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9日，顺义光爱学校，15岁的于景群对陌生人，还是怀有戒备和不屑。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2015年6月29日，顺义光爱学校，25岁的陆旭轩很珍惜现在的生活，他曾流浪多年，现在希望能学到一技之长，自食其力。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喂，是妈妈吗？我是轩轩，你在哪儿啊！”
“我在广东。”
“他们说你半年没有打生活费了，你在哪里啊，为什么打工那么多久也不回来？”
“我要是不出去挣钱，谁养活我们，靠你吗？”
和母亲的最后一次通话，18年过去了，陆旭轩忘不了。
那是1997年，母亲离开四川老家打工整三年。
这通电话之后，母亲消失在广东的打工潮里，音讯全无。陆旭轩也从一个留守儿童，开始了四处流浪的生活。
25岁的陆旭轩成了中国早期留守儿童中的一员。二十年间，又有很多留守少年复制着他的流浪经历。于景群就是一个。
“留守儿童正在成为流浪儿童新来源。”2008年，贵州大学研究生余丹对贵阳的流浪儿童做过研究，发现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家”这个字，很多孩子还未懂得拥有，就已失去。
出走
“我不想让自己记得”
从失去母亲开始，于景群就开始流浪了。
2012年1月27日晚6时，12岁的于景群在专注地看着动画片。身后卧室里的母亲，渐渐失去了生命体征。
“妈妈手脚冰凉，睁着眼半天都不眨一下，我试了试鼻息，开始是热的，很快就凉了。”他回忆。
身患癌症晚期的妈妈走了，于景群找来姥姥，“他们把妈妈带走了，把妈妈碰过的、用过的东西都拿走了。”
记忆突然强行中断在这里，“剩下的事你别问我，我都不记得了，我不想让自己记得”。
此前，于景群跟着妈妈住在锦州老家，家境贫寒，从他记事起，父亲就去北京打工，“做保洁。”母亲去世后，他跟着父亲到了北京。
于景群的父亲说，在北京，他没钱也没途径送儿子去上学，就把他留在望京附近的出租屋里，“白天上班时他还没起床，晚上十点多回来已经睡着了，沟通时间特别少”。
没人管，于景群白天常跑出去玩，“在家时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不起来，吃饭就在床上吃”。
父子之间，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相依为命。至少在于景群的记忆里，爸爸常因小事打骂他。
他尝试过理解父亲，“从小他没带过我，我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每次打完都会买零食安慰我，可他一次比一次下手重，我怕了”。
一次挨打后，于景群离家出走。他溜进一个小区，踹开一个地下室的大门，顺手拿走两件衣服，在小区蹦蹦床上睡了一夜。
他开始了“没家”的生活。
和于景群相比，陆旭轩在留守的童年，是有过幸福回忆的：爷爷很疼他。
陆旭轩出生时患有“神经性马蹄足”，双脚向内翻，走路时双腿成X形，几乎没有劳动能力。
幼年时父母离异，母亲出去打工，就再也没回来过。他也跟随父亲来到北京。
可父亲已有新的家庭。六年间，陆旭轩住在爷爷奶奶家，“爷爷疼我，把我当长孙看，奶奶只把我当成包袱。”说这话时，他低下了头。
他记得爷爷的好：定期给他零花钱，并买来课本，辅导他认字，六年里，陆旭轩学会的3000个汉字都是爷爷教的。
奶奶会让他做家务，做得不好，陆旭轩就会挨打骂，2008年那个夏天，陆旭轩拿着爷爷给的十块零花钱，买回了最爱的恐怖小说看，被奶奶发现。奶奶追着他打，惹来爷爷大怒，老人又满屋追着奶奶打。
