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第一天,王红(化名)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她从重庆出发,去认亲。


要见面的是她的亲生儿子佳鑫,也是她的第一个孩子,14年前,他被邻居张维平拐走了。多年之后,王红才知道,这个住在隔壁的憨厚男人竟是个人贩子,涉嫌拐卖9名儿童。


孩子丢了。佳鑫的爸爸杨江跑遍了周边的村镇找寻,但孩子的消息像一团雾气,很快消失了。寻子的第三年,他患上了精神问题,开始出现幻觉,看谁都像人贩子。在回乡休养的途中,这个父亲深陷绝望,从火车跃下,带着对儿子的思念倒在铁轨上。


十几年间,孩子们的下落始终是个谜。直到2016年3月,人贩子张维平落网。据他交代,他通过一个叫“梅姨”的女人销赃,拐卖来的孩子,由“梅姨”负责联系买家,然后抽成。


2018年12月,法院对张维平、周容平等人涉嫌拐卖儿童案一审公开宣判,张维平、周容平被判死刑。但中间人“梅姨”和孩子们的下落仍是个未知数。


今年以来,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刑侦部门组织广州、增城两级公安机关,应用智慧新警务技术,不断缩小被拐儿童的查找范围。11月13日,广州增城区分局通报了人贩子“梅姨”案的新进展。通报称,近期找回了其中两名被拐儿童,并组织家属认亲。


对于找到孩子的家庭而言,这是另一场战役的开始。而没有找到孩子的家庭,还在继续找寻孩子与“梅姨”的下落。 

11月13日,广州镇龙,被张维平拐走前,佳鑫和父母住在这里。王翀鹏程摄


从婴儿到少年


和佳鑫见面的前一天,王红彻夜未眠。她在想,孩子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但想来想去,脑子里都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婴儿。


原定于早上九点的见面,王红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她在增城区公安局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坐立难安。十一点半,一个女人带着一个男孩走进来。


王红一眼就认出了佳鑫。他已经长到一米六几了,父亲的基因在他身上留下了清晰的痕迹,他们有一样的长方脸、宽嘴巴,眉眼间还能看出王红的痕迹。但和他们夫妻不同的是,佳鑫皮肤黝黑,说一口流利的广东河源方言。也有了新姓氏。


王红想哭,她攥着拳头,最后还是忍住了,张着嘴半天没说出一个字。她看着男孩,男孩也看着她。


见面的半小时中,佳鑫没怎么说话,王红和养母之间的谈话更像一场拉锯战。


王红了解到,养母家的条件一般,他们有个女儿,比佳鑫年纪大很多,早去了其他城市结婚生子。现在他们身边只有佳鑫一个孩子。也知道佳鑫今年上初二了,他的学习不好,即使一直在补课,成绩还是上不去。


“你还年轻,以后还可以生个儿子。”养母说。王红回答,不生了,现在物价这么高,怎么养得活。


直到办案民警问佳鑫,你不是这家的孩子,你知道吗?男孩才抬起头。他并不惊讶,说:“奶奶以前就说我是捡来的。”这个回答勾起了王红对养家的怨气:“他们买孩子,都不敢告诉他,给他洗脑!”


警方不让他们拍照声张,王红还是偷偷和佳鑫合了一张影。照片中,她穿着印有字母的白色T恤,黑裤子,体型微胖;身边的佳鑫比她高出半头,一身休闲打扮。王红的右手藏在佳鑫背后,佳鑫的左手躲在王红的腰后。从正面看,像是互相搂着对方,很亲密的姿势,但双方脸上都没有笑容。


简单吃了顿饭,下午一点多,佳鑫就要离开了。王红还想聊一会儿,孩子和养母推说还有功课,回家还要几个小时路程。王红留了孩子养母的手机号码,也想留佳鑫的,但孩子只同意加了个微信。除此之外,她依然对现在的佳鑫和他的生活一无所知,甚至没问到他的住址和学校。


佳鑫走后,王红也赶在当天下午回到了重庆。在机场,她发了一条朋友圈:“一段旅程一个不解的疑惑要亲自去解答,好好的,我们都要好好的加油。”她说,这既是说给佳鑫,也是说给自己的。

梅姨的新画像。受访者供图


住在隔壁的人贩子


“你说,他好好生活着,忽然冒出个亲妈,我都感觉不真实。”王红说。十一月的广州还在夏天和秋天交接之间徘徊,王红到的那天,最高温度逼近三十摄氏度。这座城市对她而言并不陌生,十几年前,她曾随杨江一起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好几年。但儿子佳鑫丢了之后,她回了四川,之后又嫁到重庆,很少再来了。


佳鑫被拐走那年刚满两岁。他刚刚学会了走路,能说一点简单的话。他生于2003年9月,继承了王红的丹凤眼,脸型和嘴巴更像父亲杨江。


那年,杨江在广州市镇龙镇一家毛织厂找了工作,杨江外出工作,王红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一年后,他们把老人接过来帮忙带孩子,夫妻俩都出去上班了。


