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天津市静海区王家楼村。一个传销窝点,人去楼空,联合执法人员正在现场查看。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创始人起家于上世纪90年代,该组织冒用广州一家化妆品公司名称多年,警方打击十余年未断绝

  “蝶贝蕾”不是中国第一个传销组织。此前,依托美国传统奖金分配的“五级三阶制”,传销由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再北上中国大陆,一路攻城略地。

  上世纪90年代,鞍山工人杨玉勇加入一家名为“武汉新田”的传销公司,并逐渐显露“领导才能”。

  持续打击下,杨玉勇的团队发生裂变:一部分以虚拟公司名义活动,另一部分则依托实体企业,利用其品牌组建传销网络。

  2006年,杨玉勇在山东淄博被批捕,从此退出江湖。

  他身后,多个传销网络野蛮生长,其中一家名为“蝶贝蕾”,尤为猖獗。这一名称取自法语"belle",中文意为“美丽”。

  裂变,是“蝶贝蕾”发展壮大的关键词。反传人士介绍,该组织在全国各立山头的“裂变”式增长,并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发展至今,已与创始人没有直接联系。

  起源:

  脱胎于传销组织“武汉新田”

  “蝶贝蕾”的起源,与另一资格更老的传销组织“武汉新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传销人士李旭介绍,其创始者,最早可以追溯到“北派传销鼻祖”杨玉勇。

  在反传销人士邹凌波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末,传销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传销”一词也没有负面意味,“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从国外传进来的先进的销售模式。”

  那时,传销活动不像今天东躲西藏,而是以大规模公开宣传的形式存在。邹凌波回忆,其用作“壳”的产品类型不断增多,由单一的摇摆机(一种器械),发展到西服、床垫、保健品等。

  全民传销浪潮中,“武汉新田”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家,杨玉勇则是该组织的骨干。

  李旭介绍,武汉新田脱胎于台湾兴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上世纪90年代,该公司用于传销的“爽安康有氧健康摇摆机”,曾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

  “一台摇摆机售价几千元,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字。很多受骗者是普通工人、农民,被骗得负债累累,甚至家破人亡”。邹凌波说,随着传销在中国大陆的蔓延,其本质逐渐显露,因此出台法律进行遏制被提上日程。

  1998年4月,国务院颁布《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严厉查禁各种传销和变相传销行为。

  为规避风险,台湾兴田通过代理公司改变营运模式,在同时代其他传销公司相继停业破产时,其转入“地下”,以批发零售的形式蓄力。其中的佼佼者,即武汉新田公司。

  李旭介绍,杨玉勇是辽宁鞍山人,当时为武汉新田东北系统“领导”。随着政府打击力度加大,传销由地上转入地下,由公开大规模授课、宣传,转为“老鼠会”形式,即现在常见的家庭式、小课堂授课模式。

  2002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打传办警示,一些不法分子打着“武汉新田保健品有限公司”旗号,以帮助找工作或做生意等名义,将不明真相的群众骗往异地,诱使或胁迫他们参与变相传销诈骗活动。“提请广大群众提高辨别能力,防止上当受骗”。

  公司遭打击后,杨玉勇曾带领团队加盟直销公司,试图漂白,但终因不能适应正规公司的发展思路被迫退出。

  昨日,新京报记者从天狮集团证实,2002年11月,杨玉勇带领团队加入天狮,成立阳光系统。但其团队“不能适应正规直销公司的发展思路,也不想按照天狮的要求做市场”。

  阳光系统下属团队很快放弃天狮,继续进行传销活动,部分则“打着天狮的牌子、拿着天狮的产品来运作传销”。

  公开资料显示,公安部2006年打击传销犯罪的“鲁剑”行动中,杨玉勇被山东淄博市检察机关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批准逮捕。

  “蝶贝蕾”公司在《广州日报》刊登声明称与传销组织无关。

  迷雾:

