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02 07:31:04新京报 记者:祖一飞 编辑:胡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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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粒咖啡背后的增收大局

2019-09-02 07:31:04新京报 记者:祖一飞

“与国外相比,云南的咖啡豆大多生长在山地,人力成本高,虽然品质好,却卖不出好价钱。”咖农们有的外出打工,有的砍掉咖啡树改种其他作物,有的干脆将土地撂荒。 怎样才能让辛苦在田间地头的农民挣到钱?这成为当地政府、农业专家、公益企业思考的问题。



【编者按】

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底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等地考察时多次强调“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产业兴旺了,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繁荣才有基础。

近年来,我国农村创新创业环境不断改善,新产业新业态大量涌现,乡村产业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存在产业门类不全、产业链条较短、要素活力不足和质量效益不高等问题,亟需加强引导和扶持。

【长报道】

家住高黎贡山的傈僳族人相信,“咖啡也是会呼吸的。”

种咖啡久了,咖农们发现,不同海拔的空气大不相同,一颗豆子生长在高处还是低处、有没有呼吸到好空气,从口感上就能判断出来。

生长呼吸中,能量被转化为糖分储存起来,最终呈现在那颗椭圆形豆子上的,是一抹深到发紫的红。当红色的豆变成棕色的粉,一杯热水激下去,积淀已久的香气便释放出来。

与消费者碰面之前,那颗深棕色的豆子要经过多道加工工序,包括脱皮、脱胶、发酵、水洗、晾晒、烘焙等等。大多数消费者不知道的是,除了深加工需要专业设备进行烘焙,其他环节均可由农民在家里完成。

但令咖农们困惑的是,他们种的明明是品质很好的小粒咖啡,付出了很多精力,却几乎挣不到钱。

有人算过一笔账:1公斤咖啡豆可以加工成100杯咖啡,按照星巴克门店30元一杯的价格来算,可以卖3000元。而同等重量的咖啡豆,却只能为农民带来10元左右的收入,连一杯咖啡都买不到。

怎样才能让辛苦在田间地头的农民挣到钱?这成为农业专家苦苦思索的问题。他们通过套种果树、改良品种、开发附加产品等手段,希望能从源头为咖农增收。

一直致力于乡村振兴的电商企业拼多多也加入进来。在扶植新农人、引入新平台和新模式后,优质咖啡豆将直接与消费者对接。当“最初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连通,云南咖农“种豆必赔”的命运有望被改变。

连年亏本的咖农

28岁的言秀邓原本住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高黎贡山上的一间竹棚就是五口人的家。咖啡和玉米,是他们一家人的主要收入。每到咖啡成熟季,言秀邓就骑着摩托车把豆子驮下山去卖。

言秀邓在自家咖啡地里劳作。去年,他承包了5 亩山地种咖啡,平均一亩地收入1000 元出头。受访者供图

山上不通电,生活艰难。直到前年,政府启动扶贫移民工程,言秀邓带着妻儿从山上搬下,移民到保山市潞江镇一座多民族合居的村子。

这座村子名叫“丛岗”,意味着丛林、山岗环绕。村子东侧是怒江大峡谷,西侧是树木遮蔽的高黎贡山,山泉水在路边汩汩流淌。但这样一块占尽了自然风光的地方,却是全镇三个贫困村中唯一的深度贫困村。而丛岗村的主要经济作物,正是小粒咖啡。

移民到丛岗村后,言秀邓一家被划入一支名叫“黎明”的村民小组。村委副主任施忠相解释,傈僳族是“直过民族”,从刀耕火种直接过渡到文明社会,“当时取这个名字,就是寓意他们的生活从黑暗走向光明。”

下山之后,言秀邓的生活确实变了样。政府资助给他的平房,连厕所里都铺了瓷砖,洁白瓦亮。

8月下旬,农忙时节还未到,言秀邓一家人坐在新家享受悠闲时光。见有客人来,他走到门外迎接,黝黑的脸上带着几分羞涩。客人落座,言秀邓的妻子拿出酸角汁招待,娃娃们也凑起热闹,光着脚围在桌边嬉戏打闹。

施忠相说,言秀邓一家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不到4000元。去年,言秀邓承包了5亩山地种咖啡,减去购买肥料花费的2000元,卖豆的钱还剩下5300元。在不考虑土地租金和人工成本的情况下,平均一亩地收入1000元出头。

