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03 11:22:37新京报 记者:祖一飞 编辑:陈晓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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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100位中国“剩女”

2019-07-03 11:22:37新京报 记者:祖一飞

对“剩女”的定义不是看一个女性的工资、年龄或受教育程度,而是看她有多尊重自我;为了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她愿意忍受多少;她知道为什么要努力工作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且不打算仅仅因为结婚而改变它。总之,她尊重自己变得快乐和独立的权利。

2009年,美国女孩玫瑰(Roseann Lake)在北京一家电视台工作。过完春节开工的那天,她发现身边的女同事们不太开心。因为,她们在节日里经历了“被逼婚”。


在玫瑰眼中,这些女同事们风华正茂、事业有成,最大年龄还不到27岁,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看作剩下的“处理品”。但现实是,她们的父母们却认为,如果女儿再不找到对象,就会变质发霉,嫁不出去。

 

听说这样的女性在中国被称为“剩女”,玫瑰觉得不可思议,“真是太不像话了。”

 

此后的五年间,玫瑰有意结识了100多位单身女性,陪她们聊天,听她们争论。为了理解上一代人,她甚至去了公园的相亲角,听大爷大妈们如何“推销”自己的孩子。

 

玫瑰把捕捉到的故事写成了书,取名《单身时代》,主人公有来自哈尔滨的小镇女孩、耶鲁归来的北京姑娘、做情妇的长腿女孩、接父母来京的公关公司女老板。

 

时间到了2019年,四位女性中的三位依然未婚,玫瑰对于中国和“剩女”的好奇心也还未熄灭。

 

以下为玫瑰自述:

 

骑电动摩托认识中国


我第一次来中国旅行是在2008年,那时候北京正举办奥运会。奥运会后,所有国家的报纸上有关中国的新闻都特别有意思。我想更多地了解它。

 

2009年,我修完新闻硕士学位,决定来中国好好待上一段时间。最初的计划是边学中文边做记者,时间最多不超过一年。后来一待就是5年。

 

到北京没多久,我就在五道口花1200元人民币买了辆橙色的电动摩托。我给它取名“芬达”,没事的时候,就骑着它在北京到处逛,去胡同,去二环、三环,看各种各样的人。

 

在逛的过程中,第一次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种跨越不同时代的差距感。比如,我在自行车道上骑着电动摩托,旁边有一个很大的车,上面装满了要卖掉的白菜,再旁边是充满未来感的三里屯。

 

你可能不会在别的地方发现如此大的差别:农村卖白菜的(场景)和现代的楼在一起。作为一个外国人,又是记者,我觉得这是件非常新奇的事情,想要了解它们是如何并存的。

 

我在北京一家电视台做主持人,做过一个关于“外国人在中国是什么体验”的节目,邀请很多外国人来分享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也做过旅行节目,去拍摄中国不同的地区;还记录过一些快要消失的传统制作工艺,比如空竹、竹风筝。

 

我也曾写过很多社会观察的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中国的“剩男”,同时关注“剩女”现象。

 

上个月,我去了一趟天坛公园。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中国的相亲角就是在那里。

 

我发现,和十年前一样,人们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拿着小纸片走来走去,互相问“你的是女孩还是男孩?”“我的是87年的”“你的是做什么工作的?”


玫瑰在北京的公园里和人们交谈。受访者供图


 

仅有的变化可能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互相加QQ,这一次他们加的是微信。

 

会有人问我“你是来找对象的吗?”也有人想让我当她儿媳妇。有一位女士就相当坚持,问了我很多问题,我说我已经有对象了,她只得问我还有没有其他单身朋友。

 

美国没有这种相亲角。我一想到我妈妈到公园试图把我“卖”出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大笑,想象着她会怎么描述我。

 

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我感觉这些父母很辛苦。他们去相亲角,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事情做,还有一方面是真的担心,觉得自己的孩子忙于工作,条件虽然很好,但就是没有时间认识异性。

 

他们认为,如果不帮忙给孩子找对象,时间错过了,自己的女儿就会嫁不出去,儿子就娶不到媳妇。

 

我问过一些父母,“你的孩子知道你在这里吗?”他们说不知道。

 

别人一直在说他们的孩子没有结婚,他们觉得没面子,想快点让孩子结婚。看起来这似乎有点自私,但后来我意识到,这其实源于爱。他们并不只是想让周围人闭嘴,而是觉得“如果我们不在了,谁来照顾你?”

 

但他们并不理解孩子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对象。我总觉得,在公园里找对象的成功率可能会非常低。

 

“‘剩女’的定义是看她有多尊重自我”


我在《单身时代》里提出过一个问题:为什么突然有那么多人单身?

 

我当时还不能理解,但之后很快明白了这点。因为年轻人和他们父母之间的断层,就跟白菜和高楼的差距一样。

 

父母那一辈年轻的时候没有很多机会和选择。如果他们在单位工作,想要得到单位分房,就得尽快结婚。在这种情况下,单位领导或许会帮忙选择配偶。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发展得超级快,一切都变了。

 

在电视台的时候,我身边很多同事都是单身女性。我和她们一起出差,一起相处了很长时间,但始终没有发现结婚对于她们来说是个问题。

 

直到一次春节过后,女同事们从老家回到办公室,便开始讨论婚姻话题,她们称自己是“剩女”。


玫瑰和读者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我问女同事们为什么不结婚,她们会说“我应该结婚,但我不想结,因为在理想中我想和我爱的人结婚”。我问,“那为什么不去和爱的人结婚?”她们就会看着我,说“浪漫不是一个能够结婚的理由”。

 

我很惊讶地问,“为什么不能?”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外来说,这实在太奇怪了。

 

我的女同事们同样对美国感到好奇:“美国是《欲望都市》里的那样吗? 27岁还没有结婚,会有问题吗?”我说:“NO,当然不!”

