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14 17:07:20新京报 记者:王双兴 编辑:陈晓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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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面壁者”,为神佛“治病”

2019-05-14 17:07:20新京报 记者:王双兴

为莫高窟续命,是个漫长而持久的过程;在千年壁画面前,几代人的青春也短得不值一提。

一副棕框眼镜架在李云鹤的国字脸上。


若隐若现的白线把镜片分成两块,挑起眼睛走路时,就用上面的平光镜;垂下眼睛工作,就用下面的老花镜。


他是莫高窟的壁画修复师,“行医”63年,修复壁画4000余平方米。如今86岁,硬朗,身量挺拔,牛仔工服一披就去工作,手脚利落,帽子底下头发花白。


春末的洞窟,空气阴冷。李云鹤攥着金属栏杆爬上脚手架,然后蹲下身,视线穿过老花镜,抵达壁画上“生病”的众神。


这样的场景李晓洋见过无数次。从有记忆起,爷爷李云鹤便每天“扎”在洞窟里。


1956年,李云鹤来到莫高窟,成为第一位壁画修复师;1990年,叔叔李波开始跟随爷爷修复壁画;2011年,李晓洋也拿起了接力棒,从此三代人一起为壁画上的神佛“治病”。


为莫高窟续命,是个漫长而持久的过程;在千年壁画面前,几代人的青春也短得不值一提。如今,李晓洋能独当一面了,叔叔李波早是一位成熟的修复师,而耄耋之年的爷爷李云鹤依然每天爬脚手架、拿修复刀。


李波在修复壁画。受访者供图


经过三代“面壁者”的修复,飞天的华裳重新飘逸,神佛的眉眼渐渐清晰,饕餮、僧侣、殿堂和尘世风物,也都离原有的模样更近了一步。


面壁者


2019年,四川成都,宝光寺。


念佛堂北壁,一幅长4.21米、宽2.97米的《释迦涅槃图》“生病”了。受地质灾害影响,颜料层和地仗层(位于墙体和颜料层中间的泥层)发生了脱离,裂缝蜿蜒着爬上壁画,再不进行保护,将会造成继续空鼓断裂甚至垮塌。


在柳絮开始四处飘落的季节,1989年出生的修复师李晓洋来到这里主持修复工作。


工具箱里装着的,是来自莫高窟的经验和技术,每年,莫高窟修复师们都会应邀到国内其他地区帮助修复壁画。



壁画修复师们的工具箱。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



同一时间,叔叔李波即将开始修复莫高窟第465窟的壁画,爷爷李云鹤在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长达四年的雕塑和壁画修复项目正处于收尾阶段。


1956年春天,在山东读高中的李云鹤准备前往新疆“支援建设”,中途在莫高窟短暂停留。在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的劝说下,李云鹤留在了莫高窟。


三个月的试用期过后,常书鸿说:“小李啊,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不但你不会,咱们国家也没有会的。现在只有自己想办法。”


小李被分配的工作,是修复莫高窟的壁画。


如今“小李”变成“老李”,儿孙渐次入行。说起晚辈们工作的事,李云鹤眯起眼睛笑:“李波自己回来的,孙子是我‘哄’回来的。”


“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父母在饭桌上聊的都是莫高窟。”李波说,“顺理成章地就回到这里工作。”


和爷爷、叔叔成长的年代不同,李晓洋的二十几岁,面对的是更加丰富、多元的世界,他的高中和大学在澳洲就读,20岁出头的年轻人,对未来的想象是澳洲充满新鲜感的人和事,或是国内一线城市窗明几净的办公区,“觉得有的是时间,先去社会上闯荡两年,再做职业规划和选择也不晚。”


不过,家里人希望让他回到敦煌,尤其是爷爷李云鹤。“我就说要不然这样,你跟上我一年到两年,实在不行你再改行,完全可以。”爷爷说。


就这样,李晓洋决定留下试试。


4月,李晓洋和同事们站在脚手架上,拿着注浆管,插入到壁画和墙体中间的缝隙中,把配制好的胶结材料吸入注射器,然后通过注浆管灌入壁画的空鼓部位,再用壁板支顶,将壁画贴回墙体。