除了咖啡,言秀邓还种玉米和甘蔗,所有收入加起来,仅仅够维持一个五口之家的日常开销。

10月底,咖啡进入成熟季,言秀邓等咖农就将进入农忙期。咖啡豆成熟周期长,一个采摘季可持续四五个月之久,这期间,言秀邓夫妻需要进行十几轮采摘,任务并不轻松。

同村的胡老德家有20亩地,往年种的也都是咖啡,但今年,他把所有咖啡树砍掉,改种了玉米。“价格不行呦,这两年一直跌价。”尽管对行情失望,胡老德还是留了条后路,他把咖啡树留了根,用不了两年就会长出豆子,他希望那时的价格会高一些。

言秀邓和胡老德种了多年的咖啡,也都掌握脱壳、水洗之类的初加工方法,但有一点他们却理解不了:为什么咖啡豆的收购价会一降再降。

在云南省农科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简称热经所)工作的农业专家胡发广告诉咖农,咖啡豆的价格和国际期货市场有很大关系——由于中国的咖啡产量在全世界占比不到2%,几乎没有定价权。除了部分精品豆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定价,大宗常规咖啡豆只能跟着纽交所的期货价格走。

热经所团队曾在保山当地做过统计,测算出农民每产出1公斤咖啡豆的成本约为15元。而最近几年,常规咖啡豆的收购价仅为10-12元一公斤,且价格已经连续8年下跌。

看到种豆无望,许多农户丧失了信心。除了像胡老德一样砍掉咖啡树,还有人选择外出打工,有的干脆将土地撂荒。还在坚持的,胡发广认为他们是没有考虑到人工成本,“只要算上人工,所有种咖啡豆的都亏本,一个不剩。”

好咖啡不能只卖“白菜价”

历史上,云南咖啡并不缺少荣誉。资料记载,20世纪50年代,保山潞江小粒咖啡在伦敦市场上被评为一级品;1987年,瑞士雀巢公司总裁到保山考察,品尝咖啡之后评价称,“这是我在中国喝到的第一杯最好的咖啡”;1993年,保山小粒咖啡在比利时第42届布鲁塞尔尤里卡博览会上被评为上品,荣获尤里卡金奖……

热经所副所长罗心平告诉记者,我国咖啡产地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两省的部分地区,其中小粒咖啡主要分布在云南,“在行业内,中粒和大粒主要用来拼配速溶咖啡,只有小粒可以拿来制作精品咖啡。”

罗心平说,判断咖啡优劣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看评分。有参考意义的分数是由专业杯品师品尝后,根据咖啡的风味、醇厚度、酸度和湿香气等表现评定得出,得分80分以上就属于精品级咖啡,而潞江镇很多农户种的咖啡都曾超过这个分数。

那么,为什么好的咖啡豆却卖不上好价钱呢?

胡发广告诉记者,因为农户对种咖啡失去了信心,咖农们在生产周期无心管控,导致咖啡豆先天养分不足。在丛岗村,咖啡收获时的采摘方式大多是传统的粗放式采摘。咖农将红果、干果全部摘下,部分未成熟的绿果也会掺杂进来。这样做的结果是,即使其中相当一部分咖啡豆品质很好,也只能当作“大路货”出售。商贩上门收购时,看到好果、坏果混在一起,价格自然不会高。

胡发广说,目前云南咖啡95%以上都是卡蒂姆品种,抗病性强,价格低。而相比之下,铁皮卡、波邦等品种口感更好,收购价也要高出四五倍,但这样的品种种植量却非常少。

这些年,胡发广一直想帮咖农多挣钱,他想到的方法是推广优质品种,“想要绕过纽交所,只需要加工出精品咖啡豆,交给市场来定价。”

90岁的傈僳族老人交蒙阿凤(傈僳语音译)在屋外扬咖啡,一年四季围绕咖啡劳作已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受访者供图


优质树种对种植养护和生长环境的要求也更高。胡发广能够确定的是,保山当地的海拔和气候环境,完全适宜优质咖啡树种生长。他相信,通过指导农民进行科学种植,“娇贵”的优质树种一样可以实现稳产。

最近几年,一些年轻人开始尝试新方法,丛岗村的杨永海便是其中之一。曾在青岛学习过咖啡制作的他,不甘于小粒咖啡只能卖“白菜价”,在外地工作8年后,他回到村里做起了精品咖啡。

采摘时,杨永海将品质好的咖啡豆挑出来单独加工,烘焙好便可销往一些咖啡店。这样的精品豆对农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能摘完全成熟、颜色鲜红的果子;咖啡豆不能像以前一样随意晒在地上,必须远离猪圈等异味源;晾晒时,每隔一个半小时就要翻动一次……

