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伯，本名区少坤，广州人氏，今已年过六旬。曾在广州市海珠区当农贸市场管理员，2000年下岗。

　　2005年，区伯开始监督公车私用，在广州“几乎比市长更有名”。他的微博“@广州区伯”，粉丝量超过10万，所以他在介绍栏里自信地写着“广州草根明星，广州公车私用监督达人”，这个自我定位和外界给他“全国监督公车私用第一人”的名号很一致。

　　3月26日发生的嫖娼被抓事件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区伯，并着实给了大家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撇去“嫖娼”二字表面的一抹桃色，监督公权人士和嫖娼者之间的形象落差，巧妙的时间点更让民众有探究欲望。

　　大河报称，区伯被抓让许多网友“五味杂陈”。

　　区伯嫖娼引发悬案

　　“这是公车，请问可以这样用吗?!”一边举着手机拍摄，一边激动喝问，这是区伯典型的高调监督方式。区伯因多年坚持监督公车私用赢得了美誉，成为了一些人心中的“圣斗士”。

　　3月28日，网传区伯在长沙嫖娼被抓并处行政拘留5天，网友还贴出了处罚决定书。29日，南方都市报从警方证实此事。据当地警方介绍，当天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称，在辖区内某酒店有人从事卖淫嫖娼活动，民警迅速到现场抓获正在进行卖淫嫖娼活动的区伯和另外3人。

　　从警方的角度，这个嫖娼事件已经止于“供认不讳”。但在舆论场，却引发了更大的悬疑。大多数人并未因区伯被拉下神坛痛打落水狗，而是开始了追踪蛛丝马迹。

　　城市抓嫖，司空见惯，若非区伯，还会在官微上小脸通红地“广而告之”吗?现代金报找到了“阴谋”的软肋。

　　钱江晚报记者继而发现，区伯被抓当日还发微博称，25日、26日分别在湖南拍到广州公车(其中一辆是广州公安)涉嫌私用，并@廉洁广州(广州市纪委官方微博)。他最后一条微博发布于当日21时50分，23时许区伯被举报了。

　　被质疑的还有举报者的身份，荆楚网质疑，“广州区伯”嫖娼怎么又是“群众举报”?“广州区伯”嫖娼事件中，“群众”到底是如何知道他的行踪，又如何确定他是在嫖娼的，这一点显得十分诡异。

　　还有算经济账的，济南时报，区伯依靠每月480元的低保生活，1200元嫖资从何而来?当地警方为何不是对区伯道德教化，而是“迅速公布”，其意在何处?

　　梳理过往信息还会有更大的发现，在过去监督公车私用的日子里，区伯屡遭报复和伤害。此外，据区伯此前的微博称，3月30日广州中院将开庭审理他状告广州市纪委监察局信息公开不作为一案，但从现在的情况看，30日区伯尚在被拘留中，无法出庭。华西都市报建议警察通过正面回应质疑来阻止灰暗想象。

　　种种猜测声引发环球时报不满，质疑警方为区伯“设套”是非常轻率甚至荒谬的。无论这种质疑有多少社会心理的线索，在全面强调法治的今天都不应被提倡。

　　抛开阴谋论，相关部门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新京报质问，“区伯嫖娼”处罚决定书是谁曝光的?区伯的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包含了大量的公民隐私，这样本来应该保密的文件，却堂而皇之地在网上大量流传。

　　新华网为这个悬疑案总结陈词，“广州区伯”嫖娼被抓要经得起追问。建议警方对案件的处置有必要更公开、透明、严谨。

　　区伯还有监督的权利吗?

　　区伯不再完美，至少从目前的事实来说是这样的。

　　英雄形象为何总是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中青网将其归咎于旁观者，“是人都有可能犯错，正是因为此前的过度‘谬赞’将区伯包装和打造成了‘圣人’、‘完人’。一旦身有‘瑕疵’被发现，或被人揭露出他个人身上的道德污点，引来强烈关注和舆论哗然也是必然的。”

　　那失德的区伯失去了监督的权利了吗?新文化报道出了大家的疑问，一直以来，人们对待英雄是有心理洁癖的。一个人有了瑕疵，就难言正义。

　　今天在百度搜索“区伯”我们欣喜地看到这样的结果：“区伯嫖娼无碍公义”，这代表了近几年来公众反思的结果，重新认识人性的复杂性。

　　京华时报为区伯碎节操一事理清思路，莫以私德否定公义。我们不能因为区伯“嫖娼”，就否定其监督公车私用的公义;当然，也不能因为昔日的正义之举，而对其私德上的瑕疵宽宥开脱。

　　不仅如此，北京晨报还鼓励区伯继续监督事业。“既不因监督公车出了名而忘乎所以，也不应受嫖娼事件的影响，觉得再查公车已无颜面，应该继续‘重操旧业’，将监督公车的事业进行到底，并且只有表现出更大作为，方能在挫折之后不损事业。”

　　新京报新媒体记者 戴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