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
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 黄鑫宇）“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已经结束，但围绕嘉宾发言中关于中国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等相关话题的讨论，持续升温。在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看来，总体而言，持不同观点讨论的双方均存在一些偏颇之处。他们中既存在未能深刻理解中国金融未来发展方向、发展动力的现象；也存在着对中国金融发展情况了解有限，对于一些专业用词本质含义了解不够的问题。“但中国金融的发展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他说。
准确而言，吴晓求是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近日的一次直播活动中谈起了他对相关话题的看法。“这几天大家对外滩金融峰会嘉宾们发言的讨论比较多。这些看法因为着眼点不同、站的角度不同，似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当然这些争议也透视出，大家对中国金融的当前与未来，理解上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同时，他也关注到另一个现象，很少听到学者对此发表的看法和观点。“我试图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评述”，吴晓求分享了他的总体观点。
“首先，我们还是要重视金融风险的防范。其次，中国金融体系从目前看，虽然离我们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有一些规则还是要符合今天的现实。再次，我们必须要着眼于未来，重视金融生态系统的建设，让中国金融生态体系更加丰富，更好地满足中小微企业、中低收入阶层的金融需求。最后，我们要重视金融科技对中国金融的推进作用，这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
为此，他从“中国是否存在金融系统性风险”“巴塞尔协议是否老化”“金融监管与创新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理解中国金融‘当铺论’”四个引发争议的主题，展开具体分析。
中国是否存在金融系统性风险？
有主题演讲嘉宾在峰会上提出，巴塞尔协议比较像一个老年人俱乐部，要解决的是运转了几十年的金融体系老化的问题，系统复杂的问题。但中国的问题正好相反，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缺乏金融生态系统的风险。
“我认为，对中国金融改革发展来说，防范金融风险仍是非常重要。对于持有‘中国不存在系统性风险’的观点者，我们不能对其苛求，因为他毕竟不是从事金融学研究的专家，他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他有很多非常好的想法。”吴晓求首先给出自己的看法。
“金融风险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一般而言，非系统性风险就是局部性的，它可能没有‘感染’到整个金融体系。例如，某一家商业银行被并购了，甚至破产倒闭了，由于处置比较恰当，它没有‘感染’到其他商业银行，更没有‘感染’到整个金融体系。再例如，某些地方的融资平台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能及时兑付，但是它的波及范围就是在发生地。诸如这类情况我们都可以称之为非系统性金融风险或局部性金融风险。”
“而系统性风险，一旦出现会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甚至会出现金融危机。”他接着解释道，“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发展来看，我们的底线是要防范中国金融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即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吴晓求也注意到嘉宾发言中所阐述的中国缺乏金融生态系统的问题。
“中国金融的毛细血管并不是很丰富，传统来讲，只注重大型机构，像湖泊、水塘，小溪小河、沼泽地这样的金融毛细血管，关注度不够。”对于中国金融的生态链当前不够非常丰富的现状，吴晓求认为，话题的讨论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既要关注大企业、大客户，更要关注中小微企业、中低收入人群公平享受相应金融服务的需求。
改变和解决的思路，他表示，只有借助市场化力量、通过科技对金融的重构，才能丰富中国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中国的金融体系，除了大江大海流量要丰盈外，小河小溪湖泊也要有水的流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从外滩金融峰会上听到的意见，也指出了问题的所在。”
巴塞尔协议真的老了？
《巴塞尔协议》是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巴塞尔银行业条例和监督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在瑞士的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的简称。巴塞尔协议的三个支柱包括：最低风险资本要求、资本充足率监管和内部评估过程的市场监管。该协议已成为全球银行业最具有影响力的监管标准之一。
而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距今已过去十年。2010年9月12日，由27个国家银行业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高级代表组成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就《巴塞尔协议Ⅲ》的内容达成一致，全球银行业正式步入巴塞尔协议Ⅲ时代。
