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及中国经济，而2020年对于中国而言十分关键，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决战脱贫攻坚之年。
不过，虽然上半年中国经济复苏，且趋势将延续至下半年，但仍伴随着诸多风险。
8月6日，由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的“中国经济新格局：乘风破浪”夏季峰会在线举行。在此次峰会上，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发表题为“下半年中国及全球经济趋势”的主旨演讲。
在他看来，最糟糕的时候或许已经过去，但当前形势不容乐观。中国率先走出疫情，凭借补库存和赶订单推动短期经济V型复苏，但下半年面临的风险不仅包括疫情反复，还有随着疫情持续时间的延长，我国自身报复性需求明显回落，此前补库存的动能将逐步下降。
长远观瞻，疫情会导致逆全球化加速上演，其间，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一些企业未来或选择撤离，对于拥有最完整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中国而言，一方面不必过度悲观，但也必须正视国际环境急剧恶化的现实，认识到脱钩和逆全球化的风险，未雨绸缪，积极应对，以深化改革开放来应对逆流。
谈形势
上半年中国经济“V型”复苏 发达国家受服务业拖累冲击大
今年上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陷入停摆，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一千万例。
陆挺认为，最糟糕的时候或许已经过去，但目前形势仍不容乐观。“中国得益于体制优势，迄今为止抗疫非常成功，4月份以来，我国每天新增确诊病例已经明显回落，但疫情也存在反复。”
陆挺表示，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可总结为几点，首先，我国以巨大牺牲换来对疫情的有效控制，中国也成为全球最早走出疫情、最早恢复生产（尤其是工业生产）的国家，补库存和赶订单推动短期经济V型复苏。
其次，今年疫情从亚洲蔓延到欧洲，再到美洲又叠加我国较早走出疫情这一因素，客观上使得我国成为全球生产防疫物资以及居家办公用品的工厂，因此，我国的出口在复工复产之后明显改善，未出现大幅下降。
再次，进入二季度，疫情期间压抑的需求集中释放，推动企业加快补充库存，同时，政策宽松与刺激带动国内需求增长，拉动基建投资。
最后，政策重心主要在于纾困和“六保”，尤其是保就业、保市场主体和保民生，这对二季度的经济复苏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
“在经济恢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目前的信贷政策相对于2015年-2016年未必特别突出，但过去几年，我国名义GDP、实际GDP增速下行的幅度较大，在此情况下，信贷增速依然从10.5%提到13%左右，这说明货币与信贷政策宽松力度还是非常大的，我认为政策及时、灵活的调整起到了关键作用。”陆挺称。
疫情重创之下，中国经济展露韧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一些关键性经济指标已经明显好转，其中，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8%；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虽然仍同比下降3.1%，但降幅已比前5个份收窄3.2个百分点。
对于全球经济复苏，陆挺表示，最糟糕的时候是今年四月份，五六月份则明显好转，一些发达国家受疫情影响较大，是因为越发达的国家服务业比重越高，而疫情对服务业的打击远远超过工业。
“对比中、日、欧美的PMI（采购经理指数），中国制造业的PMI走出了‘V字型’，除日本外的国家也是‘V字型’，但中国的见底、反弹明显领先其他国家两三个月，服务业也是如此。欧洲受到的影响远远大于中国，经济复苏也会比我们更加艰难。”陆挺称。
不过，他也表示：“整体而言，虽然中国经济情况正在好转，但也不要盲目乐观，今年上半年我国名义GDP同比收缩了0.9%， 社零总额、出口、固定投资、公共财政支出四个指标累计同比增长仍是负值，这说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整体打击非常大。”
谈风险
复苏速度可能不尽如人意，疫情延长或使报复性需求明显下降
关于后续中国及世界经济走势， 陆挺表示，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一方面有望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经济持续复苏，另一方面有可能复苏速度不尽如人意，且伴随着诸多风险。整体来说，这段时间不能过于乐观，但也不必过于悲观，应该留一份谨慎的心态，观察下半年。
下半年经济面临的风险之一是疫情反复的可能性。“现在实际上还谈不上反复，毕竟第一波疫情还没有真正过去，全球有可能在今年的秋、冬季出现第二波疫情。疫苗研发难度相当大，这也是需要面对的风险之一。此外，抗病毒药物的研发也有不确定性。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不少发展中国家成为疫情重灾区，但当地的公共卫生系统又比较落后，防疫能力较差，这些地方的疫情如果得不到解决，会给全球疫情防控带来相当大的风险。”陆挺称。