  蝶贝蕾公司与“蝶贝蕾”组织

  出走天狮后,杨玉勇团队骨干大部分另起炉灶。李旭介绍,有的虚构一个公司,有的干脆冒用正规公司名义,组建非法传销网络,继续从事传销活动。

  “蝶贝蕾”组织就在这一时期诞生,并在随后发展壮大,直至蔓延全国。

  而作为一家化工企业,总部位于广州的“蝶贝蕾”公司,则一直在努力撇清与传销组织的关系。

  李冬敏是广州蝶贝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他说,公司多年来备受冒名困扰。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蝶贝蕾公司成立于1999年11月19日,属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化妆品制造及销售等。

  李冬敏介绍,公司名称“蝶贝蕾”一词,取自法语“belle”,中文意为美丽。

  在李冬敏记忆里,2006年起,公司不断接到全国各地的咨询电话,询问其与一家名为“蝶贝蕾”的组织关系。甚至有人专门来公司参观,才表示相信公司“与传销组织没有关系”。

  2006年,央视播出节目《疯狂蝶贝蕾,直击全国最大传销团伙》。李冬敏向当地工商、公安机关报案,并以公司名义多次发表声明,广州市白云区工商局经调查后,做出“与传销无关”的结论。

  今年8月4日,白云区市场和质监局对蝶贝蕾公司进行现场核查,结果显示,“暂未发现该公司参与传销或为传销提供货源的证据”。

  新京报记者也从白云区区委宣传部证实,蝶贝蕾公司与传销组织并无关系。

  李冬敏表示,不清楚传销组织为何会冒用公司名称,但多年以来已对企业声誉造成损害。

  等“蝶贝蕾”传销案件破获后,他将委托律师对传销人员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受挫:

  认购份额模式学生深陷其中 警方打击多年

  实际上,“蝶贝蕾”的传销形式还是以传统的“认购份额”为主。一路发展的“蝶贝蕾”,并非从未受到打击。实际上,警方的打击行动十余年来从未断绝。包括广东、山东、天津等在内的多地警方都曾对传销组织“蝶贝蕾”进行打击。

  2006年3月,一场全国范围内针对“蝶贝蕾”的行动进行。山东《齐鲁晚报》报道,“蝶贝蕾”涉及全国60万人、20个省份,涉案金额达20亿元,仅公安人员掌握直接证据的A级头目就有1000多名,是彼时全国破获的案值最大、参与人员最多的一起传销案。

  值得注意的是,揭开这一“大案”盖子的,同样与一名大学生相关。

  武淑红时任山东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对11年前的这起案件记忆犹新。她回忆,2006年3月1日,青岛一所大学的学生,被疑似传销组织的成员骗至聊城。警方调查显示,这名学生的“上线”,是传销网络中的B级人物。

  “警方查获两台电脑,还有这名B级人物的业绩单,根据这些信息,连续打掉3个窝点。”武淑红说。

  对起获电脑进行破解后,聊城警方有了“意外收获”:这一传销团伙,实际是个特大网络,范围涉及全国,而用于传销的产品,即为“蝶贝蕾”化妆品。

  2006年3月25日,在河北警方配合下,东昌府公安分局经侦人员根据掌握的线索,在石家庄将上述传销网络两名A级头目抓获。在查获的文件中,发现两个传销网络内部文件夹。

  这些文件,无异于“蝶贝蕾”的通讯录。在对资料进行梳理后,警方辗转多个省份,并顺源摸至吉林省。

  媒体报道,警方发现的数据库,包含326336名传销人员的体系表及业绩单,其中A级头目近400名,总涉案价值十余亿元。截至当年9月13日,警方共抓获A级头目31名、B级头目19名、C级头目62名。

  今年6月至7月,静海警方打击多个“蝶贝蕾”团伙,7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拘。警方通报,这一传销组织规模庞大,等级森严分工明确,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参与者达7000余人。其中,在静海及周边地区发展传销人员达1600余人。

  “这些涉传销人员,主要是在校生和社会待业人员。”武淑红说。

  在邹凌波看来,打击“蝶贝蕾”的难度在于,其在全国各地各立山头的裂变式增长,并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往往某地一个蝶贝蕾组织遭打击后,部分骨干分子转战他地,继续生根发芽直至壮大;或者一个组织内有骨干主动出去自立山头,发展壮大后与原组织并无直接联系。”

  李旭也表示,“蝶贝蕾”发展至今天,与创始人已无多大联系,“要想根除难度很大”。

  新京报记者 卢通 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