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宣读了获得改革先锋称号人员名单。其中几位获得“改革先锋”称号的先行者、探索者、典型代表在新京报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分别回忆了他们当年亲历改革的过程。

“大包干”带头人的新生活

■ 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

如今，18 位大包干带头人健在的还有10 人，最年轻的也到了70 岁，他们有的开启了新事业，有的踏实享受着儿孙绕膝、颐养天年的幸福。

2018年3月22日，8位大包干带头人在小岗村的门楼下，照了一张合影。夕阳西下，8位白发老者站成一排，依稀映射出当年意气风发的模样。

严金昌（75岁）开了小岗村第一家超市，又开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农家乐“金昌食府”。

“好多游客知道总书记来过，就看准在我家吃。收入嘛，一年20来万是没问题的。”严金昌说。

等菜的时候，游客们围着严金昌，请他讲讲当年大包干按红手印的故事，讲讲习总书记视察时的情景。

“我当时跟习总书记说，我们小岗也有个小岗梦，总书记说，小岗梦就是中国广大农民的梦。”这时候，游客们自发地鼓起掌来。

2018年3月22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健在的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中的8位，从左往右依次为：严美昌、严学昌、关友江、严俊昌、严宏昌、严金昌、严国品、严立华。

严宏昌（70岁）说起往事时滔滔不绝，思路清晰，就像昨天的事情。他平时总是烟不离手，右手的几根手指被染得焦黄。不过，他很注重仪表与形象，梳背头、穿皮鞋，天气暖和时，解开棉服，里面是黑色的西装。

严宏昌有自己的微博、微信，还在小岗村即将上线的电商平台“源乡愁”上开了个网店，放些当地的土特产售卖。严宏昌说，他有个想法，5月份种水稻开始，每一步都拍照片、录视频，放到网上，让网友了解这个粮食是怎么出来的，“肯定是绿色安全的食品”。

严俊昌（77岁）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长、大队领导，在大家眼里，严俊昌总是有一种领导的派头。他身材高大，头发全白，穿一身黑色的棉服，走到哪里，手里总拎着一个装满茶水的玻璃杯。见到陌生人，严俊昌也爱上前去握手，“哪里来的？”

村里正在做马路牙子的改造，把原来长条状的路肩石换成带坡度的肩石。严俊昌端着茶杯走来走去，见人就唠叨，这不是瞎折腾吗，说这么弄是为了把车开上去，修个坡不就开上去了，用得着都换一遍吗？“我要找村委会反映去！”

小岗村18位农民的“生死状”。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翻拍自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

严立学（78岁）坐在小岗村敬老院的一张长椅上，手里拿着个小收音机、眯着眼睛听书。匣子里传出的是凤阳花鼓《武艳春秋》。

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脸上的白色胡茬一根根冒出来。坐上一会儿，手不自主地抖动起来。他眼睛不太好，还有糖尿病。

严立学说，2009年敬老院成立时，他就过来了，给敬老院看大门，一个月挣600块钱。

敬老院院长刘洪付说，知道他是功臣，名义上让他看大门，其实是照顾他。

关友江（71岁）是严金昌的妹夫，也是大包干带头人中最后当过村主任的。关友江和儿子一起开了个大包干菜馆。

关友江皮肤黝黑，笑眯眯的，跟其他大包干带头人一样，手里总是夹着烟。他现在抽20多元一包的玉溪，一天两包。“我抽烟50年了吧，以前穷的时候，抽的是9分钱一盒的大丰收，也叫毛找一（一毛钱找一分）”。

作为村里的长辈和前任村主任，村里人有了纠纷，都爱找他调解，让关老爷子评评理。

小岗村第一书记李锦柱说，这些大包干带头人，是国家的宝贝，更是小岗村的宝贝。“我们要做的，就是传承好他们的精神，凝聚共识，让小岗村越来越好。”

“对蔬菜产业的支持很重要”

■ 打造寿光蔬菜品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典型代表　王伯祥（寿光县原县委书记）

1989年8月，三元朱村搞蔬菜大棚的试验，要砍掉快要成熟的玉米，当时农民解决温饱问题不久，砍掉即将成熟的农作物是不允许的。

我当时是寿光县县委书记，三元朱村所在的孙家集镇党委书记向我汇报了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的担心。我就告诉他们，国家一直在提让农民富起来，可怎么才能让农民富裕起来，这不就是走上富裕的一条路吗？你们干吧，县里负责就是了。