这种场景也贯穿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次，他决定离家出走了。“再待下去，不知道爷爷奶奶会发生什么事”。
他舍不得爷爷，但觉得“出走是必然的。”
流浪
“那些鸡骨头好香啊”
于景群皮肤黝黑，有点壮，最醒目的是两道粗眉，沉默时，像刚刚生完气。
讲到流浪生活时，他的眉毛会扬起来。
四块钱，是他离家时的全部资产。
2012年12月，在望京随便搭上一辆公交，一路向南，下车，再换一路，到达了13公里外的十里堡。
陌生的四处为家的世界。
几天里，于景群摸清了附近地形：华堂商场一楼有电视看，但只能看到晚上十一点；麦当劳和肯德基可以睡觉，但要注意有几个不算友善的营业员。
吃饭问题也在这里解决。有客人吃剩下的炸鸡，他就冲上去抓起来就嚼，“骨头里面还有肉，他们都不知道”。
说到这儿时，他才露出同龄孩子常有的顽皮表情：张大嘴，模仿撕咬骨头的动作，“那些鸡骨头好香啊。”
晚上睡觉的地方是两公里外的朝青汇小区，小区花园一角里有张长椅，晚上还算安静。
于景群爱吃零食，标准还不低，“果冻一定要喜之郎的，薯片一定要罐装的”。他会去小区里捡瓶子卖，捡上几天，攒够五六十块钱，他就揣着钱去超市大采购。
最奢侈的娱乐是去附近的黑网吧，不需要身份证登记的那种，他花几十块钱可以连续坐上12个小时。
回忆这段流浪生活时，他不觉得这很艰辛。
年长些的陆旭轩对流浪体会更深。
旅游和流浪，同一座北京城，两种感觉。“96年跟我妈来北京玩时，觉得北京特大，哪儿都好，跑出来以后我就奇怪，这是北京吗？”
他总会念叨极少主动联系他的母亲。
流浪中的北京城，变得陌生。对他来说，自由得像监狱，“比监狱还监狱”，他强调。
对于一个18岁的成年人来说，去饭店抢剩饭吃，绝非长久之计。
2008年，没来得及游荡多久，陆旭轩就被带进了救助站。奥运会在即，街上已经没有了流浪汉的生存空间。
救助站里的伙食让他受不了，“早饭是馒头和咸粥，中午就吃清水煮白菜，一棵大白菜能煮一锅。”
他始终筹划着“飞越疯人院”。一天晚上，救助站外的护栏突然断了，他瞅准机会，从护栏钻了出来，一路狂奔。
“那是08年8月，我又脏又臭。”怕自己上不了公交，他找到一户晾着衣服的人家，“捞起就走”。
陆旭轩想办法上了回四川成都的火车：走投无路时，他唯一想到的出路，是回到家乡。
生存
没能抓住“养老”机会
家乡没有亲人愿意接纳，回到四川的陆旭轩又一次进了救助站。
幸运的是，在救助站，他获得了学电脑的机会。一年后，他掌握了一些电脑基本技术。
本以为可以凭此找到一份工作。然而，没人需要一个半路出家的电脑进修学员。
救助站为陆旭轩找了份工作，专门为流浪者开设的福利工厂。每个月能拿两千块工资，缴纳四种社会保险，“这工作太好了”，当时十几岁的他甚至想到了“退休以后就能拿养老金了。”
可惜陆旭轩最终没能抓住这个好机会。每天八小时的工作，他需要蹲坐在院子里，在一车矿渣中找出镁、锌、铜等金属渣。有人负责巡视，一堆矿渣中必须完全淘干净，矿渣放入一碗水里，看不见金属渣，才能算工作量。
身体残疾的陆旭轩，完成任务太困难。
厂里只提供了灶台，工人需要自己做饭，陆旭轩手脚不利索，别人做完饭开工了，他的灶台刚生起火。为省时间，他买来一瓶酱油，酱油焖米饭，他吃了整整一个月。
一个月后，陆旭轩不甘心地离开了工厂。“我现在也觉得遗憾，那是一份我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了。”他把自食其力看得很重要。
怀揣20块钱，他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车。“还是北京吧，大城市，养活自己容易些，垃圾也能比其他城市捡得多”。
面对要求补票的乘务员，陆旭轩憋了很久才敢说话，“我得拿出京腔来，得让他们相信我是北京人，我要回家”。
没有地方落脚，不愿乞讨，不愿去捡剩饭，陆旭轩在北京陷入了绝望。
