身可以获得哪些发展？

巴曙松：首先是打造离岸人民币产品中心。全球约七成的离岸人民币支付交易经香港处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入新阶段，香港离岸市场的发展动力由主要依靠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境内外套利交易等，转向发展金融产品的丰富和深化，提供更多与人民币全球配置和跨境流动相适应的市场工具和管理手段，包括离岸人民币的存放、融资、外汇交易，以及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创设与投资等，使得离岸市场继续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现国际跨境投资需求，便利机构管理风险的重要场所。

其次是优化香港金融市场结构。以香港债券市场为例，2019年5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人民币债券成功发行，这是香港市场上首只同时面向机构和个人并通过香港交易所CCASS系统（中央结算系统）进行发售的非政府债券，首次采用“交易所CCASS系统+场外簿记平台”同步发行。对整个香港市场而言，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从历史上一直是股强债弱，香港债券市场的逐步发展壮大，以及相应的FICC（固定收益、外汇及大宗商品）业务体系的发展，均有利于巩固香港作为亚洲时区重要的财富管理中心、风险管理中心、资产配置中心的重要地位。农发行此次同时面向公众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发行的成功经验，能够起到良好的创新示范效应，为市场上的其他发行主体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