 

后来,我得到了不同人的故事,它们不断地累积成一个整体。

 

在中国,我听过一个很好玩的说法——“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其他国家的语境下也有类似调侃。从书中艾薇和琼两个人的关系来看,这句话似乎很有说服力。

 

书中的琼,她可能是最符合刻板印象的:出国留学,获得耶鲁学位,有一个很棒的工作;张梅,来自哈尔滨,工资没有那么高,但她成为“剩女”的原因和琼一模一样。她的性格很坚强,尽管没有挣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国际化。

 

我觉得对“剩女”的定义不是看一个女性的工资、年龄或受教育程度,而是看她有多尊重自我;为了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她愿意忍受多少;她知道为什么要努力工作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且不打算仅仅因为结婚而改变它。总之,她尊重自己变得快乐和独立的权利。

 

在四个主人公中,张梅可能是最有勇气的一个,她的压力更大,因为父母在哈尔滨,想法会更加传统,她村里的每个同龄人都结婚了。

 

但张梅不想妥协,尽管她的条件不是一个完美的“剩女”,她没有那么多机会,但她们一样尊重自我,不愿妥协。

 

现在,我依然和书里的四位女主人公保持联系。琼生活挺好,我前几周还在纽约看到她,她没有结婚,正在和别人约会;克里斯蒂也是;张梅最近压力特别大,她现在离开了北京,回了老家;唯一结了婚的是艾薇。

 

除了这四个人之外,我的大部分“剩女”朋友也都还没有结婚。

 

一本不被看好的书

 

在研究“剩女”问题期间,我采访过一百多位单身女性,书里还有很多教授的观点,他们是来自人口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

 

从2010年开始动笔,我一直写了7年才写完。直到2019年,才推出了中文版。

 

当时写完书后,我给60多家代理发了邮件,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回应。也有些人回应了,说写得很有意思,“但这太中国了,美国读者或美国出版商不会关心在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


玫瑰为读者写下寄语。受访者供图


 

我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中国的女性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而且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也在中国发生,这难道不是吗?

 

有很多国家的女性都会晚婚、不婚、少生孩子,这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也是完全正常的事情。怎么能因为它发生在中国,就说它不值得关注?我认为这是一个国际议题,全球的读者都会感兴趣。但他们直接告诉我,“你的书卖不出去。”

 

我进行了很多次这样的对话,最终找到一位代理人,又找到了认可这本书的出版社。

 

我一开始设想会有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对这本书感兴趣,但没想到最有意思的回应来自那些40至70岁的中老年读者。她们知道中国的社会体制,知道中国的生育政策,但没有想到事情还有另一面。那些领养了中国女婴的美国父母,也很想知道如果他们的女儿生活在中国会是怎么样的。

 

观察这些读者的反应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记得有一位70多岁的美国女性说她没有像许多同龄女性一样大学毕业就结婚,而是到55岁才结婚。她是一个保险公司的CEO,认为晚婚是自己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她非常支持并理解中国女性,也很高兴她们有现在的发展机会。

 

在英国,人们并没有给这些大龄不婚的人贴标签,但他们会问这些人为什么没结婚。这些压力是存在的。那些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的女性则感慨,“这些和我们国家是一样的!”

 

我把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做了对比。像日本、韩国、新加坡,就不会有那么多父母干预孩子的婚姻问题。但在中国,结婚是两个家庭而不是两个人的事。很多认识的人会对此提意见,施加压力。

 

至于其他问题,中国可能没有其他国家那么复杂。中国女性结婚生孩子以后,还可以出去工作。老人们会帮忙带孩子,尽管这中间有很多问题,她们的压力还是会小一点。比起韩国和日本,中国社会对母亲继续工作的接受度是很高的。

 

她们不需要标签

 

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剩女”的年龄标准可能是27岁,到了25岁的时候就比较紧张了。但这个标准一直在变,现在我感觉大城市应该是30岁以上才算“剩女”。

 

在美国,学历高的女性会比学历低的女性晚一点结婚。她们离婚的可能也会比学历低的女性小一点,这是最近的变化。我觉得在中国也一样,女性希望好好选择,这就需要时间。


玫瑰在上海的签售活动上和读者交流。受访者供图



我第一次听到“Leftover Women”(剩女)这个词是在工作的时候,它在美国也并不是一个很普遍的词,很多人会理解为“Left behind Women”(留守女性)。

 

为什么一定要给单身女性一个称呼?她们难道不可以只是正常的女性吗?我觉得她们不需要标签。

 

在中国有些地方,女性的地位似乎是提高了的,人们总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但这就说明女性在中国有同等的权利了吗?但当你注视真实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其实是非常不同的。

 

机会并不是盛在盘子里端给女性的,而是她们争取来并努力维护的。她们能够获得的每一个机会,都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的,而是中国发展的大环境的“副产品”。

 

建设国家需要尽可能多的工作者参与其中,女性也要成为其中一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女性在高考中非常努力,女性的升学率很高,她们非常努力地去维护她们的权利和社会地位。


中国目前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从世界的制造业工厂向一个更成熟的经济体转变,不再是工厂和工人,而是服务、技术、绿色能源和其他更复杂的东西。很显然,在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更新人才储备,从制造iPad的工人转变成发展最新科技的人才。而中国大量受教育的男性、女性,会促进过渡的过程。

 

我想要外国读者理解,这些受教育的女性和工作的女性,会是中国向前发展的重要部分。就像我在这本书封面的副标题写的那样:女性塑造着世界下一个超级力量(The women shaping the world’s next superpower)。


新京报记者 祖一飞 实习生 付蕾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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