他们在毛织厂附近租了一栋出租屋,那里楼挨着楼,住了很多人。因为租金便宜,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好选择。2005年年底,人贩子张维平成了他们的邻居。


张维平以每个月90元的价格租下了一个房间,因为没有身份证,房东没办手续就让他住下了。在院子里,大家都叫他“老乡”,没人知道他的真名,更不知道,这个34岁、长相憨厚的贵州男人,此前因拐卖儿童罪被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六年,出狱之后的两年,他又拐卖了七名男婴。


落网后,张维平交代,刚搬过去时,他本来计划在毛织厂找工作,但后来看到了佳鑫,就改变主意,想把他拐卖掉。


他了解到,佳鑫的父母白天外出工作,只有孩子和爷爷在家。他就经常过去找老人聊天,陪孩子玩,给他买吃的。他告诉佳鑫爷爷,自己也是四川人,以此和这家人拉近距离。后来,他向警方供述,这是他惯用的手法,为的是获取大人和孩子的信任,方便下手。


张维平告诉警方,锁定佳鑫之后,他联系了中间人“梅姨”。此前,张维平拐卖的七个孩子,都是“梅姨”帮忙处理的。每次卖掉孩子,张维平会给“梅姨”抽成一两千块钱作为介绍费。不到一个月,“梅姨”就帮他找好了买家。2005年12月31日,张维平出手了。


王红记得,那天早上出门时,佳鑫还躺在小床上安静地睡着。九点多,孩子的爷爷把他抱到出租屋门口玩,自己到隔壁公共厕所打水洗鞋子。张维平来了,他把自己的钥匙交给了孩子爷爷,说他出去玩一会儿。等老人做完家务出来,孩子已经不见了。


周围的邻居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时,张维平穿着一件黑色皮衣,一手拉着孩子,一手提着一个白色的小塑料袋。孩子没有哭闹,看起来挺高兴。


最先得到消息的是孩子大伯,他马上联系了孩子父母,从工厂赶回家,召集所有老乡帮忙追孩子。但一直到天黑,也没能找到张维平和孩子。王红跑到张维平的房间,门没锁,房间里空空荡荡,“连过冬的棉被都没有。”


这和张维平拐走前进的方法如出一辙。2003年冬季的一天,赵丽(化名)的婆婆正在做家务,住在隔壁的“老乡”张维平说可以帮忙看孩子。婆婆还和人家开玩笑:“你是不是要把我家孩子抱走啊?”“老乡”笑了:“怎么可能?我才不是那样的人。”


一个小时后,张维平和小前进一起消失了。


小前进失踪后,赵丽跟着警察闯进张维平的出租屋。“他的屋子里连牙膏牙刷都没有,床板就用报纸包着人睡在上面,根本不像有人住过。”


2016年,张维平在贵州落网后向警方交代,当时,他带着佳鑫直接上了开往河源市的客车,由“梅姨”带着见到了买家。“他们问我孩子的来历,我说是和女朋友生的,想送人收养。”买家给了他12000元钱,他给了“梅姨”1000元。


警方曾问他,是什么心态让他多次拐卖儿童?张维平称,究竟是什么心态,他自己也说不清。他能说清的一点是,卖孩子得来的收入,都在赌博时输光了。

佳鑫过去的家。王翀鹏程摄


原来的家已经散了


孩子丢了。父亲杨江辞掉了工作,踏上了寻子之路。他找遍了周围的县城、村庄,一无所获。2008年上半年开始,杨江的精神已经出现了很大问题。王红记得,他开始自言自语,看谁都像人贩子,有时候还觉得有人要杀他,经常随身带着水果刀。他不愿意看医生,情况越来越严重。


那年年中,王红决定带他回老家休养。6月16日,他们踏上了返乡的列车,火车开到广东清远时,杨江站起来去厕所。王红看到,他的身影快速从坐椅之间狭窄的过道钻过去,消失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


他最终没能回到家乡。当天13:40,广州工务段英德线路车间工队队长在连江口1号隧道巡逻时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经民警现场勘查分析,死者为坠车自杀死亡。次日,经家属辨认,证实死者是杨江。


几年之后,王红也再婚了。她和现在的老公在重庆组建了新的家庭,生育了两个女儿。佳鑫的爷爷也回到四川老家,他开始害怕看到孩子。佳鑫大伯家的几个孩子让他帮忙照顾,他看几天就要把孩子送回去。“只有把佳鑫找回来,我们才能安心生活。”佳鑫的大伯说。


现在,孩子找到了。对于寻子多年不得的家长们而言,王红是幸运的。“她总算熬到头了。”一个家长说,他们羡慕她。但对于王红而言,找回孩子不过是另一场战役的开始。


“你愿不愿意和我回四川?”那次见面的最后,王红问佳鑫。一旁的养母也马上附和,你愿意回去就回去,我们不拦着。王红看着养母,心里想:他们有备而来,怎么可能让我把孩子带走。


佳鑫果断拒绝了:“不回去,现在的生活很好。”


