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底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等地考察时多次强调“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产业兴旺了，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繁荣才有基础。
近年来，我国农村创新创业环境不断改善，新产业新业态大量涌现，乡村产业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存在产业门类不全、产业链条较短、要素活力不足和质量效益不高等问题，亟需加强引导和扶持。
【长报道】
家住高黎贡山的傈僳族人相信，“咖啡也是会呼吸的。”
种咖啡久了，咖农们发现，不同海拔的空气大不相同，一颗豆子生长在高处还是低处、有没有呼吸到好空气，从口感上就能判断出来。
生长呼吸中，能量被转化为糖分储存起来，最终呈现在那颗椭圆形豆子上的，是一抹深到发紫的红。当红色的豆变成棕色的粉，一杯热水激下去，积淀已久的香气便释放出来。
与消费者碰面之前，那颗深棕色的豆子要经过多道加工工序，包括脱皮、脱胶、发酵、水洗、晾晒、烘焙等等。大多数消费者不知道的是，除了深加工需要专业设备进行烘焙，其他环节均可由农民在家里完成。
但令咖农们困惑的是，他们种的明明是品质很好的小粒咖啡，付出了很多精力，却几乎挣不到钱。
有人算过一笔账：1公斤咖啡豆可以加工成100杯咖啡，按照星巴克门店30元一杯的价格来算，可以卖3000元。而同等重量的咖啡豆，却只能为农民带来10元左右的收入，连一杯咖啡都买不到。
怎样才能让辛苦在田间地头的农民挣到钱?这成为农业专家苦苦思索的问题。他们通过套种果树、改良品种、开发附加产品等手段，希望能从源头为咖农增收。
一直致力于乡村振兴的电商企业拼多多也加入进来。在扶植新农人、引入新平台和新模式后，优质咖啡豆将直接与消费者对接。当“最初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连通，云南咖农“种豆必赔”的命运有望被改变。
连年亏本的咖农
28岁的言秀邓原本住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高黎贡山上的一间竹棚就是五口人的家。咖啡和玉米，是他们一家人的主要收入。每到咖啡成熟季，言秀邓就骑着摩托车把豆子驮下山去卖。
言秀邓在自家咖啡地里劳作。去年，他承包了5 亩山地种咖啡，平均一亩地收入1000 元出头。受访者供图
山上不通电，生活艰难。直到前年，政府启动扶贫移民工程，言秀邓带着妻儿从山上搬下，移民到保山市潞江镇一座多民族合居的村子。
这座村子名叫“丛岗”，意味着丛林、山岗环绕。村子东侧是怒江大峡谷，西侧是树木遮蔽的高黎贡山，山泉水在路边汩汩流淌。但这样一块占尽了自然风光的地方，却是全镇三个贫困村中唯一的深度贫困村。而丛岗村的主要经济作物，正是小粒咖啡。
移民到丛岗村后，言秀邓一家被划入一支名叫“黎明”的村民小组。村委副主任施忠相解释，傈僳族是“直过民族”，从刀耕火种直接过渡到文明社会，“当时取这个名字，就是寓意他们的生活从黑暗走向光明。”
下山之后，言秀邓的生活确实变了样。政府资助给他的平房，连厕所里都铺了瓷砖，洁白瓦亮。
8月下旬，农忙时节还未到，言秀邓一家人坐在新家享受悠闲时光。见有客人来，他走到门外迎接，黝黑的脸上带着几分羞涩。客人落座，言秀邓的妻子拿出酸角汁招待，娃娃们也凑起热闹，光着脚围在桌边嬉戏打闹。
施忠相说，言秀邓一家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不到4000元。去年，言秀邓承包了5亩山地种咖啡，减去购买肥料花费的2000元，卖豆的钱还剩下5300元。在不考虑土地租金和人工成本的情况下，平均一亩地收入1000元出头。
除了咖啡，言秀邓还种玉米和甘蔗，所有收入加起来，仅仅够维持一个五口之家的日常开销。
10月底，咖啡进入成熟季，言秀邓等咖农就将进入农忙期。咖啡豆成熟周期长，一个采摘季可持续四五个月之久，这期间，言秀邓夫妻需要进行十几轮采摘，任务并不轻松。
同村的胡老德家有20亩地，往年种的也都是咖啡，但今年，他把所有咖啡树砍掉，改种了玉米。“价格不行呦，这两年一直跌价。”尽管对行情失望，胡老德还是留了条后路，他把咖啡树留了根，用不了两年就会长出豆子，他希望那时的价格会高一些。
言秀邓和胡老德种了多年的咖啡，也都掌握脱壳、水洗之类的初加工方法，但有一点他们却理解不了：为什么咖啡豆的收购价会一降再降。
在云南省农科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简称热经所)工作的农业专家胡发广告诉咖农，咖啡豆的价格和国际期货市场有很大关系——由于中国的咖啡产量在全世界占比不到2%，几乎没有定价权。除了部分精品豆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定价，大宗常规咖啡豆只能跟着纽交所的期货价格走。