其实，在三元朱村建大棚之前，王乐义就带队到北京、辽宁考察过冬暖式蔬菜大棚，但北京建的大棚，成本很高，不适宜在农村发展。后来到辽宁瓦房店，把当地搞大棚蔬菜成功的韩永山师傅请到寿光当技术指导，三元朱村才有了把握，决定要建大棚。

腊月，三元朱村17个大棚里都长出了黄瓜，当时市场上冬天就没有黄瓜，卖多少钱一斤？村民有人说2块，最高的说卖5块、7块，我告诉王乐义，一斤可以定到10块钱，不能比这个低。

1990年，县委下了文件，在三元朱村开现场会，要求全县推广大棚技术。要求大的村必须要建10个棚，小的村要建5个棚，这样用不了两三年，大棚就能在全县发展起来。1990年，寿光县建起了5000多个蔬菜大棚。到1991年，增长到2.5万个大棚。

12月11日，75岁的王伯祥在家中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新京报记者程亚龙 摄

当时县里支持大棚的建设，认为这是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好方法。为了留住韩师傅，县里奖励了他8万块钱和一套房子，还把他和家人接到寿光，把户口从农民转到了非农户口。这在那个年代，是很难的，当时县里也有争议，但是不到两年，就能看出留下韩师傅的重要性。

寿光农民一直以来都有种植蔬菜的传统，寿光县在1983年、1986年都出现过蔬菜滞销的情况，那时候就开始对市场进行整顿。到了1990年，寿光的大棚虽然发展迅速，销路却不愁。

早在1984年的时候，寿光农民就在马路边卖菜，常造成拥堵。我们干脆在九巷村开辟出一块地建市场，这个地段比较好，是通往寿光周边县域的一个通道。寿光紧邻的东营，就是胜利油田所在地，当时有30万工人，待遇也比较好，不愁卖不掉菜。

为了进一步打开蔬菜的销路，当时县里对外地来拉菜的货车，也放宽了政策，保证车辆通畅进出，市场也逐渐壮大，产与销的渠道打通了。九巷蔬菜市场从最初的5亩，后来扩建到600亩。如今搬迁新址，面积更大了。

1991年，我被调到潍坊市任副市长。现在回头看寿光这些年的发展，历届政府对蔬菜产业的支持，都很重要。

“选上哪个，哪个就必须当”

■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探索者　韦焕能（广西宜州合寨村果作屯第一任村委会主任）

合寨村位于宜州市西南部，我们果作自然村原来有6个生产队，从1972年到1980年，工分最低的只有8分，最高的也不超过2角，一天下来，工钱还不够买碗米粉。当时我是第一生产队长，每年也只有300分的工分补贴，一年不过30元钱。

1979年，合寨村分田到户，村民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但生产队成了空架子，小队干部不想管，大队又管不了，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多：偷牛的、砍林场树木的、争水、争地的，还有公开聚赌，社会治安混乱。经常有群众向我反映，说现在“吃得饱、睡不安”，让我想办法把治安管起来。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把其他五个生产队的干部都叫到我家里来商量，提出在村里建立新的管理组织和领导班子，大家一致同意。但新的领导怎么选呢？我们也不能自己宣布自己是领导呀，村民也不会承认。经过讨论，大家决定由群众来选举。

1980 年2 月5 日, 我们在村旁边的大樟树下召开了全村大会, 选举村领导班子。全村125户, 一家派一个代表参加, 当时有85 户代表参加。会议由当时的大队长蒙光捷主持。蒙光捷说，这次选举按照多数群众的意见，不事先提名候选人，直接搞无记名投票，谁的票数高就由谁当领导。

