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供图
“我们需要银行业，但是我们将不需要银行”，谈及新冠肺炎疫情对金融业经营产生的冲击，贲圣林脑海徘徊着比尔·盖茨在20多年前的这句预言。经历了国际银行行长到金融科技研究学者的身份转换，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管理学院教授贲圣林坚信，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是别无选择的。
他认为，2020年的疫情对全球金融行业影响持续深远，整个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会加快推动、呼唤金融行业的转型。而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和金融科技企业的全球化步伐的提速，未来是会并行的。对中国来讲，抢占金融科技行业全球真正的制高点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对于时下备受关注的“新基建”，贲圣林表示，其意义包括缓解疫情冲击，优化产业结构，让第二产业焕发新春。不过，他也认为，推进“新基建”的同时，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也要同步进行。“新基建”本身会起到一个助推器、加速器的作用，帮传统产业真正向数字经济、智能经济转型。
“新基建”可以让第二产业焕发新春
新京报：疫情冲击下，围绕“新基建”的探讨升温。您也曾多次提到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两个概念似乎有一定重合。怎么看待“新基建”之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贲圣林：从政策层面看，早在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基建”的概念被首次提出来，主要强调“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新基建”和我之前提的数字基础设施有相通、重叠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按我的理解，“新基建”主要围绕技术层面以5G、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新基建”涉及的主要领域目前大概有7大产业——5G基站、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传统的高铁和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这其中包括底层芯片硬件发展。按照公布的投资规模，这7大领域本身属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都处在产业前沿，对于新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拉动作用。
“新基建”的意义或者影响方面，直接的作用就是缓解此次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今年国际、国内整体形势上，无论是出口还是消费，都会受到大量冲击，新基建投资对于拉动经济整体增长有一个乘数效应。据相关测算，如果今年基建的增长速度在去年3.8%的基础上提升10个百分点，对整个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拉动作用差不多在GDP增长0.6%-0.8%之间。更重要的是，这次抗击疫情中，各类数字经济平台在企业复工复产、网上办工、稳就业、稳经济、保民生这块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也使大力发展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成为更广泛的共识。
第二个意义，大力发展“新基建”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新基建”主要是和科学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相关，刚才说七大领域的投资与建设，本身会拉动上下游兼顾硬件、软件领域的巨大需求，应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重要任务。2013年，第三产业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对GDP增长贡献最大的产业。过去这段之间，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好像增长相对出现一些滑坡，“新基建”可以让第二产业焕发新春。大力发展“新基建”，可以为先进制造业、智能制造业带来新的动力、新的元素、新的亮点。
另外，“新基建”不只是新的投资增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盘活资产存量，让现有传统产业、传统社会治理机制都能够盘活、激活，使其有很大的效率提升。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更重要，因为发展是渐进式的，能够在固有优势的基础上提升效率、释放红利。推进“新基建”的同时，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也要同步进行。“新基建”本身会起到一个助推器、加速器的作用，助力传统产业真正向数字经济、智能经济转型。
不能忽略和“新基建”相关“软”的制度、规则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新基建”不仅是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一种手段，更是中美贸易摩擦下大国竞争的关键。从国际视野来看，“新基建”能否承担这样的角色？
贲圣林：这次的“新基建”和此前2008年我国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有所不同。我觉得，首先这两次投资的背景存在差异。上一次更多是因为美国、欧洲金融危机，更多是针对我们出口疲软的情况。而今天的背景可能是全球性的经济萧条，会对国内、国外以及未来全球经济的产业布局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主体和过去也会不一样。很多“新基建”的投资主体可能是以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公共投资相结合，甚至以企业主导、政府指导和制定政策。所以，今天中国经济的多元性更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次经济刺激计划的政策目标也不一样，上次主要是为了投资拉动内需对冲外贸、出口的问题，这次是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常态的情况下，实现整个产业升级、优化，增强整个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意义可能比上次更大。
同时，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示范型效应会更强，“新基建”可能对国际范围内的产业分工、国家间的分工都会产生影响。由于疫情，前两个月大家还担心，比如印度会把全球产业链中属于中国的一些部分吸引过去。现在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可能对未来全球供应链产业分工的影响会非常深远。
