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片、缝纫、黏合、验收、包装……2月22日，位于河南省新乡长垣市阳泽路北200米的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亚都公司”）的车间里，员工们正在为生产防护服有序忙碌着。
“防护服的主要原料是复膜水刺布，这种布一经缝合，就会有针眼，需要用压条把这些缝合线全部封压好。这是医用防护服生产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我们安排技术最好的人员做这项工作。”亚都公司总经理张正男对新京报记者说。
长垣市有着“中国医疗耗材之都”之称，是医用防护服的主要生产基地，也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物资主要供应地区。
1月29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向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实施特派员制度，负责监督防疫物资的统一管理、统一调拨。当日，工信部向全国多地重点医疗卫材生产企业派驻特派员，截至2月22日累计向全国派出26组特派员。其中，向河南省长垣市派出两组特派员进驻4家长垣本地成立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重点医疗卫材生产企业。
王海林是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作为特派员派驻到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飘安集团”）和亚都公司。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门前竖立着驻企特派员公示牌。 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1月29日下午5点多，他和另外两位特派员从北京抵达长垣，第一件事便是和长垣市政府紧急开了三个小时的协调会，了解本地医疗物资企业的防护服生产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会后即进驻亚都公司和飘安集团考察生产线、原料库和成品库。
当天亚都公司库存的防护服只有1000件，“原材料几乎是0库存，人员只有十几个，设备远远不够，9条生产线只开了4条，这样的条件不可能完成扩大产能的任务量”。王海林说，飘安集团当天库存也仅有800件防护服，还有近300件已出售并运走，后来他当即要求追回这些防护服。
“特派员的主要工作有三项：一是负责监督医疗物资的统一调拨，二是帮助企业及时反映和协调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及问题，三是配合有关部门抓好产品质量监管，保证所调拨物资的质量符合要求。”王海林介绍，人员、设备、原材料、交通等问题是当时面临的最大难题。
第一时间协调生产中遇到的困难是王海林的首要工作。经过向工信部相关司局反映，并通过工信部与商务部、交通部、市场监管总局、人民银行等部门协调，帮助企业解决原材料、人员、设备、运输等难题。
这些难题解决后，亚都公司在短时间内把产能从年产9000件迅速提升到日产10000件。
1月30日至2月22日，两家企业防护服生产从日产2000余件增加到日产20000余件，24天累计提供134260件防护服。
除了协调生产难题之外，监督合格的防护服装车运往湖北也是特派员的重要任务。 “每天都要核对数量，每天都汇报，每一个环节都留影。从效果上来看，特派员制度对于防护服的保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王海林说。
第一时间帮助协调20万吨原材料
新京报：1月2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下发通知，向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实施特派员制度。你是什么时候到的长垣？特派员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王海林：工信部作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物资保障组的牵头部门，从1月26日（大年初二）开始向全国派驻特派员，我是1月29日下午5点多到的长垣。按照国务院有关要求，特派员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一是负责监督医疗物资的统一调拨，二是帮助企业及时反映和协调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及问题，三是配合有关部门抓好产品质量监管，保证所调拨物资的质量符合要求。特派员在工作中不能对企业经营行为进行干预。
新京报：你到两家督办企业后，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王海林：主要是企业产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以亚都公司为例，生产线方面，当时由于设备不配套，9条生产线只开工4条；原材料方面，亚都公司生产防护服的原料严重短缺；员工方面，由于春节放假，在岗职工严重不足。
新京报：你刚才也提到，特派员的一项任务是协调解决企业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两家公司都面临人员、设备、原材料等难题，你是如何协调解决的？
王海林：概括起来，主要是内部转线转产解决人员问题，外部协调政府、机构、厂家等解决设备和原料问题。员工不足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次疫情暴发在春节前后，企业员工大部分回家过年，留在企业内的人员很少。两家企业首先在厂内协调其他产线的员工支持防护服生产，比如亚都公司将原来的手术衣产线暂停，员工全部转到防护服生产线上来。但是，即便如此，人员依然不够。
我们到厂之后了解到，防护服的主要生产工艺是缝纫，我们便向新乡市和长垣市政府建议，在停工的服装企业中动员一部分熟练工人到防护服生产企业务工，一方面解决了企业急需熟练工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外来务工人员的个人收入。我们的建议得到了两级市政府的重视，采纳后迅速解决了企业用工不足问题。
此外，亚都公司为员工提供了吃住、收入和防疫保障。为了避免交叉感染，要求员工吃住在厂。在给予三倍工资基础上，日班再加200元，夜班再加300元，此外，再增加100元的生活补贴。
新京报：设备的问题如何解决？
王海林：初到长垣时，全市14家有资质的防护服生产企业每天产能仅为5670件，要增产必须要增加设备。防护服的生产设备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主要是缝纫设备和压条设备，我们主要通过特派员机制向部里协调解决。其中，压条机最为紧缺，且产地主要在广东。通过协调，近日分别向亚都公司和飘安集团各运送了10台压条机。
飘安集团具备防护服全产业链生产能力，其中，水刺布日产能6吨，复膜日产能2吨，设备不配套，需增加日产4吨复膜设备。经协调，增加了两台覆膜设备，满足了设备配套需要。
新京报：你是如何协调解决原料不足和运输问题的？
王海林：疫情发生之后，对防护服的需求增加，相应地对原料需求也剧增。1月29日晚间我们到两家公司原材料库房查看后，发现原材料严重不足，第一时间通过工信部原材料司协调提供20吨复膜水刺布到亚都公司，以保证防护服的生产。据测算，一吨复膜水刺布可生产约2000件防护服，那么，20吨的原料能生产约4万件防护服。
压条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料，其主要产地在广东，我们部里专门有一个组就在广东督办原料。于是，我们向这个组反映了相关情况，由他们去协调保证飘安、亚都这两家企业压条供应。
此外，通过协调保证了原材料的顺利运输。
新京报：企业有无遇到资金困难?
