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04 04:31:09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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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墙内的艾滋病人

2017-12-04 04:31:09新京报

穿过层层关卡的大门,灰色小楼上,“爱之家”三个红色大字醒目。到了午饭时间,民警打开标着病区的大门,给收治的所管人员发放午饭前,先挨个给需要的艾滋病患者发放药物。


11月27日,北京市利康教育矫治所,一名所管人员讲述自己吸毒、感染艾滋病病毒及来到“爱之家”家园的经过。


所管人员在签名板上签字,承诺“艾滋病感染到我为止”。

  穿过层层关卡的大门,灰色小楼上,“爱之家”三个红色大字醒目。到了午饭时间,民警打开标着病区的大门,给收治的所管人员发放午饭前,先挨个给需要的艾滋病患者发放药物。

  他们的手指甲多有感染,指甲盖有黄白色斑点。因为免疫力较低,他们很容易生病,常常感冒发烧或是口腔溃疡,几个月下来也不见好。

  这里是北京市利康教育矫治所,北京最大的艾滋病患者集中治疗区域。收治的所管人员,或吸毒成瘾,或被判短刑。初次进入时,他们会进行一次筛查,确认感染后会集中收治在“爱之家”病区内。

  “这两年随着新型毒品的发展,因注射感染的人员比例在减少。”利康教育矫治所副所长张海涛介绍,目前矫治所内因同性性行为感染艾滋病占到60%。

  同性性行为和吸食毒品行为经常裹挟在一起。感染者中,很多既是同性恋者,也是吸毒人员。在短刑服刑人员中,也有80%是因为贩毒、持有毒品等涉毒犯罪而被判刑。

  “我还能活多久?”

  “儿子,是不是去了大城市上学,嫌妈妈做的饭不好吃了?”李力(化名)的母亲问。

  他没有回答。

  寒假在家一个月,他每天躺到家人吃过早饭才起床,午饭和晚饭都谎称同学约饭,然后去公园啃面包。每次用完洗手间都要消半天毒,家人还以为是“洁癖”。

  以往每次出远门,爸妈会亲吻他的脸颊。这次,他慌乱地躲开,却在回北京的列车上哭了一路。

  李力在北京一所高校读书,学业繁忙,他坚持一节课不落;生活中,他尽力和同学保持距离,避免一起吃饭,水杯、剃须刀都不让同学碰;“大家只是觉得我有洁癖而已,没有人发现。”

  “发现”,指的是确诊艾滋病这件事。当时,19岁的李力读大二,同居七个多月的同校留学生,却不知所踪。

  “我还能活多久?”他不断问自己。他形容自己“像受惊的鸵鸟,把头埋进沙堆”,为了逃避现实,他让自己忙碌起来,从网上查找信息。传染病、肮脏、恐怖、羞耻、绝症、是他对这个病的最初认知。

  他独自面对疾病,不敢告诉任何人。“如果可能,我希望能一辈子瞒着他们。”

  与李力不同,28岁的刘飞(化名)在父母陪同下前往医院。

  那是2012年秋,由于免疫力低,肺部感染发展成肺结核,他被确诊为艾滋感染,住院治疗。

  刘飞把自己关在病房里,拒绝见任何人,每次父母探望,他就发脾气,“当时特别害怕,想找栋高楼纵身一跃,或用刀割结束生命”。

  春节前,刘飞病情有所好转,可以回老家。他记得,那一年山东特别冷,下着大雪,农村家中没有暖气,卧室里只有一个炭火炉子。每隔一小时,父母就会进屋给他换一次炭火。

  “我最感动的是,爸妈不敢总待在屋子里,怕我反感;又不敢离得远,怕我自杀。就一直站在院子雪地里,隔着窗户偷偷看我。”刘飞说。

  离婚

  确诊艾滋后,刘飞告诉妻子真相,并坚持离了婚。

  “父母不知道我是同性恋,当时一直催我结婚。”刘飞回忆,自己迫于无奈,同意和见了五次面的同村女孩结婚。

  婚礼很简单,连亲朋好友都没有通知。婚后,刘飞在公司住,妻子在外租房,两人不曾有过性生活。好友家人劝说下,正当他试图和妻子好好生活时,却被确诊为艾滋感染者。

  父母希望他隐瞒妻子,刘飞却很坚定,“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好起来,不能耽误她。”他说,自己庆幸,“还好没有把病传染给她。”

  24岁的夜店舞者张坤确诊后,再也没有谈恋爱。

  2013年,他在五棵松一家夜店跳舞。当时医院定期来宣传艾滋的相关知识,并进行唾液试纸筛查。第一次参与时,他只当凑个热闹,第三次时,他被查出感染艾滋。

  此前,张坤已反复出现低烧症状。“但我对这病一无所知,总觉得离自己很远。”

  他请了两周假,在北京一处隔断的出租屋里,将自己与外界隔绝,每天从网上搜索艾滋的信息,然后消沉,偷偷吸食毒品。

  直到一无所有,他才走出房间。第一件事就是和男友分手,“我只是说不合适,不知道是不是他传染给我的,因此也建议他去检测。”

  张坤再也没有谈过恋爱。他说,不是没有遇上合适的人,也知道做好保护措施可以避免传染,但心中还是会有害怕和忧虑,“我总觉得喜欢一个人,就是在害一个人。”

 

编辑:倪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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