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客坐在印尼本土创业巨头Go-jek的摩的版网约车上。对出海创业者而言,本土化是重要的一课。图/视觉中国

  泛娱乐出海受制于文化差异和人才稀缺,海外运营能力成关键

  专注海外项目的尼莫创投创始人张泰伦觉得自己的2016年异常忙碌。从出海中东某国的直播到远赴巴西拼杀的“陌陌式”社交,这年春节后,他看过的泛娱乐类出海项目超过了100个。

  在这一年,工具类产品在海外市场赚得盆满钵满后,泛娱乐类出海项目攀上了风口。短短一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组数据显示,仅2016上半年出海“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播平台就有18家,达到历史高峰,这个数字在下半年减少为8个;2017上半年,只有3家直播平台出海,回到了2015年同期的水平。

  新增出海项目数骤降,投资人也变得更加谨慎。张泰伦在美国呆了三个月,他和当地大学生们一起玩乐体验生活,做起了急于出海的创业者们该做的事情。与此同时,北京的投资经理杨策拒绝了一个主攻东南亚市场的手游项目,“产品没亮点,市场不确定因素意味着风险太大。”

  多名专注出海项目的投资人和创业者都开始发现,把国内的产品模式复制去海外不一定就会赚钱,去海外创业的虚火正在远去,出海进入深水区,真正开始接触实质。

  工具类出海窗口关闭

  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出海始于2012年前后,随着猎豹、UC等企业在海外市场拔得头筹,国内大批工具类产品的拥趸集中力量移动出海,他们从最早的手电筒开始、Wi-fi共享、买粉平台,不断引领海外用户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如今,随着手机硬件性能的提升、系统的完善,厂商在手机中预装的软件也越来越多,“与PC的发展趋势一样,对工具类产品而言,时间不是它的朋友而是它的敌人。”在张泰伦看来,靠一个功能和特性很难成为一个持续的壁垒。

  眼看功能上的脑洞已枯竭,创业者开始投入更多精力在渠道分发获得流量上,这部分“中国式创新逻辑”甚至喧宾夺主。

  一些早期的锁屏应用,通过利用 Facebook 和Google审查上的漏洞,发出诱导性的报警提示获取用户点击;这种方式用在一些杀毒应用的推广上,用低成本获得很好的转化效果。甚至在手机充电的时间段里,利用锁屏不停地在用户手机上展示各种广告,由此增加从广告平台上的获利。

  直到2017年2月,Facebook宣布暂停所有中国区工具类应用广告,理由是广告欺骗用户,诱导下载;Google在2016年移除了总计17亿条“坏广告”,中国应用是重灾区。国外移动广告平台日益提升的反作弊策略,让不顾用户体验、砸钱买量甚至恶意推广来获取用户的行为的情况得到有效抑制。

  通过渠道投放快速获取用户量,继而再靠用户量融到钱的模式已经行不通。

  事实上,这些问题也存在于一些小游戏厂商。产品、获客渠道同质化,让“现阶段游戏变成了资本密集型行业,小团队运作也需要砸很多钱进去。”张泰伦表示。此外,由于游戏产业存在先天回收周期长的短板,按获客之后三个月的账期计算相当于在获客上又平添一层成本。

  在东南亚市场上,游戏类的流量集中在头部几款硬核游戏上,小玩家随着红利褪去。工具类以猎豹、APUS等大厂形成的寡头垄断局面已经形成,创业者很难再进。专注东南亚投资的云图海外创始合伙人丁新燕看得更清楚:对于简单廉价的山寨出海模式,风口已经过去,需要弯下腰拉车的时代到来了。

  出海者蜂拥泛娱乐领域

  2014年底,摆在创业者李想(化名)面前有两个选择,曾在海外游戏市场经验丰富的他手上有两个项目:一个是手游语音SDK(软件开发工具包),典型的用户型产品;另一个是做海外直播。“投资人劝我做第一个,但是我坚持要做海外直播这样有现金流的项目。”