热经所团队曾在保山当地做过统计，测算出农民每产出1公斤咖啡豆的成本约为15元。而最近几年，常规咖啡豆的收购价仅为10-12元一公斤，且价格已经连续8年下跌。
看到种豆无望，许多农户丧失了信心。除了像胡老德一样砍掉咖啡树，还有人选择外出打工，有的干脆将土地撂荒。还在坚持的，胡发广认为他们是没有考虑到人工成本，“只要算上人工，所有种咖啡豆的都亏本，一个不剩。”
好咖啡不能只卖“白菜价”
历史上，云南咖啡并不缺少荣誉。资料记载，20世纪50年代，保山潞江小粒咖啡在伦敦市场上被评为一级品;1987年，瑞士雀巢公司总裁到保山考察，品尝咖啡之后评价称，“这是我在中国喝到的第一杯最好的咖啡”;1993年，保山小粒咖啡在比利时第42届布鲁塞尔尤里卡博览会上被评为上品，荣获尤里卡金奖……
热经所副所长罗心平告诉记者，我国咖啡产地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两省的部分地区，其中小粒咖啡主要分布在云南，“在行业内，中粒和大粒主要用来拼配速溶咖啡，只有小粒可以拿来制作精品咖啡。”
罗心平说，判断咖啡优劣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看评分。有参考意义的分数是由专业杯品师品尝后，根据咖啡的风味、醇厚度、酸度和湿香气等表现评定得出，得分80分以上就属于精品级咖啡，而潞江镇很多农户种的咖啡都曾超过这个分数。
那么，为什么好的咖啡豆却卖不上好价钱呢?
胡发广告诉记者，因为农户对种咖啡失去了信心，咖农们在生产周期无心管控，导致咖啡豆先天养分不足。在丛岗村，咖啡收获时的采摘方式大多是传统的粗放式采摘。咖农将红果、干果全部摘下，部分未成熟的绿果也会掺杂进来。这样做的结果是，即使其中相当一部分咖啡豆品质很好，也只能当作“大路货”出售。商贩上门收购时，看到好果、坏果混在一起，价格自然不会高。
胡发广说，目前云南咖啡95%以上都是卡蒂姆品种，抗病性强，价格低。而相比之下，铁皮卡、波邦等品种口感更好，收购价也要高出四五倍，但这样的品种种植量却非常少。
这些年，胡发广一直想帮咖农多挣钱，他想到的方法是推广优质品种，“想要绕过纽交所，只需要加工出精品咖啡豆，交给市场来定价。”
90岁的傈僳族老人交蒙阿凤（傈僳语音译）在屋外扬咖啡，一年四季围绕咖啡劳作已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受访者供图
优质树种对种植养护和生长环境的要求也更高。胡发广能够确定的是，保山当地的海拔和气候环境，完全适宜优质咖啡树种生长。他相信，通过指导农民进行科学种植，“娇贵”的优质树种一样可以实现稳产。
最近几年，一些年轻人开始尝试新方法，丛岗村的杨永海便是其中之一。曾在青岛学习过咖啡制作的他，不甘于小粒咖啡只能卖“白菜价”，在外地工作8年后，他回到村里做起了精品咖啡。
采摘时，杨永海将品质好的咖啡豆挑出来单独加工，烘焙好便可销往一些咖啡店。这样的精品豆对农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能摘完全成熟、颜色鲜红的果子;咖啡豆不能像以前一样随意晒在地上，必须远离猪圈等异味源;晾晒时，每隔一个半小时就要翻动一次……
尝试新出路的不止杨永海一人，他所在的合作社目前共有44户村民加入，社员均为丛岗村人，其中还有几家低保户。咖啡豆成熟时，合作社既收社员的豆子，也从其他村民处收购，但给前者的价格会更高一些。上个采摘季，合作社共拉回了80吨鲜果。
相比直接出售给商贩，走精品路线后，咖农的收益大大提升。这也是胡发广希望看到的结果：更多利润留在了农民，而不是中间商手里。
精品豆挣钱多，种植户们看在眼里。但碍于品质把控和加工水平，并非所有人都能交出合格的咖啡豆。已有的合作社覆盖面有限，移民来的傈僳族群众并不能参与到其中。
还有一点，胡发广团队有技术，但缺乏资金支持，怎么样把想法变成现实，成了困扰大家的难题。
“瞌睡遇上了枕头”
今年7月，拼多多与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签署协议，承诺拿出1亿元人民币，助力云南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前期考察中，保山小粒咖啡吸引了拼多多团队的注意，进驻保山后，他们决定围绕咖啡“做文章”。
胡发广告诉记者，与拼多多团队接触后，双方的观点不谋而合。拼多多负责出钱，胡发广团队出技术，带领农户们生产优质咖啡豆。双方谈成的那一刻，胡发广很开心，他觉得这次合作就像“瞌睡遇上了枕头”。
拼多多团队与云南热经所、丛岗村村委会一道挑选改良实验地，以期增加土地亩产值。受访者供图