尝试新出路的不止杨永海一人,他所在的合作社目前共有44户村民加入,社员均为丛岗村人,其中还有几家低保户。咖啡豆成熟时,合作社既收社员的豆子,也从其他村民处收购,但给前者的价格会更高一些。上个采摘季,合作社共拉回了80吨鲜果。

相比直接出售给商贩,走精品路线后,咖农的收益大大提升。这也是胡发广希望看到的结果:更多利润留在了农民,而不是中间商手里。

精品豆挣钱多,种植户们看在眼里。但碍于品质把控和加工水平,并非所有人都能交出合格的咖啡豆。已有的合作社覆盖面有限,移民来的傈僳族群众并不能参与到其中。

还有一点,胡发广团队有技术,但缺乏资金支持,怎么样把想法变成现实,成了困扰大家的难题。

“瞌睡遇上了枕头”

今年7月,拼多多与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签署协议,承诺拿出1亿元人民币,助力云南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前期考察中,保山小粒咖啡吸引了拼多多团队的注意,进驻保山后,他们决定围绕咖啡“做文章”。

胡发广告诉记者,与拼多多团队接触后,双方的观点不谋而合。拼多多负责出钱,胡发广团队出技术,带领农户们生产优质咖啡豆。双方谈成的那一刻,胡发广很开心,他觉得这次合作就像“瞌睡遇上了枕头”。

拼多多团队与云南热经所、丛岗村村委会一道挑选改良实验地,以期增加土地亩产值。受访者供图


很快,丛岗村建起了一座占地30亩的优质咖啡示范园。这座园子里的咖啡树,树身是传统品种卡蒂姆,冒出的新芽是铁皮卡。通过嫁接技术,可以省去育苗的时间,三年之内就能看到成果。果子长出来之前,胡发广要教会农民如何栽培养护。果子熟了,农民正好可以见证新树能增收多少。

和农民打了十几年交道,胡发广懂得如何说服农民,“你光说不算,必须要让他看到好处,农民才会跟着干。”

除了改良树种,胡发广团队还想到了其他增收方法,例如在咖啡地里套种芒果树。他保守估计,按照一亩地套种10棵芒果树来计算,单此一项就可以增收2000元左右。

种咖啡的问题解决了,卖咖啡的问题还悬着。

拼多多的办法是联合平台商家溢价收购。拼多多在平台为相关商家提供流量扶持。作为交换,商家需要在价格低迷时给贫困户提供一份保障。加工好的咖啡,将通过拼多多进入全国消费者的购物车。

上一个采摘季,保山市景兰咖啡董事长黄伟从丛岗、赧亢两个贫困村的贫困户手中收购了20吨咖啡豆。当时的市场价是10块钱一公斤,他出价11块。“到最后,贫困户的收完了,其他村民也拦着车让把他们的收走。”

如今,景兰咖啡的线上订单,有70%来自拼多多平台。他的网店页面有一块特殊的招牌:多多农园助农合作品牌。这意味着,从这家店买到的咖啡,很有可能来自丛岗、赧亢两个村共103家建档立卡贫困户。

8月21日,记者在景兰咖啡厂区看到,一台打印机不停地向外吐着快递单,收货地址既覆盖北上广深,也有各省的四五线小城。黄伟说,以前他的线上销售量一天只有六七百单,现在最多能达到八千单,“厂里基本没有存货。”

“新农人”竞聘上岗

虽然溢价收购让咖农们尝到了甜头,但因为中间环节的存在,咖农并没有实现全面增收。为了将咖啡豆在市场上的流通环节缩减到最少,拼多多决定成立合作社,由企业提供资金及技术支持,在当地扶植新农人做农户们的“职业经理人”,帮助小农户对接线上大市场。

开快递店的杨良清,是被多多农园项目负责人李栋物色到的人选之一。杨良清平时经常通过社交平台卖一些土特产。不久前,他的一位朋友找来,希望能帮忙在朋友圈里“吆喝吆喝”,把手里积压的100斤龙眼处理掉。结果不到一天时间,不仅卖光了100斤龙眼,还接到了额外的80斤订单。

听说拼多多要来帮农民卖咖啡,杨良清来了兴趣。与李栋接触后,他讲出了这些年困扰已久的一个问题:“我们有太多的农产品卡在山里,价格上不去。”这种感觉,让杨良清觉得像是被人捏住了喉咙。

得知拼多多想要成立一家咖啡专业合作社,并招人做经理,杨良清觉得是个好机会,就抢先报了名。报名者除了要设计出合作社的发展方案,还要在企业、政府代表和村民面前作竞聘演讲。