  时值2015年,直播、头条类的商业模式在国内已经跑通,在一些创业者的设想中,如果能利用时间差将同类产品复制到海外,加上东南亚廉价的流量,海外市场也能像国内一样繁荣。

  李想的产品率先在泰国上线,这款网页端秀场与国内网易播播类似,商业模式也沿用国内。彼时国内赛道上各路英雄竞逐,一些发展受阻的小直播平台也开始另辟蹊径,结队出海,以期能在巨头进入形成垄断前分得蓝海上的一杯羹。

  有这种想法的创业者不在少数,一些国内领先直播平台,在获得相当可观的市场规模和影响力之后,也开始着手在海外释放影响力。

  不断有融资消息涌出:2016年,YY 创始人李学凌亲自挂帅的BIGO Live也来到泰国;傅盛二次豹变向内容类产品转型,先是在上半年发布了live.me,下半年又收购了头条类的海外产品 News Republic;随后,主打印尼市场的直播产品 Nono Live上线;上海的musical.ly也发布了海外直播产品;另一家公司 Kitty Live 针对泰国市场的直播产品也在 8 月份上线。

  据腾讯研究院的数据,2015年开始,仅在“一带一路”国家上出海的直播平台开始激增,2016上半年,多达18家,达到历年来的高峰,这个数字是2015整年的3倍,2014年的9倍。

  这其中,鉴于对工具出海时代“先下手为强”的成功路径依赖,让很多没想清楚就盲目出海的泛娱乐玩家翻了船。

  李想的产品上线之后,流量迟迟不来,在国外,没有人知道怎么去做主播,引导外国市场甚至培养外国人的打赏习惯,让毫无本地经验的中国团队,如同在蓝海中开荒。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BIGO Live的团队以丰富本地经验著称,运营渠道贯穿线上线下,通过夜店、学校,甚至在商场促销、展会上邀请等方式, 3个月时间,BIGO Live找来了1000多个主播。

  眼看李想的局面难以打开,资金日益吃紧,投资人给出的拒绝理由简单直接:“你们是产品型团队,我们更希望投一个有海外运营能力的团队。” 海外的直播平台迅速分层,战局立现,这也成为泛娱乐类平台出海的一个缩影。

  进化论:泛娱乐出海的门槛比较高

  “泛娱乐出海的门槛比较高。”张泰伦的一句话过滤掉了大批盲目出海追随风口的创业者。在丁新燕看来,对没有国际化战略和本地团队的创业公司,可能连最基本的语言都搞不定,对他们而言,出海成本太高。

  即使这样,在本身资金不充足,产品成熟度不高的情况下,想单纯依靠时间差、甚至打擦边球等方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创业者,自然被淘汰出局。

  丁新燕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去年,直播平台被当地政府警告的事件屡有发生,特别在有宗教限制的国家,还要考虑到当地的特有场景,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击退了一部分不了解当地文化、无法疏通本地关系的小玩家。

  同样的水土不服也出现在头条类,小公司在早期进入,涉及侵权会直接从商店下架,重者还会惹上官司。张泰伦称,虽然在北美市场,头条类产品的广告能卖出好价钱,但加上购买版权和获客成本过高,很难回收。而东南亚市场虽获客成本低,但广告也卖得便宜,短期看,盈利很难。

  直播平台在国内单纯依靠打赏的盈利模式也成为其在海外发展隐患,“打赏模式是中国用户特有的心理诉求,外国人没有砸钱给别人看的习惯。”张泰伦表示,即使在受华人文化影响较深的东南亚,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是一部分限制因素。

  丁新燕以印尼举例说,年轻人消费的最大三个方面是:买个摩托车、买个好手机,剩下的几乎全部花在吃上,即使有一定付费习惯的北美用户,大多也只能接受购买服务或产品,觉得划算才会花钱。

  现在来看,头条类的海量用户卖广告的盈利模式,一旦出海牵扯到版权,没有规模化和资金优势的小公司很难生存。而直播类单纯依赖打赏的盈利模式,即使在国内,也绝非长久之计。