李晓洋在修复壁画。受访者供图


在时间的侵蚀下,壁画遭遇的病害有空鼓、起甲和酥碱等等,它们让精致的图案变得模糊、破损,有时像鳞片一样翘起,有时结满白霜,有时甚至变得疏松、脱落。


修复师们的工作,就是拿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工具,除尘、填垫、脱盐、粘结、按压、支顶……帮助壁画对抗时间。


在宝光寺,李晓洋发现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工序,有一小部分的壁画无论如何无法回贴,迫于无奈,他把颜料层揭取了下来,然后发起了和爷爷的视频通话,请爷爷“支支招”。


通过视频画面和李晓洋的口述,李云鹤发现颜料层背后有一块环氧树脂版板,是1992年人们加固壁画时使用的载体,由于多重因素发生了断裂。在爷爷的远程指导下,李晓洋重新做了一个载体层,把空鼓壁画贴了回去。


这不是他第一次远程求助爷爷了,在着手修复的一个月时间里,他和爷爷有过两三次视频通话,请爷爷出谋划策。等到全部空鼓壁画回贴到地仗层后,李晓洋将会和同事一起对这个12平米左右的壁画进行“整体揭取”——这也来自爷爷的建议。


成都地区空气湿度大,墙体的水分会对壁画表面造成破坏,“整体揭取”,是将前面的壁画固定住,然后打开墙体,在壁画背面安装金属架,将壁画挂在重新垒砌的墙体上,中间留有八到十公分的距离,既能降低水分对壁画的伤害,又能减少地震时带来的损伤,“如果以后地震预警能力增强了,一旦监测出要发生大型地震,就可以把壁画从墙上‘摘下来’,保存到安全地区。”


这套工艺,也是从爷爷那里习得的。早在九十年代初,李云鹤应邀到塔尔寺修复壁画,按照以往的修复方式,一百多平米的壁画将会被切割成小块揭下来,李云鹤初次创新,使用了“整体揭取”的办法。工程结束时,寺庙的活佛问李云鹤:“李老师,我们这个壁画你怎么没修?”李云鹤乐了,把对壁画的损伤降到最低,是他最希望达到的目的。


“祖师爷”


2012年,河北曲阳,北岳庙。


这是李晓洋第一次上手修复壁画,在爷爷的带领和指导下,拿起了修复刀。


北岳庙的东西两壁上,绘着巨幅的“云行雨施”和“万国显宁”图,旗幡和衣袂线条柔和,苍龙若浮若动,70余个人物形态各异。不过,多种病害共存于这些壁画上,李晓洋和同事们花费了两年时间,才最终完成修复。


此前的时间里,李晓洋都在给爷爷“打下手”,和泥、递工具、学习。李云鹤敬惜文物,轻易不会让新人上手,经过一年多的“学徒期”和“考察期”,才第一次接触壁画。爷爷李云鹤在一旁看着,挺满意:“别说,他真正干起来,做的工作还真能符合你的要求。”


50年前,李云鹤第一次以修复师的身份进洞窟,是开凿于晚唐的莫高窟第161窟。壁画起甲严重,门打开,风一吹,壁画“像雪花一样洋洋洒洒落下来”。许多年后,李云鹤在不同场合回忆起这个场景,还是会连说“看了就心痛”。


在当时,只能一点点把脱落的壁画收集起来,然后人工贴回去。不到60平米的壁画,李云鹤们一小片一小片地修,700多天后才全部完成。


后来,人们无数次提起161窟,它是敦煌研究院历史上自主修复的第一座洞窟,也是国内壁画修复保护的起点。


年轻时的李云鹤。受访者供图


在当时,曾经丝路重镇的威风,早就随着经济中心转移而渐渐消弭,敦煌变成一个不起眼的边陲小城,莫高窟的艺术光环也尘封数百年才被发现。洞窟被风沙淹没,塑像垮塌,千年前的谷草从断臂中裸露出来;壁画受损,变得斑驳甚至会大块大块掉落……风沙侵蚀、战乱、西方冒险家的劫掠,整个莫高窟在天灾人祸的蹂躏后,一片狼藉。