拟定好方案后,杨良清连夜写了篇演讲稿。第二天,竞聘活动在村幼儿园举行。杨良清从来没经历过这种场面,在台上说话的时候有些磕磕绊绊,跟别人互动了几句才显得顺畅一些。6分钟时间结束,杨良清走下台,心想自己肯定没戏了。

参与竞聘的6位报名者当中,有3位是当地咖啡企业的老板。最终的结果却是,自认为实力最弱的杨良清当选经理。

八月下旬,海拔较低的咖啡树上已经有红果冒头。新京报记者 祖一飞 摄

杨良清猜测,拼多多选经理不是看实力,而是看潜力,“可能是想扶持我从弱到强,去经历成长学习这个过程,再带着农民干。”

起步阶段,多多农园项目提供了90万元资金。按照方案设计,丛岗、赧亢两个贫困村种咖啡的103户建档立卡户可以成为合作社社员,每户免费分得8700元股金,并且持有股权证。收获季到来时,社员需要按照合作社的要求去采摘咖啡豆,由合作社统一加工销售。

杨良清说,合作社最大的特点就是让社员“卖一次豆,挣两份钱”。除了第一次收购给钱,之后还会视加工销售情况,将后续收益返到社员手里。为了激发社员积极性,这笔钱不会均分,而是根据每家每户的参与度,按照不同的比例进行分红。卖得好了,作为经理的他也有奖金拿。

收获季即将到来,杨良清已经开始以“新农人”的身份在奔波忙碌。最近,杨良清参加了几场有关咖啡的培训,还去上海参观学习了拼多多平台的网络运营。

他说,从工厂、销售渠道,到品牌的包装设计,已经有了大致框架。

咖啡产品造出来了,后续如何打响品牌,是参与方都关注的问题。

为了吸引咖啡商,热经所计划在今年年底优质咖啡成熟后,邀请专业杯品师来保山进行现场打分。几位农业专家都相信,“精品豆这条路通了,云南咖啡产业一定会有大的提升。”

最近,胡发广团队还要再去几趟山里。多多农园免费资助的芒果树苗已经种下,他们要指导农民给果树整形、留干,还要教授日后如何套袋和防治病虫害。

成熟期即将到来,杨良清也开始为加工销售做准备。未来的路怎么走,杨良清还不确定,但他相信,等到成熟季到来时,搭上拼多多这辆便车的农民们,将不会再走那条老路。

夏末秋初,咖啡还未成熟,言秀邓的咖啡地里透着鲜艳的绿。走近细看才能发现哪些是豆,哪些是叶。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已经有红果冒头。再过两个月,这抹红色将在漫山遍野散开。

【亲历者说】

咖啡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黄家雄 云南省农科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原所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为了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发展边疆少数民族经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成立了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简称热经所)。1952年春,农业专家在云南一位傣族边民的院子里发现了咖啡种子资源,至此引入保山开始科学试种。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互相敌对、互不往来,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日常所需的咖啡原料被垄断。为了支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对咖啡的需求,我国投入力量发展咖啡产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在云南建成全国小粒种咖啡生产基地,在海南建成全国中粒种咖啡生产基地。

那些年,咖啡为换取苏联先进科技技术、支援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和“文革”影响,咖啡无法再出口。由于国人没有饮用咖啡的习惯,再加上喝咖啡被视为资产阶级行为,咖啡产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到“文革”结束时,我国留存的咖啡种植面积仅剩2000余亩。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云南的大山里。1980年,中央有关部门在保山市召开全国咖啡工作会,咖啡产业迎来新生。

1985年7月,我从云南省热带作物学校(现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毕业后来到热经所,致力于咖啡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三十多年来,我走遍了咖啡产区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也见证了我国咖啡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云南大部分咖啡产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可以说集“老、少、边、穷”于一身。但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这些地方如今已由经济社会发展的末梢转变为前沿阵地。

目前,云南省咖啡面积、产量和产值分别占全国的98%以上,是我国最大的咖啡产区。放眼全国,咖啡从业人员达到1000万人以上,咖啡一、二、三产业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咖啡产业为财政增收、企业增效、农民致富和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展咖啡产业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农民腰包鼓起来了,住房由草房变成瓦房、楼房,环境也变美了,富裕后的咖农变得更文明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正在咖啡产区得到实现。

【同题问答】

新京报:你认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大的变化和进步是什么?

黄家雄(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原所长):

过去是用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咖啡产业为了发展,曾实行“三光”政策——把山上的树砍光、烧光、挖光,再种植咖啡。现在实行“乔-灌-草”立体生态复合种植。远看像森林,近看是咖啡园,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记者:  祖一飞   编辑 :胡杰   校对: 刘越  范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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