很快，丛岗村建起了一座占地30亩的优质咖啡示范园。这座园子里的咖啡树，树身是传统品种卡蒂姆，冒出的新芽是铁皮卡。通过嫁接技术，可以省去育苗的时间，三年之内就能看到成果。果子长出来之前，胡发广要教会农民如何栽培养护。果子熟了，农民正好可以见证新树能增收多少。
和农民打了十几年交道，胡发广懂得如何说服农民，“你光说不算，必须要让他看到好处，农民才会跟着干。”
除了改良树种，胡发广团队还想到了其他增收方法，例如在咖啡地里套种芒果树。他保守估计，按照一亩地套种10棵芒果树来计算，单此一项就可以增收2000元左右。
种咖啡的问题解决了，卖咖啡的问题还悬着。
拼多多的办法是联合平台商家溢价收购。拼多多在平台为相关商家提供流量扶持。作为交换，商家需要在价格低迷时给贫困户提供一份保障。加工好的咖啡，将通过拼多多进入全国消费者的购物车。
上一个采摘季，保山市景兰咖啡董事长黄伟从丛岗、赧亢两个贫困村的贫困户手中收购了20吨咖啡豆。当时的市场价是10块钱一公斤，他出价11块。“到最后，贫困户的收完了，其他村民也拦着车让把他们的收走。”
如今，景兰咖啡的线上订单，有70%来自拼多多平台。他的网店页面有一块特殊的招牌：多多农园助农合作品牌。这意味着，从这家店买到的咖啡，很有可能来自丛岗、赧亢两个村共103家建档立卡贫困户。
8月21日，记者在景兰咖啡厂区看到，一台打印机不停地向外吐着快递单，收货地址既覆盖北上广深，也有各省的四五线小城。黄伟说，以前他的线上销售量一天只有六七百单，现在最多能达到八千单，“厂里基本没有存货。”
“新农人”竞聘上岗
虽然溢价收购让咖农们尝到了甜头，但因为中间环节的存在，咖农并没有实现全面增收。为了将咖啡豆在市场上的流通环节缩减到最少，拼多多决定成立合作社，由企业提供资金及技术支持，在当地扶植新农人做农户们的“职业经理人”，帮助小农户对接线上大市场。
开快递店的杨良清，是被多多农园项目负责人李栋物色到的人选之一。杨良清平时经常通过社交平台卖一些土特产。不久前，他的一位朋友找来，希望能帮忙在朋友圈里“吆喝吆喝”，把手里积压的100斤龙眼处理掉。结果不到一天时间，不仅卖光了100斤龙眼，还接到了额外的80斤订单。
听说拼多多要来帮农民卖咖啡，杨良清来了兴趣。与李栋接触后，他讲出了这些年困扰已久的一个问题：“我们有太多的农产品卡在山里，价格上不去。”这种感觉，让杨良清觉得像是被人捏住了喉咙。
得知拼多多想要成立一家咖啡专业合作社，并招人做经理，杨良清觉得是个好机会，就抢先报了名。报名者除了要设计出合作社的发展方案，还要在企业、政府代表和村民面前作竞聘演讲。
拟定好方案后，杨良清连夜写了篇演讲稿。第二天，竞聘活动在村幼儿园举行。杨良清从来没经历过这种场面，在台上说话的时候有些磕磕绊绊，跟别人互动了几句才显得顺畅一些。6分钟时间结束，杨良清走下台，心想自己肯定没戏了。
参与竞聘的6位报名者当中，有3位是当地咖啡企业的老板。最终的结果却是，自认为实力最弱的杨良清当选经理。
八月下旬，海拔较低的咖啡树上已经有红果冒头。新京报记者 祖一飞 摄
杨良清猜测，拼多多选经理不是看实力，而是看潜力，“可能是想扶持我从弱到强，去经历成长学习这个过程，再带着农民干。”
起步阶段，多多农园项目提供了90万元资金。按照方案设计，丛岗、赧亢两个贫困村种咖啡的103户建档立卡户可以成为合作社社员，每户免费分得8700元股金，并且持有股权证。收获季到来时，社员需要按照合作社的要求去采摘咖啡豆，由合作社统一加工销售。
杨良清说，合作社最大的特点就是让社员“卖一次豆，挣两份钱”。除了第一次收购给钱，之后还会视加工销售情况，将后续收益返到社员手里。为了激发社员积极性，这笔钱不会均分，而是根据每家每户的参与度，按照不同的比例进行分红。卖得好了，作为经理的他也有奖金拿。
收获季即将到来，杨良清已经开始以“新农人”的身份在奔波忙碌。最近，杨良清参加了几场有关咖啡的培训，还去上海参观学习了拼多多平台的网络运营。
他说，从工厂、销售渠道，到品牌的包装设计，已经有了大致框架。
咖啡产品造出来了，后续如何打响品牌，是参与方都关注的问题。
为了吸引咖啡商，热经所计划在今年年底优质咖啡成熟后，邀请专业杯品师来保山进行现场打分。几位农业专家都相信，“精品豆这条路通了，云南咖啡产业一定会有大的提升。”
最近，胡发广团队还要再去几趟山里。多多农园免费资助的芒果树苗已经种下，他们要指导农民给果树整形、留干，还要教授日后如何套袋和防治病虫害。
成熟期即将到来，杨良清也开始为加工销售做准备。未来的路怎么走，杨良清还不确定，但他相信，等到成熟季到来时，搭上拼多多这辆便车的农民们，将不会再走那条老路。
夏末秋初，咖啡还未成熟，言秀邓的咖啡地里透着鲜艳的绿。走近细看才能发现哪些是豆，哪些是叶。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已经有红果冒头。再过两个月，这抹红色将在漫山遍野散开。
【亲历者说】