最饿的时候，两三天没找到饭吃。经过一个派出所时，陆旭轩冲了进去，“我饿死了”，派出所的民警为他凑了五十块钱。
他找了家面馆，先点了碗面汤，“饿太久的人不能一下子猛吃，要先喝点汤把胃撑开”，这是饥饿赋予他的经验。
对于那顿饭的回忆，陆旭轩说，“可能只有解放前才有那种吃相”。
于景群还未体会到这种绝望。在朝青汇的长椅上，他成了附近的“孩子王”，在两公里的街道上闲逛，于景群自封了称号，“独行侠”。
他不想再和那个“叫家的地方”有任何联系。父亲回忆，于景群出走后，他找了一段时间没找到，最后警察打了电话过来，于景群在外砸坏了一辆汽车。在外面游荡两个月里，于景群每次闹出麻烦都会被送回家，然后再逃出来。
流浪久了，于景群和陆旭轩都会感受到暗伏的危机。
江湖
流浪孩子的生存法则
在北京西站的地下广场，陆旭轩从广告公司那里找到了生计，兜售北京地图，一块钱一张，每天能赚十几块钱。基本的饭钱是够了。
在这里，他目睹了无数流浪儿童所组成的地下江湖，“父母不在家就跑出来，被拐出来的，还有出来找父母迷路回不去了的，都有”。
这里充斥着偷盗和欺骗。
他遇到过一个偷窃团伙，成员有来自重庆的张微。张微白天在网吧睡觉，晚上出去偷东西。他向陆旭轩炫耀自己的技术，“一个四方形铁锁，用手拉两下就开，遇到卷帘门，再撬开，先卷收银台，然后卷香烟”。
陆旭轩问，“你们一个月能赚多少？”
“我们不是论月算，论月哪还能干啊，我们是按秒的，几秒钟就是几千块。”张微说。
一些留守儿童来到城里，刚出车站，就被一些团伙吸收走，“王府井附近发传单的小孩，大部分都是农村跑出来的留守儿童，被他们弄去发黑一日游的传单，骗游客。”
他也曾被迫发过黑一日游的传单，有人感兴趣询问他时，他会低声告诉他们，“这个不能信”。
陆旭轩理解那些被迫入伙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们是被饥饿和敌意逼迫得走投无路。
饥饿尚可忍受，敌意，却造成了他们与周边的分裂。
这种敌意往往是相互的。睡在北京西站地下广场，一天夜里，陆旭轩惊醒，他猛地坐起，正好看到路人看他的眼神，“我这辈子都不会忘那些眼神，他们的表情能让你从心底里感到，周围全都是一种杀伤力”。
偶尔，陆旭轩觉得，幸亏自己年龄大些，相对明白点儿事理，才没有沦落。
在陆旭轩看来，活跃在北京的流浪儿童数目惊人，“流浪儿童几乎都是留守儿童。”
这和余丹的研究结果相吻合。2008年，贵州大学研究生余丹对贵阳的流浪儿童做过研究，发现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他们的身份不断变化。从留守儿童变成流浪儿童，再分化成被操纵乞讨儿童、问题儿童和犯罪儿童。
200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流浪儿童问题研究”课题组推算，全国流浪儿童大约有100万，被迫逐渐融入城市阴暗面，有46%的流浪儿童曾被教唆犯罪。其中80%有盗窃、抢夺等违法行为，45%的儿童常年以违法行为为生，74.4%的儿童在流浪两个月后就会出现违法行为。
相互的敌意也会在于景群身上体现：白天，他会站在路边，在草丛掩护下向路过的汽车丢石头；晚上在小区里翻白眼扮成鬼吓唬刚下班的小区居民，“我就是觉得很爽啊，别人都很怕我。”
2012年12月31日，在华堂商城门口，因为“一个老头朝我看，我看他也不爽，就骂了他几句。”这次于景群没跑掉，被一群路人揪住：他们怀疑于景群偷了东西。
未来
被抛弃与不放弃
这次冲突中，于景群遇到了志愿者周润梅。
路过华堂商场时，周润梅看见于景群被一个中年人揪住衣领，让承认偷了东西，四周围了一圈路人，“有人说‘你回家吧’，他说，‘我没有家’。”
当晚，周润梅陪于景群在一个自助银行里坐了一夜。
于景群不知道，自己很快就真的没有家了。