但那时的莫高窟几乎没有任何文物保护的设备和工具,面对一片一片生病的壁画,用什么修,怎么修,都靠李云鹤自己摸索。


没有仪器做实验,就跑去厨房,用炉子烤,用锅煮,通过高温来观察材料性能;屋里屋外、白天晚上地作对比,来寻找最理想的材料。


当时敦煌研究院请来捷克的专家帮助修复,关于修复材料和工艺,对方始终保密,李云鹤就在旁边“偷师”修复过程,专家走后,李云鹤自己摸索着用毛笔、滴管、注射器等各种方式修复,最终选定了注射器作为粘结材料注渗的工具。


胶结材料注射完,需要将壁画回贴到地仗层,李云鹤尝试铺上一层纱布然后按压,“布纹会压到壁画上,修过的壁画像罩了一层网子。”后来换成塑料布,发现容易把壁画粘下来;最终想到装裱画用的纺绸,既能吸水,还有细腻的质地。“就这样慢慢自己总结了一套修壁画的工艺流程。”


李波说,那几十年是莫高窟的“抢救性保护时期”,“在当时,受到人力、物力、财力、认识等等方方面面的局限,大家处于一个被动状态,如果不去抢救,可能是完全的损毁。”


有媒体报道,1943年,画家张大千临摹完壁画,准备离开敦煌,临走时对常书鸿说:“我回去了。你待在这里,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无期的徒刑。”


后来,常书鸿在这里待了一生,他的墓建在九层楼对面。李云鹤也留了下来,在窟区马厩改成的员工宿舍住了将近30年。那排南北延伸的土房子,里面搭着土炕、土桌和土凳,睡觉时会有灰尘扑簌簌落在脸上,第二天一早鼻孔里都是黑的。


夏日酷暑,强烈的太阳辐射足以灼伤皮肤;冬季酷寒,人们裹着带膻味儿的羊皮袄子过冬。人们最常吃的饭是白水煮面条,前面放着一碗盐巴一碗醋,拿戈壁滩上的红柳枝当筷子,一顿饭就在腾腾的水汽中吃完了。


修自来水是八十年代之后的事了,那之前,李云鹤们吃的是苦口泉的水,盐分高,味道苦涩,“刚来的时候都要闹一个月肚子”。


直到1985年才搬到一两公里外的公寓中。九十年代,院里想要给他在省会兰州分房,离开一线从事研究工作,李云鹤没同意,“我修了一辈子壁画,弄我到兰州干嘛去?不如待在敦煌守着这些东西。”


1998年,李云鹤被敦煌研究院返聘,继续“扎”在洞窟里修壁画。


到如今,这位常书鸿口中的“小李”已经86岁。他做了63年修复师,4000余平米壁画经历过他的“医治”,晚辈们叫他“爷爷”,也说他是“壁画修复领域的祖师爷”。


李云鹤在洞窟讲解。受访者供图


“医德”


莫高窟距离敦煌市区25公里,沙丘、戈壁,四周是千篇一律的黄色。李晓洋的童年时光,有很长在莫高窟度过。住处距离九层楼不到50米,每天黄昏,李晓洋就被“派”去洞窟喊爷爷吃饭。


130窟前面曾经有一片小池塘,春夏一到,总能从里面抓到小青蛙,时间长了,大家给池塘起名“青蛙池”。


洞窟门口的水泥斜坡是小孩子们的天然滑梯,李晓洋经常在口袋里装上满当当的沙子,然后拎着一个小纸板跑去玩,沙子一撒,纸板一铺,一屁股坐上去,就嗖嗖嗖地滑到底。


每年圣诞、元旦等节日,敦煌研究院会把小孩子们全都召集起来,在食堂大厅,李晓洋们一边吃水果和零食,一边听老师讲壁画故事,九色鹿和舍身饲虎是每个“窟二代”的童年符号。


莫高窟九层楼。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


那时候,李晓洋觉得壁画修复工作很酷,聚精会神地坐在壁画前,拿着工具,像医生给患者治病。因为要援助兄弟单位,爷爷和叔叔经常四处出差,指导修复国内其他地区的受损壁画,在李晓洋眼里,“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出差’这个词可以安在我身上,觉得特别洋气。”


不过,十几年过去了,李晓洋也成了一位修复师,却发现这份工作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高大上”。刚刚入行时,他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做这些有什么意义。”


让李晓洋印象最深的是石家庄毗卢寺的壁画,因为酥碱病害严重,仅仅一块40厘米高60厘米长的壁画就花费了他三天的时间,干燥、脱盐处理、二次加固……许多道工序。


毗卢寺采用的是开放式修复,游客可以正常参观,一位当地的老人经常会过来看他们修壁画,有一天终于忍不住开口:“小伙子,我前两天来你就坐在这儿,怎么今天还在这儿?”


