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08 11:24:14新京报 记者:王昱倩 编辑:胡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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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定宇:在风暴之眼上,我愿意和大家在一起

2020-09-08 11:24:14新京报 记者:王昱倩

2018年10月,武汉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被确诊为运动神经元病,又称“渐冻症”。疫情发生后,张定宇跛着脚,艰难地奔跑在病区之间,指挥全院抗疫。整个疫情期间,金银潭医院共收治2832名新冠肺炎患者,被视作“一线中的一线”。

力气,宛如流沙,是一点一点掉落的。   

57岁的张定宇个头不高,圆脸,眼睛微微眯着,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声音大,爱批评人。他走路时,腿脚僵硬,一跛一跛的。在医院,有人问他,你脚是崴伤了吗?他笑着搪塞,膝关节不好。  

金银潭医院党委书记王先广是第一个知道“真相”的同事。张定宇没瞒住,只好承认,2018年10月,他被确诊为运动神经元病,又称“渐冻症”,是一种罕见病。1000个细胞“哗”地减到了700,然后是600、500,运动机能大幅度降低。他腿部、臀部的肌肉在萎缩,身体变得瘦弱,知觉在一天一天地掉落。   

有一次下楼梯,张定宇差点摔了下去。“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帮我扶一下。”他对王先广说。   

武汉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图片源自 视觉中国

风暴逐渐平息,笼罩在武汉的浓雾散去。4月12日,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新冠肺炎患者“清零”,最后一支外援医疗队--江苏医疗队撤离。   

在与江苏医疗队的告别仪式上,这位金银潭医院的老院长鞠了一个长久的躬,缓慢地起身。他变得比以前更苍老、佝偻,但他不想歇着。

“我特别珍惜每一点时间,每一刻,每一会儿。我愿意和大家在一起。我愿意和空气、阳光在一起。”   

站在了风暴之眼   

2019年12月27日晚上6点半,武汉。这日,天黑得很早。   

金银潭副院长黄朝林接到武汉同济医院的电话,对方要转诊过来一个病人。该病人最初由武汉市中心医院收治,“说是冠状病毒感染,没说肺炎。”   

黄朝林和张定宇打电话问北京地坛医院,这个病人能不能收?专家回复道,“应该收。金银潭是传染病医院,这个病人你们要关注。”后来,他们从第三方检测公司拿到病毒的基因序列,交由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当晚比对出来了,“蝙蝠来源的SARS样冠状病毒,吻合度非常高。”   

几天后,又有7个可疑病例转诊到金银潭医院,标本均测出了冠状病毒。   

接下来,病人们全都涌了进来。张定宇将南六楼的普通病房改造成ICU,北楼有一个简易的ICU,他把这里和南五楼改造成正规的ICU,又在综合楼建起一个简易ICU。    

肝炎、结核、艾滋……其他专业的病区一个个清理出来,开始接收新冠肺炎病人。在张定宇看来,这是早期他们做得最对的一件事。“我做医生、做医院的管理者,至少这个关口我没松掉。你要守土有责,每一件事情都要守土有责。”   

作为收治病人最早、最重、最多的医院, 一开始面临的问题是医疗资源紧张、人员不够。张定宇带领同事们紧急采购呼吸机、监护仪、输液汞、除颤和复苏设备等,他意识到,他们已经站在了一个风暴之眼。“倒也没有感觉是在作战,只觉得事情很紧迫。”   

病人每天都在增加。为了让同事们全心投入救治,张定宇关闭了最后一个GCP(药物临床试验)病房。医护人员的假期取消,人手到了极限。   

有一天,医院突然走了50多个卫生员,临时聘用的18个保安,全部不来了,只好行政、后勤的职工顶上。张定宇跛着脚,艰难地奔跑在病区之间。2月9日晚上,已经超负荷运转43天、已有660余位病人住院的金银潭医院,接到再收治250个病人的任务。23个病区,每层楼都在走廊上加了10-14张病床。   

截至2月10日,金银潭医院累计收治了1700余名病人。许多医护人员发现,院长的性子也越来越急。   

后来,张定宇主动向同事们公开了自己渐冻症的病情。“我想告诉同事,我们是一起在战斗。我们背负很重,只要我们能够把自己扛起来,往极限去伸展,我们肯定还是能做到一些事情。我也在极限,我一直就在极限的边缘工作。”   