“那你有空去给你老爸上炷香。”


男孩嗯了一声,“等我有时间会去的。”


王红不强求。他们原来的家已经散了。


“我会尽量弥补他,但我也有困难。”王红现在的家庭并不富裕,这些年,她在工厂打工,还要养育两个年幼的孩子。虽然现任丈夫不排斥佳鑫,但仍要面对很多现实问题。


“就算现在他要回来,我们家住不下,他爷爷那边也不方便,只能先去他大伯家……其实他大伯家也有几个孩子呢,估计也住不下。”王红顿了一下,“所以说他回来也是……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要给他重新租房子或买房子,也不能在他身边照顾他。”


她最担心的还是感情问题。14年的缝隙,对于母子双方而言,弥补都需要大量时间。11月2日分别之后,王红给佳鑫连发了几条微信,男孩没回复,她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给了我假号码?”


前进也选择回到养家。


孩子找到了,赵丽欣喜若狂。积累了16年的感情在见面那天迸发。她抱着前进痛哭,追问,“你在哪里读书?住在哪里?电话多少?”但前进甚至不愿意多说一句话。


2003年10月,不满两岁的前进被张维平拐走。起初,赵丽辞掉工作,疯了似的寻找,但两三个月后,大海捞针似的搜寻让她绝望,生活还要继续,她也有了新的孩子,只得放弃。


时间久了,前进的形象也变得支离破碎,她只记得他的耳朵后面有两个小孔,脑门上有颗黑痣,爱喝酸奶。


认亲之后,赵丽从寻亲家长的队伍中彻底消失了。她没和别人分享这份喜悦,也拒绝一切问询。一直帮助她寻找孩子的志愿者找到她,她敷衍几句就不愿再接电话了,“前进的态度可能对她打击很大。”志愿者猜测。


“和孩子见过之后,我甚至觉得相见不如不见。”王红说。

新版寻人启事。受访者供图


两个愿望


即使是痛苦,其他7个被拐家庭也没机会体会。他们还在寻子的大海中继续捞针。


得知两个孩子被寻回那天,申军良又度过了一个不眠夜。他围着自家小区的楼几乎转了整宿,走了几万步,一坐下心就突突直跳,像针扎在身上。两种情绪一起涌上来,他也分不清自己是高兴还是失落。


“从28岁到42岁,将近15年。”申军良说,“我只想知道申聪在哪里,过得好不好。即使他不愿意和我回家。”


11月8日,申军良又去找孩子了。每次出门,他随身只有一个破旧的黑色中号旅行箱,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只有半箱新印刷的寻人启事。


“申聪的左眼眼角有个小孔,左脚大拇指上有个青色的胎记,右屁股和右大腿上分别有个圆形的胎记。”寻人启事上写着,旁边是两张儿童的照片。穿橘红色背带裤的小男孩,头顶上有一撮弯曲的刘海,坐在木马上正笑得开心。


这些年,申军良一直在追寻申聪的下落。他了解到,2005年1月4日上午,申聪在增城被人贩子抢走之后,第二天就被贩卖到紫金县。据张维平交代,当时他们是在离紫金县汽车站约300米、一个名为“干一杯”的饭店内交易的,买走申聪的是一对30多岁的夫妻。张维平收了13000元。


除了找回自己的孩子,申军良还有一个愿望——找出“梅姨”。这两个愿望相辅相成,找到了梅姨,就意味着了解了当年所有孩子的下落。


前不久,根据张维平的描述,山东警方画像专家林宇辉给“梅姨”重新画了画像。之前的画像中,梅姨脸型偏瘦,显老。“见过梅姨的人都觉得不像她。”新画像中,梅姨是个大圆脸,长着单眼皮、大嘴巴,鼻孔外露。


连张维平也不了解“梅姨”。从他吐露的部分信息分析,梅姨今年65岁左右,身高一米五几,会讲粤语和客家话,2003年至2005年间,她长期居住在广州增城客运站附近的城丰村鸡公山街,以做红娘为生。后来还曾经在增城、惠州、紫金、韶关新丰等地活动过。


有一年,申军良差点以为找到梅姨了。有人找到他,说“梅姨”在紫金县附近帮人算姻缘,还肯定地说:“就是她,你们见面直接抓!”申军良马上找人雇车,一群人赶到紫金,还专门找了本地人假装问姻缘,偷偷给“梅姨”拍了照片,拖住她。


申军良做了严密的部署,几个人商量,如果“梅姨”要逃跑,就由身强力壮的人把她塞到车里,直接拉到派出所。但行动之前,专案组传来消息,这个妇人的生活轨迹和梅姨并不重合,她不是“梅姨”。


佳鑫和前进找到之后,有人跑来问申军良有什么想法,他脱口而出:“我希望买我孩子的人能主动联系我,我愿意谅解他,不追究他的任何责任。只要孩子过得好,身体健康,在哪里生活都可以。”他看着远方,皱着眉,“找到他,我也能安心生活了。”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