于景群刚刚从家里再次逃出来一个月。父亲开始放弃了他，这次出走，父亲没有再找过他。元旦过后，父亲辞了北京的工作，回了锦州。
周润梅把他送到了北京市郊区的公益学校。在这里，于景群有了新生活。
他遇到了陆旭轩。同样被遗弃的经历，让两人相见甚欢。白天，于景群要听五节课，三点半下课后，他会在一个电脑房里找到陆旭轩。
被志愿者送进学校后，陆旭轩把这里当成了临时的家，学校为他提供住宿和伙食，他则力所能及地帮学校打扫卫生。于景群偶尔也会帮他一起扫地。陆旭轩自称“环保部长”，于景群自封为“环保部副部长”。
父亲似乎不在意儿子的转变。2015年6月25日，电话里，于景群的父亲没有提到要带儿子回家，“我身体也不好”。
关于于景群的近况，他简短回复几句就挂掉了电话，甚至没有追问儿子在哪所学校。
于景群也不在乎：“找他干吗？我就是他的一个包袱。”
有来访者想给他留联系方式，“有困难可以跟我说”，他摆手，过一会儿，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你们反正也都是随便说说。”
学校汪先龙老师能感受到，流浪带给一个孩子的烙印，或许很久都消融不掉。
汪老师说，来学校近两年，于景群还是没有改掉坏习惯，“搞不好个人卫生，耍小聪明，不听话”。
面对采访中的提问，于景群常不耐烦，激动时，他会蹦出口头禅，“我要杀了你们”。
25岁的陆旭轩想得很多。
上网看新闻，“毕节的留守儿童自杀，我心里很难受，没有父母的关爱，也没有文化水平，能怎么办呢？”陆旭轩说。
他很感谢教自己识字的爷爷。“我至少学会了一点，不管再困难再难受，我愿意自己坚持，不要去偷、去骗”。
他把这些话告诉了于景群。
“这完全是监护人的责任”，陆旭轩说，“都还是孩子，不可能出现这种差异，你说，难道哪个孩子天生就是小偷吗？”
知道陆旭轩在慈善学校后，年迈的爷爷常来看望他，但再未提过接他回家的事。
陆旭轩知道老人的愿望：“我二十多岁了，也该考虑成家的事了。”
“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家。”陆旭轩说。
再过两个月，于景群会被爱心学校的人带到安徽，到另一所爱心学校读初中。他没想过要通知父亲，“告诉他干吗”。
陆旭轩已经慢慢找回了生活的节奏。他学会了网购，在微博上分享照片，“小陆和他的朋友们”。
他还是会想起母亲，“我想给她写信，可是，她现在在哪儿呢？”
■ 人物简介
陆旭轩，25岁，生于四川。自幼父母离异，1997年，母亲出门打工，陆旭轩成为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2008年，跟爷爷奶奶度日的陆旭轩离家，四处流浪，五年后，进入光爱慈善学校学习。
于景群，15岁，辽宁锦州人，2012年，母亲去世后，于景群随父来京。当年7月离家流浪。五个月后，父亲离开北京，于景群被弃，留守在了北京。
【写给母亲的信】
忘不了曾经的幸福
亲爱的妈妈，您好，我不知道您现在怎么样了，人在那（哪）里，虽然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我还是想对您说，妈妈我想您了。
您知道吗？每当我看见别的孩子和自己的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里特别难受，我常常会想起小时候您带着我出去玩、背着我、抱着我的时候，我想告诉您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妈妈谢谢您给我的爱，不管您在那（哪）里，记住我永远是您的孩子。
永远爱您的轩轩（陆旭轩）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胡涵 实习生 郭琳琳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