“每天坐在同一个地方,重复同样的步骤,有时要几百上千次,一天下来胳膊都酸了。”李晓洋说,“当时觉得真枯燥。”


类似的感受在年轻人中并不罕见。80后壁画修复师付磊原本在部队里当兵,退伍后来到莫高窟工作。早晨,在部队时的跑操时间,他要坐在洞窟里修壁画;上午,在部队时的训练时间,他要坐在洞窟里修壁画;下午,在部队时的体能时间,他还要坐在洞窟里修壁画……付磊觉得“闹心”,起初那段日子,时不时要出去走走。


来自河南的乔兆广也有类似的经历,刚入行时,一到正午就早早放下手中的活儿准备吃饭,几个年轻人在洞窟门口等啊等,也不见师父们出来,又不好意思进去叫,只能在门口瞎溜达,眼看着已经过饭点半小时,实在熬不住了,跑进洞窟里叫师父,“还以为他们没看表,其实根本就把时间给忘了。”


“我师父是李云鹤老师的徒弟。” 乔兆广说。如今这些80后成了修复师队伍的中坚力量,技艺渐渐娴熟,也开始带徒弟了。很多人会感叹,连86岁的“祖师爷”李云鹤都还在一线工作,“我们有啥理由不好好干呢?”


年轻修复师乔兆广。受访者供图



出差援助其他单位修复壁画时,住宿条件经常很艰苦,但李云鹤睡简陋的招待所可以,睡帐篷可以,睡“一刮风一身土”的洞子里也不说什么。


如今在榆林窟工作,四下无人,戈壁滩广阔无边,李云鹤和其他修复师们就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房中,“两片铝片夹着一片保温板。上班时间干工作,下班时间聊天,聊的还是工作那点事。”


李波记得,1994年,他跟随父亲李云鹤去青海塔尔寺修复壁画,夜里住在喇嘛的房间,忙了一天,关灯后他很快睡着了。没多久突然被父亲叫醒,要探讨怎么修复才能让壁画状态最好。“藏传佛教的壁画都会在表层刷上防护膜,所以颜料起甲特别难修。”李波说,那是他入行的第四年,父亲第一次以同行的口吻和他讨论工作问题,“那次之后就成常态了,经常夜里突然被叫醒,交待一些事情,或者要听听我的看法。”


前不久,他在榆林窟和父亲一起做塑像修复工作,夜里三点多了,迷迷糊糊被叫醒,“雕塑嘴型上的高低起伏你考虑到了没有?”李云鹤一边说着还一边拿起手机,翻出照片,继续看雕塑嘴角的阴影和线条。


作为李云鹤带出的徒弟,李晓洋和叔叔李波都听过无数次关于“医生”的比喻。李云鹤经常说,医生给病人输液,扎疼了还会被抱怨,但修复师给壁画治病,文物不会说话,所以更要有医德,更要有敬畏心。


在杭州修复凤凰寺的壁画时,一个学生不小心把壁画粘到了手上,“这很正常,掉下来也很正常,但是你得给贴回去,结果这个娃娃随随便便把这块壁画从手上给弹走了。”李云鹤回忆,“我把他给撵回去了。”


李云鹤在修复雕塑。受访者供图


和风赛跑


2012年的夏天,李晓洋工作的第二年。一个傍晚,他和爷爷结束工作从工作现场走出来,有亲人打来电话问候,李云鹤拍了拍身上的土,坐到洞窟旁的小石墩上。


盛夏的西北,六点钟的阳光依然刺眼,光线漫在李云鹤脸上,闪着密密麻麻的白色胡茬。在李晓洋印象中,爷爷身体一直非常好,从没老过。他有点出神:“虽然他嘴上不说对我的期望,但是能感觉到他把这个东西看得比他生命还重要,他希望我能继续做。忽然觉得到我选择自己人生方向的时候了。”