在陆挺看来，疫情延长还会导致一定的社会问题，比如美国疫情叠加美国大选会造成一些地缘政治风险。同时，这种冲击对诸如全球产业链的调整等方面会有长期影响。
“下半年经济复苏所面临的风险还包括世界各国的货币与财政宽松政策不可能再像过去几个月那样持续大幅度、快节奏地推进了。”陆挺表示。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陆挺认为，下半年不仅存在疫情反复等因素，还包括随着疫情持续时间的延长，缺乏社会保障的农民工消费潜力会降低，我国自身报复性需求也会明显回落，此前补库存的动能将逐步下降等。
与此同时，随着其他国家逐步重启经济、开始生产医疗物资，将影响我国医疗物资的出口。在房地产方面，由于我国本就处于下行周期，政府又坚持“房住不炒”，因此，经济复苏的动力会受到一定影响。此外，信贷增速不大可能保持其上半年从10%到13%的快速上升势头，最有可能转向平稳，短期来看，信贷为经济复苏提供的动力会比之前相对小一些。
“还有一个风险是我国面临着更加恶化的全球环境，尤其是美国大选叠加其他一些因素，会影响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所以制造业投资会受一定影响。”陆挺称。
谈变局
全球面临利率过低“危机”，逆全球化可能会让一些企业离开中国
目前，疫情将给全球经济结构及趋势带来明显及长远的影响已经成为共识。
陆挺称，疫情带来的长远影响主要有三个。其一，全球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会带来正面与负面的影响。正面来看，除非未来疫情依然反复，否则不大可能出现1930年的大萧条，原因在于世界各国央行已经掌握了非常重要的技巧，即在经济急速下滑时，如何通过货币政策遏制这种态势，防范金融风险。另外，过去十年，全球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杠杆已明显下行。
不过，负面效应同时显现，全球央行的量化宽松会造成全球利率过低，信贷更易获取，但市场可能无法合理地定价风险。一方面，利率过低会使资产价格过快上涨，过去几个月牛市远超市场预期，造成的结果就是全球各国包括发达国家的内部都会产生贫富不均、社会阶层分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从而影响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利率过低会导致金融信贷资源分配效率过低，僵尸企业明显增加，全球GDP增速下降；政府在支配资源中的比例明显上升，这实际上也降低了效率，造成很多社会问题。
疫情同样造就了机遇——电子商务再次飞跃，陆挺称，疫情影响下，在线会议、在线办公的APP下载量飞速上升，同时，疫情也能进一步带动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物流系统的发展，推动相关领域更大规模的投资。
此外，疫情也可能导致逆全球化加速，但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陆挺表示，从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到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实际上能明显看出全球贸易在GDP中的比例在下行。
陆挺认为，这次逆全球化和二十世纪初相比有很大区别，不可能是一个快速的逆全球化，全球整体权力结构和经济结构还将保持一段时间，美国还将会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对于中国而言，逆全球化又意味着什么？陆挺称，一方面我们不要过于悲观，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优良的基础设施，较好的营商环境和庞大的国内市场，所以外资在短期内撤出并不容易。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过度乐观，短期内因为疫情，我国出口相对于其他国家表现优异，而绝大部分跨国企业生存艰难，不可能在此特殊时期转移产业链，但我们不能据此就判断没有脱钩，没有逆全球化，不能以当前的企业行为来推导疫情之后的企业行为。
伴随着中国崛起，中美贸易冲突，新冷战的帷幕渐渐拉开，疫情本身又加剧了国际环境的恶化，我们不能从纯粹商业利益的角度来看待脱钩和逆全球化。我们应该未雨绸缪，一方面坚持全球化的大旗，一方面也应该做好应对。
不过，陆挺称，新的挑战本身也意味着新的机遇，把握新的机遇需要新的战略， 近期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间有几个方面可以引申。一是关键设备和零部件的进口替代，目前的国际环境更加促使我国下定决心做高端零部件的生产研发，尤其是在半导体领域。
二是通过市场开放和体制改革，把一部分我国居民在国外消费需求引到国内，通过国内的供给来满足这些需求，这方面教育、旅游和奢侈品等行业还大有可为。
三是根据国内市场情况，逐渐转化我国一部分出口产能，用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
四是扩大在国外一些如粮食和能源等关键领域的投资，保障我国必需物资的供应。越是面临着复杂、恶化的国际环境，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开放就越要推进，就越要鼓励外资进入参与我国的内循环，并且走出去做好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潘亦纯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