讲完之后，好多人在下面讨论，大家担心没有人愿意当干部。蒙光捷一挥手说，选上哪个哪个就得干，不能推辞。这么一说大家就放心了。

2018年4月24日，果作屯第一届村民委员会两名健在成员在村中大樟树旁合影，左一是韦焕能。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选举时，每个人发了一张纸条，想选哪个人就把那个人的名字写上。考虑到我们村有6个生产队，当时就让每个人写6个名字，多写的作废。写完之后都投进一个竹筒里。经过投票、计票，大队长蒙光捷当场宣布了选举结果，我得了满票，其他的5个人最少的也有62票。我当选为主任，韦定陆、韦友全当选为副主任，韦鹏舞是会计，覃立轩是出纳。

新的干部选出来了，干部们要分工，就需要一个组织名称。大家又讨论了一番。有人说，城市里面有“居委会”，我们是村子，就叫“村委会”吧；也有人说，这个领导班子是我们直接投票选举出来的，是直接为村民服务的，应该叫“村民委”。大家都觉得好，因此“村民委”成为我们果作自然村的正式组织名称。

果作村委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村民制定了管理章程，做到有奖有罚。1980年7月14日，果作村召开村民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村规民约》和《封山公约》，每户代表都在公约上签字、盖章或按上手印，实行村民自治。《村规民约》解决了很多问题，赌博、偷盗、乱伐树木等歪风邪气很快就制止了。

事情传开后，其他自然村也纷纷效仿我们，当年，合寨村12个自然村都先后建立了村委会，制定了各种管理制度。一直到现在，我们村一直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

知识分子蹬上三轮车

■ 科技产业化的先行者　柳传志

谈及联想初创，柳传志多次提到“憋”这个字。“现在的年轻创业者可能体会不到‘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现在想创业就创业。”

他说的那种“憋”，把时间刻度一下拉回1984年北京的秋天。

融科的所在地，当时是联想的前身——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1984年10月17日，40岁的柳传志拉着10个小伙伴，开了新公司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地点就在科学院传达室的小平房。

旧东西刚腾空，屋里空空荡荡，尘土飞扬。没有总经理，没有画满蓝图的PPT，更没有天使投资人。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打扫卫生，打扫完了大家在三个长条凳上坐下，发愁20万的开办费怎么花，用什么法子赚钱。

在那之前，柳传志在科学院“憋”了13年。他住在单位旁边自行车棚改造的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加上用油毡接出的一块，一共16平方米。他做的磁记录电路研究，虽然也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束之高阁，科技成果没有实现产业价值。

“今天的人会想，一个40岁的人怎么还创业呢，可那时候，我真没觉得自己老，相反我倒是觉得恰逢其时。”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企业家的柳传志，白手起家创立联想，见证了中国IT行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史。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柳传志说，当时的院长周光召希望知识分子、科技人员能够下海办企业。柳传志想试试，看自己到底有多大本事。

当年的海淀区，已经聚集了中国顶尖的30多所高校、130多家科研院所，人才密集度不逊于硅谷。和硅谷不一样的是，初期的中关村与技术创新关系不大，主要是倒买倒卖，做贸易。

即便以谨慎、稳重著称，柳传志还是经历了不止一次真金白银的损失。就在这次创业伊始，20万启动资金被骗走了14万。眼看“两通两海”——四通、信通、京海、科海在电子一条街风生水起，柳传志硬着头皮摆地摊，卖电子表和旱冰鞋，补被骗的窟窿。

1987年，联想已经有了100多万的年利润，却因为转外汇再次被骗。当时为了追回被骗走的300万元，柳传志拿着板砖到骗钱的人家门口蹲了很长时间，这段经历后来广为流传。把钱追回来后，柳传志到了晚上两三点钟依然会被吓醒，住到医院三个月才调整回来，“那是多少人辛苦挣回来的。”

计算所的同事胡锡兰多年后依然忘不了办公室窗前的情景：联想的一辆辆三轮车穿梭而至，二十来人把一大堆微机从三轮车上搬进院子，将近2000个包装箱浩浩荡荡，人拉肩扛，烈日下的柳传志和李勤，这两个日后中关村叱咤风云的人物当时挥汗如雨，衣服都湿透了，后来干脆光着膀子，跟天桥的板儿爷一模一样。

作家宁肯把这一幕记录在《中关村笔记》一书里，他在文中说，“知识分子蹬上三轮车，当时没人说得清楚，算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

新京报记者 胡杰 王翀鹏程 程亚龙 陶若谷 编辑 陈薇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