我们以前是从“制造大国”往“制造强国”走，现在也需要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和主动做出调整。当以前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国际贸易摩擦不断、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这次疫情也会让我们明白很多东西，比如全球供应链真的不完全可靠。可能有些所谓的离岸化会重新在岸，这样对全球分工新格局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影响。
另外，作为新兴的战略产业，特别是5G等前沿基础产业，可以说是未来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竞争的主要战场。我们本身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孵化支撑一个更广阔的全球市场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新基建”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手段，应该说使命重大。讨论“新基建”的时候，除了“硬”的以外，也别忘了和“新基建”相关的制度、规则，即“软”的政策法规如何更好地促进“新基建”投入和发挥作用，需要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好。新基建作为提升我国未来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将承担重要历史使命。
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别无选择
新京报：疫情期间，金融机构线上运营能力受到大考。疫情对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经营发展会带来哪些影响？
贲圣林：回顾2003年“非典”，作为一个催化剂也好，加速器也好，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发展，推动支付宝等诞生。我个人认为，2020年的疫情对全球金融行业的影响是持续深远的，也可以说会有一个革命性的影响。
从全球股市来看，整个金融业的上市公司中相当一部分市净率为0.5，甚至更低，作为巨头的花旗市净率才0.5。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疫情，大家恐慌。但反过来说，肯定也有一个原因，就是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是没得选的。为什么最近“无接触贷款”受热议？就是20多年前比尔盖茨的这句名言——“我们需要银行业，但是我们将不需要银行”，总算要来了。整个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会加快推动、呼唤金融行业的转型，如数字化、全球化。
虽然目前出现一些逆全球化的迹象，但对支付宝、网商银行、微众银行等来说，有潜在的技术红利、商业模式红利，可以更加精准地为全世界70多亿人口服务。从全球化步伐来讲，以金融科技领域为代表的偏技术型、赋能型的企业，可能全球化步伐会加快。
个人认为，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和金融科技企业的全球化步伐的提速，未来是并行的。对中国来讲，抢占金融科技行业全球真正的制高点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新京报：刚才提到“无接触贷款”这种合作，近期银保监会方面也有表态，鼓励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加强与主要依靠互联网运营的民营银行的业务合作。如何看待合作中双方的角色关系？进一步健康发展需厘清哪些问题？
贲圣林：首先，两者之间合作是特别值得点赞的事情，这两类企业互补性比较强。比方说，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关注批发型业务相对多一些，民营银行如网商银行关注的是小微群体，所以运营能力、客户定位、运营模式都不一样。一个是纯批发型的、靠分支行网络，一个是纯零售型的，完全没有分支行。
如果说从“生物学”角度来看的话，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相当于“主动脉”，它不能渗入整个经济体的方方面面，比如中小微企业、个人零售业务等存在一些死角，一直解决不了。但是像微众银行、网商银行、新网银行更像“毛细血管”，渗透的就是肌体里。如果二者能够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的话，可能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畅通工程”与“滴灌工程”的目标。政策性银行有大量资金，但是不知道怎么送到有需要的地方，效率也不高。而互联网银行现在有这个技术能力，但有时候因为政策、贷款规模受限、融资能力等问题无法做大。所以，鼓励双方合作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双方之间有信任感也不容易，就是我之前说过的“边界”问题，牵涉到双方之间合作模式。假定以贷款为例，是以委托贷款的形式，还是联合贷款的形式，涉及到风险怎么分担？如果是委托贷款，委托人承担所有责任，另一方只是渠道。联合贷款的话，双方按照比例来分，如前10%的损失一方兜着，另一方只兜后面90%。也有一种合作模式，政策性银行只提供资金给你，你是我的客户，我不去接触终端客户的风险。另外，从地域、范围、客户来讲，这个业务别来侵蚀我现有的客户。商业银行有自己的零售业务，如何从地域、客户群体上来做增量，而不是蚕食现有的客户，这都需要双方合作的时候去厘清边界，分好利益。
全球供应链的一些关键节点、要素可能需要中国支撑起来。从出口角度来讲，可能有不错的机会。
全球供应链面临结构性调整，一些关键节点可能需要中国支撑起来
新京报：随着疫情防控的深入，您对接下来恢复经济发展活力有哪些建议？
贲圣林：从国内投资角度，首先是要从行政效率方面加快审批、简化审批。比如接下来要推动的“新基建”，包括之前承认是短板的和医疗卫生领域有关的（项目），还有一些已经定好的重大工程，可以加速复工、推广，提前执行。这关系到提升政府行政效率的问题，要简化审批流程，包括一些资质认证的问题。
第二是稳定投资来源，要关注外商投资，既是做增量、也是保存量的问题。因为全球疫情形势还难说，很多跨国企业的总公司在英国、美国、德国，可能会有抽调资金、项目到其他地区的压力与想法，我们要思考如何主动服务好外商。整个疫情防控中，中国防范的效果目前是不错的，甚至很多资本会把中国作为一个安全港。如何让他们真正扎根，需要从优化投资环境与服务的角度稳住企业信心。
第三，从拉动国内市场消费的角度来看，根据2003年抗击非典的经验，我们知道很多消费在被压抑着，疫情结束后可能出现报复性消费，是否可以发行一些消费券？政府为主体发放也好，企业自身的预售卡也好。比如，东方航空公司可能现在业务是比较差的，如果有买旅行卡的活动，未来五年之内用可打折扣之类的，我想很多人可能会买，因为许多出行是未来的一个刚性需求。把未来的消费相对提前，帮助行业生态主体对冲一些现金流方面的风险，有利于提升一些信心。
另外，从出口贸易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根据新形势做出主动调整。例如跟疫情相关的广义大医疗产品要简化出口手续，既是为全球防疫斗争做贡献，也是为了国内的产能考虑。同时，因为全球供应链正面临一些结构性的调整，除了防疫情相关的领域，全球供应链相关的一些关键节点、要素很可能需要中国支撑起来。疫情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全面爆发，不少国家经济活动陷入停滞，必然对未来全球供应链和产业分工带来极大的冲击，因此从出口角度来讲，对于国内相关产业反而可能是一次实现主动调整、优化升级的不错的机会。
新京报记者 陈鹏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