咖啡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黄家雄 云南省农科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原所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为了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发展边疆少数民族经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成立了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简称热经所)。1952年春，农业专家在云南一位傣族边民的院子里发现了咖啡种子资源，至此引入保山开始科学试种。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互相敌对、互不往来，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日常所需的咖啡原料被垄断。为了支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对咖啡的需求，我国投入力量发展咖啡产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在云南建成全国小粒种咖啡生产基地，在海南建成全国中粒种咖啡生产基地。
那些年，咖啡为换取苏联先进科技技术、支援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和“文革”影响，咖啡无法再出口。由于国人没有饮用咖啡的习惯，再加上喝咖啡被视为资产阶级行为，咖啡产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到“文革”结束时，我国留存的咖啡种植面积仅剩2000余亩。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云南的大山里。1980年，中央有关部门在保山市召开全国咖啡工作会，咖啡产业迎来新生。
1985年7月，我从云南省热带作物学校(现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毕业后来到热经所，致力于咖啡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三十多年来，我走遍了咖啡产区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也见证了我国咖啡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云南大部分咖啡产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可以说集“老、少、边、穷”于一身。但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这些地方如今已由经济社会发展的末梢转变为前沿阵地。
目前，云南省咖啡面积、产量和产值分别占全国的98%以上，是我国最大的咖啡产区。放眼全国，咖啡从业人员达到1000万人以上，咖啡一、二、三产业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咖啡产业为财政增收、企业增效、农民致富和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展咖啡产业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农民腰包鼓起来了，住房由草房变成瓦房、楼房，环境也变美了，富裕后的咖农变得更文明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正在咖啡产区得到实现。
【同题问答】
新京报：你认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大的变化和进步是什么?
黄家雄（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原所长）:
过去是用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咖啡产业为了发展，曾实行“三光”政策——把山上的树砍光、烧光、挖光，再种植咖啡。现在实行“乔-灌-草”立体生态复合种植。远看像森林，近看是咖啡园，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记者： 祖一飞 编辑 ：胡杰 校对： 刘越 范锦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