我想少留下点遗憾   

张定宇的妻子程琳是武汉第四医院的护士。1月14日,程琳开始出现低烧症状,后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入院接受隔离治疗。   

一天晚上,张定宇坐在妻子的床边,陪她聊聊天。一开始,妻子有症状的时候,在饭桌上对他说,“我也有点喘气。”张定宇感到不高兴,“我说病人病情的时候,你跟我说你也喘气?”如今他追悔莫及,“我绝对不能失去你。”   

“那次是我最害怕的一个晚上。”后来他回忆道。   

两周后,妻子的病情逐渐痊愈,核酸转为阴性。金银潭医院被感染的21个职工,也相继出院,有的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他把别人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自己得的病却只有一个方向。他是一个再也无法往回走的人。   

张定宇是想过未来的。“以后,我会被困在轮椅里面,甚至困在床上;我会挂着呼吸机,用眼睛眨巴着和你说话;身体再不好的时候,我会在胃里面做造管。在你们吃饭的时候,我只能往胃里面打东西。”   

想好了,他就不用成天为这些事情发愁,“先把当下的事情做好。以后,我要是长期这么歇着,为什么不现在多做一点呢。万一我不能做了,只能看着你们做,我会很难受的。我想少留下点遗憾。”   

他是个典型的武汉人,出生在武汉有名的汉正街,1981年,他考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疗系。   

毕业后,张定宇进入武汉市第四医院,成为一名麻醉科医生。从医生、副主任、主任、院长助理,一直干到副院长。2013年12月,他调任金银潭医院院长。   

担任院长期间,他将艾滋病防控的业务争取回来,确立了金银潭医院在区域传染病界的影响和地位。   

还有建立GCP(新药试验)平台。疫情发生后,科技部紧急启动针对该病毒的应急科研攻关。金银潭医院承担的多个临床研究项目陆续上马,涵盖优化临床治疗方案、抗病毒药物筛选、激素使用等急需解决的问题。张定宇建造的GCP新药平台,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新冠疫情的治疗中,除了常规疗法,张定宇提出了血浆疗法。妻子程琳康复后,经过身体检查,符合捐献血浆的条件。2月中旬,她来到丈夫所在的金银潭医院,捐献400毫升血浆。   

后来,在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增加了“康复者血浆治疗”一项。  

还有工作能做,就是一种幸福      

肌细胞萎缩的速度比他想象的快。   

“‘渐冻症’这个名字翻译得真好,真的像冻住了一样。”张定宇想。   

晚上躺在床上,他会感到自己的身体突然抽一下筋。一个晚上抽几次,有时抽筋抽醒了,非常痛苦。大肌肉的抽搐,站起来才可能把它压制住。还有房颤,心里“嘣,嘣……”。   

他从前最爱一个人骑行,最长骑行距离是70公里,绕着武汉一圈。他也愿意走路,从家徒步走到医院,15公里。确诊“渐冻症”之后,他也走过,但是上台阶下台阶害怕,拿个拐杖。“就像老头那样。”    

进隔离房之前,穿连体的防护服,同事帮他把两个裤管套上了,他再缓慢地套上身。脱衣服也需要别人的帮助。没穿防护服的时候,他就裹着一身黑色羽绒服,外面披个白大褂。   

他的身份角色经历了诸多变化。年轻时,他是湖北第一位无国界医生,也是国内第一位参加无国界医生组织活动的麻醉科医生。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他说,“麻醉科医生在任何环境下都是一个很稀缺的资源。那段经历也教会了我,在一个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好地提供医疗资源的服务。”   

后来,作为一院之长,他又说,“我们要保护这座城市,保护武汉人民,我们绝不要把这座城市变成一个疫区。”  

疫情结束后,他并不希望人们持续地关注他和金银潭。“如果这家医院在公众视野中(曝光度)很小,表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很平静。作为一个传染病医院,不应该追求高的曝光度,但这家医院要时刻守护在那里,当疫情发生的时候,能够把疫情尽快扑灭。"   

4月10日,组织上拟提拔张定宇为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他回应:“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还有工作能做,就是一种幸福。” 

(综合央广中国之声、央视、人民日报、中国国际电视台等)

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编辑 胡杰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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