王海林：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各银行机构都对防护服企业进行了大力支持。其中，农业银行最近刚为飘安集团提供了5000万的贷款，其利率低于市场利率。
“不让一件不合格防护服流入武汉”
新京报：如何保证防护服的产品质量？
王海林：我们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不能让一件不合格的防护服流入到武汉。防护服用于前线医护人员的防疫工作，我们要求企业在每一个生产环节都严格把控，每一件防护服生产后都要按规定进行灭菌处理，坚决防止不合格产品出厂。
新京报：说到灭菌，我们知道口罩、防护服都有一定的灭菌解析期，这会不会由于解析时间长影响防护服供应到武汉？
王海林：解析时间过长，影响了前线的使用。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工信部、药监局、卫健委共同推动医用防护服辐照灭菌新工艺，把灭菌时间压缩至1天，这大大提升了产品的供应时效。辐照灭菌已在食品、医用手套、采血器、医用泵头等产品上广泛应用，安全性已得到充分验证。
新京报：派驻企业生产出来的防护服如何调配使用？
王海林：这两家企业已列入物资保障组防护服生产企业名单，由国药集团统一收储。国药集团对企业资质有要求，企业要将生产许可证、卫生许可证、防护服生产资质等材料提交国药集团查验。收储后所有的防护服全部送往湖北武汉。
对每一批待收储的防护服，经特派员和国药集团河南分公司相关人员清点数量，监督装车并签字确认后，由长垣运送至郑州火车站，经由中铁快运专列送达武汉，国药集团湖北公司专门接收。这边发送多少，那边收到多少，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盯，形成信息闭环，每天都汇报，每一个环节都留影。
最大压力还是产能
新京报：你目前面临的最大压力是什么？
王海林：还是产能。对我们来说，产量多多益善。
一方面，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最严重，防护服需求量最大，也是需要重点保障的地区。另一方面，除湖北外，其他地区疫情防控压力也不小，对防护服也有很大需求，比如河南省与湖北省交界的信阳、南阳等地确诊病例也很多。作为卫材生产基地的长垣市，如果产量能够维持在高的水平上，那么，我们就有了更多的防疫物资，既能够更好地满足湖北地区的防疫工作，也可以留下部分防护服用于本地防疫。
新京报：目前制约产能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王海林：目前我入驻的两个企业都存在相同问题，即目前防护服生产基本存在“上大下小”的状况。压条机和压条的不足，是制约防护服生产的主要因素。
打个比方，其他原材料在上面是水塔，压条和压条机就是下面对接的水管，而且只是一个细水管，这形成了“上大下小”，导致产能受限。我去生产车间，发现大量的半成品在生产线上堆着，因为没有足够的压条和压条机做最后的关键处理，因此半成品还形不成产品。企业就算再怎么努力开足马力生产，然而压条就这么多，产能就会受限。
新京报：目前你所在的两家企业防护服的日产能是多少？
王海林：驻企后，亚都和飘安两家企业产能得到释放，产量不断增加。如，2月14日当天防护服产量就分别达到了5000件和3700件，分别比1月30日增长了4.17倍和3.4倍。
当然了，现在增加防护服产量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但我们希望，防护服的需求量越少越好，产量越少越好，那说明疫情得到了控制，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疫情面前，民营企业体现了社会责任和担当
新京报：驻企这段时间，有没有让你感触深刻的事情？
王海林：你要在企业待时间长了，你就能感觉到，企业做的很多事情其实很平凡。比如说，2月13日，飘安集团的压条用完了，但压条生产厂家在广州，飘安集团为了能够保证不影响生产，不惜派人雇车，连夜把压条从广州运到深圳，次日一早空运到郑州，再派专人到郑州取回，投入生产。
还有很多类似的具体事例。防护服生产企业都是民营企业，为了保障防护服生产，企业上下，老板和一线员工，都十几个小时工作，连轴转。亚都公司高管每天睡三四个小时，飘安集团管理层基本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仍然像年轻人一样工作，为增加防护服产量而努力。
目前，涉及防护服生产的所有原材料都在涨价，还有员工、运输等费用也在增加，设备加速折旧，增加了企业成本，影响了企业效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讲报酬不计成本，体现了民营企业的责任担当，也展现了民营企业群体的风采。
新京报：你的特派员工作还要持续多久？
王海林：这要视疫情防控进展而定。驻企特派员机制是突发疫情状态下的临时应急举措，待疫情缓解将适时退出。
新京报：如何评价特派员制度在防疫物资生产中发挥的作用？
王海林：特派员制度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特派员制度从人员、原料、设备、生产、运输提供全链条保障，那么，防护服生产数量不会快速提升，势必将影响防疫工作。这是我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力保障防疫物资生产供应的重要举措。
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许诺 程亚龙 新京报实习生 杜萌
编辑：胡杰 金彧 校对 杨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