具体到“巴塞尔协议是老年人俱乐部”的解释，峰会上嘉宾提出，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巴塞尔协议讲的风险控制越来越受重视，但现在的趋势越来越像是全世界变成只讲风险控制，不讲发展，很少去想年轻人的机会、发展中的国家机会在哪里，这其实是导致今天世界的很多问题的根源。巴塞尔协议本身也让欧洲的整体创新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特别是金融数字化方面。
对此，吴晓求首先确定，中国金融体系的主体部分，从目前看，仍是商业银行。虽然他也认同，由商业银行主导的中国金融体系是需要改革的。“但是目前看，如何防范中国金融体系主体部分，即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仍然是我们金融监管、金融政策所必须关注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中国金融体系目前占到主导地位的商业银行，加强监管，是必须为之的行为。“我们不能让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润，而无限度的扩张信用，这无疑将引发巨大的风险。”他说。
因此，对于巴塞尔协议Ⅲ以及我国根据其制定的关于中国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整治，吴晓求认为非常恰当。
“无论是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还是存款准备金制度、拨备的要求等等，巴塞尔协议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成熟的。在中国现阶段，保持商业银行相对稳定，对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吴晓求看来，“提出观点的嘉宾，可能不太了解巴塞尔协议所具有的至关重要性。”
而要改变这种“束缚”的局面，他给出“药方”，只有不断推进中国金融结构的市场化改革。而改革的核心，是要提高中国金融的功能和效率。此外，更需要重视科技对金融巨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对于其他嘉宾在峰会发言中，轻视甚至指责金融科技对中国金融的积极作用，吴晓求认为这类言论是不恰当的。
“现在社会上有形形色色打着金融科技牌子、或是披着金融科技的外衣，行骗人之实的情况出现。但是不能就此否定金融科技对中国金融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甚至是颠覆性作用。”他补充道。
创新与金融监管到底是什么关系？
金融监管与创新的两者间关系的讨论，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创新一定会犯错误，问题不是怎么样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之后能不能完善修正，坚持创新。做没有风险的创新，就是扼杀创新，这世界上没有没风险的创新。很多时候，把风险控制为零才是最大的风险。”“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昨天的方式去监管，我们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办法来管机场，不能用昨天的办法来管未来。”
面对这些声音，吴晓求首先对创新之于中国金融的价值，给予肯定。“我们要容忍金融的创新，因为现在人们金融需要非常多样的，同时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不能坚持持续创新，是很难满足用户需要的。”
他同时认为，判断金融创新存在价值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标准，即这项金融创新是否为实体经济、为普通的老百姓提供了高质量的、安全的、高效率的金融服务。
“当然，在金融领域出现的任何一项创新都会伴生它的另一面——风险”，吴晓求说道，“虽然它是风险一种增量，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又克服了传统金融存在的某种弊端。所以对于金融创新，包括产品创新与技术创新，我们还是应该先观察，采取一种比较包容的态度，这一点可能会比较重要”。
在他看来，金融监管的坐标体系，在创新发生后，实际上都发生了很大的位移，“我们的确不宜用过去的那套管理办法，去看待新金融业态。”
中国金融的“当铺论”应该如何理解？
峰会嘉宾对于今天银行延续的仍是抵押、担保为主体的“当铺思想”，提出了异议。
在其看来，“当铺思想，是不可能支持未来30年世界发展对金融的需求的。我们必须用借助今天的技术能力，信用体系不是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必须是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才能真正让信用等于财富。”
从发展过程看，据吴晓求的介绍，现代商业银行与传统的当铺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过去我们是比较简单的采取抵押或担保模式，没有抵押物就很难去控制风险，但是当前我们应该重视科技对风险的识别能力。”
“‘当铺论’可能会损伤了一些人的情感，但实质上是具有提醒的作用”。在他看来，对金融风险的甄别以及信用的评价，应该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和科技的手段，“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中国金融的效率”。
“现代金融已经有别于当铺盛行的年代，具有业态多样性和功能复合性等很多的特征，甚至对征信体系、对风险识别的启动机制和方式，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必须跟上时代的脚步。”吴晓求如是说道。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黄鑫宇 编辑 岳彩周 校对 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