让李晓洋最终留在这个行业中的“决定性瞬间”发生在2014年。那一年,他和同事在莫高窟第360窟开展修复工作。


平日里,壁画被脚手架隔成小块,修复师坐在壁画前十几公分的位置,看到的是颜料、晶体、墙壁和泥土,加上壁画起甲严重,光线照过来,影子乱糟糟,根本看不清原壁画的模样。


项目完工的那天,所有脚手架被拆走,李晓洋站在自己修复好的壁画面前,突然被感动了:360窟北壁,药师经变图,不到一米高的文殊菩萨像在自己的修复后重新显现出来,巴掌大小的脸上,“眉眼、鼻翼、嘴角,太细致了,线条特别好。”李晓洋回忆,“当时就觉得,如果不是我们修复,好多人再也看不到这些东西了。从那一刻开始找到了成就感。”


莫高窟360窟除尘、起甲壁画病害修复前后对比。受访者供图



莫高窟386窟壁画起甲病害修复前后对比。受访者供图



平日里,李云鹤经常嘱咐年轻修复师们:“从事修复行业,不要做了几年,就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够吃老本了,必须不断总结日常的经验,不断学习新的技术。”


李波说,从八十年代开始,莫高窟的文物保护进入科学保护时期,壁画修复前要进行地质调查、环境监测,用新技术、新材料保护洞窟。


李云鹤在莫高窟工作了60余年,李波的修复刀也捏了将近30年。老一辈的修复师们见证了许多历史节点。1997年起,敦煌研究院参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制定工作,那是第一个指导中国文物古迹保护行业的规则和标准。


接力棒传到年轻人手中,如今是李晓洋从事壁画修复的第九年。他所经历的,是莫高窟“预防性保护时期”,保护者们“通过对文物保存环境、条件的合理科学的干预调节,来达到文物少害病、延年益寿的作用。”比如通过研究洞窟承载量,科学控制参观人数和参观时间,减少游客参观导致的温湿度变化等对壁画的伤害。


李晓洋渐渐发现,这是个没有尽头的行业。“唐朝的壁画和五代的壁画有区别,山西的和河北的也不一样,像这一次在成都,和在敦煌就有明显的不同,成都的湿度特别大,自然环境特别不利于泥质文物的保存。”没有什么秘诀,只能不停地思考对策,解决问题。


正在莫高窟465窟工作的叔叔李波也遇到新的问题。古代工匠把矿物原料磨成粉,掺入胶结材料,然后绘制到墙壁上。李波发现,和莫高窟的其他洞窟相比,465窟壁画上的胶含量明显偏高,这导致颜料层的起甲病害特别严重,并且起甲部分硬度、脆度很高。


李波和同事们在无数次实验后,最终决定增加粘结材料的温度,“使原有材料在新材料的温度的影响下,达到一定的渗透和软化,这个时候回贴失真最小。”


许多新的技术开始应用在壁画修复上。例如在修复中胶结材料的浓度,过去,修复师凭借经验和感觉来决定,如今则通过研究设备对壁画成分、病害类型和程度、产生机理等进行分析,然后给出精准的数据,从而决定胶结材料的浓度和比例。一些测绘软件也被应用到壁画修复中,常用的PS,可以在壁画残片拼对时发挥作用。


“壁画保护是一门学不完的学问。”直到现在,八十多岁的李云鹤都还在学习新的高分子修复材料的使用。


如今,开设壁画修复相关专业的院校越来越多,每到节假日,也有很多年轻人来到莫高窟研学或是从事志愿者工作,不过,修复师们说,或许因为工作环境偏远、干燥,或许因为工作性质辛苦、枯燥,他们中留下来修壁画的凤毛麟角。


“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损毁,怀抱琵琶的飞天和斑斓的佛国世界迟早会消失,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不止一次说起类似的话。


时间是莫高窟最大的敌人,“与毁灭抗争”的紧迫感,渐渐被传递给莫高窟的保护者们。


去年,有媒体想要拍“守护者”的故事,找到了李氏祖孙。短片中,李晓洋扶着爷爷爬上长长的石阶,站在洞窟门口。


镜头摇过沙漠、戈壁,以及攀满断崖的蜂巢般的洞窟,李晓洋声音轻浅:“爷爷一辈子都在和风赛跑,他说,这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比赛,但我们偏偏要逆天而为。哪怕和风耗尽一辈子,也要为后人留下不能复制的文明。”


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李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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