  在张泰伦看来,直播也许很难独立支撑一个项目,但完全可以做一个配角,利用其强互动性探索出新的可能,尤其在国外市场巨头还未站稳脚跟时,甚至会激发更多联想。

  “在中国赚钱的项目盲目输出,可能短期内月活数可以很好看。”丁新燕表示,但是长久来看,东南亚各国发展不均,又存在语言、文化、政治上的差异,能不能探索出符合当地条件的盈利模式,需要真正深入本土下工夫做运营。

  最难找的是人才

  想更快本地化,就一定要和外国小伙伴合作。投资人和创业者很快意识到这一点,“混血团队”四个字似乎成为从堆积如山的出海项目中脱颖而出的必杀技。甚至也是投资人约你出来喝咖啡的唯一理由,“混血团队”面前,无关风口,不分领域,不看赛道。

  “东南亚其实最难找的就是创业人才。”丁新燕觉得,不像在中国,一个赛道上挤满了人,投资机构可以放心大胆筛。和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完全不同,创业公司"996"的模式,“如果在东南亚,可能大家全都辞职了。”

  这不是一个段子,曾有中国公司砸很多钱进来,买了已经运营几年成规模的本地团队,后派中国空降高管以中国互联网的标准“天天挥舞小鞭子”,本地人陆陆续续全都走光了。

  知名IT评论人Keso曾表示,在东南亚地区,本地缺乏有竞争力的人才,IT行业整体人才匮乏,整个行业的人才吸引力也不足,甚至东南亚各国富豪榜的前几位,根本找不出IT领袖。

  即使在世界教育领先的新加坡,精英阶层的出路早早被设定好,从政、学医、金融或法律,而IT这个行业,对于新加坡本地的人才而言,根本算不上靠前的选择。概念和地位都已固化,人们大多按部就班生活在既定轨道。

  “找到这个领域的人才,还要想办法把他培养出创业意愿。” 丁新燕说。对中国公司而言,如何在当地培养起价值观也许正是现阶段该去考虑的。

  这一点,来过中国的马来西亚华人黄韦锝感触颇深。“讲到创业,在马来西亚更多人的想法还是开一个店。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创业都指向互联网。”三年前,他拿着吉隆坡年轻人最潮的电子烟给中国朋友“显摆”,朋友果然第一次见,“没想到,几分钟之后他在手机淘宝上指给我看,和我一模一样的产品,价格却是我买到的一半。”

  淘宝的力量彻底征服了这位马来西亚华人,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他觉得这其中一定孕育着巨大的商机。可是,直到三年后,阿里巴巴收购了当地电商Lazada,他才认为这个时机到了,此前,物流和支付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时间不是朋友,是敌人

  软银创始人孙正义有一套著名的“时间机器”理论:美国互联网比日本先进,他就先在美国投资,等时机成熟后再带着美国的经验杀回日本,仿佛坐上时间机器,回到几年前的美国。

  出海成为风口,正是基于时间机器的判断。在东南亚复制一个国内互联网的巨头,这事儿看起来极具吸引力。

  但别忘了,想在东南亚搭上时间机器的创业者很多,中国并非第一个。

  “这里从来就是一个市场,他们已经习惯了,英国人来,美国人来,日本人来过,韩国人来。现在是中国人。”丁新燕表示,东南亚各国产生技术的能力并不高,历史上一直处于被动接受美日等国的产品、技术输出的地位。

  在这班时间列车上,中国创业者要面临美国、日本等其他国际巨头的竞争。更可怕的是,国内巨头的倾轧噩梦,也快要到来了。

  仅仅这一周内,先是滴滴联手软银向东南亚专车公司Grab提供了高达20亿美元的融资;第二天,蚂蚁金服联手马来西亚第二大银行,组建合资公司;上周,海澜之家在吉隆坡中心地段开出了自己东南亚第一家店。

  在美国创立每日瑜伽的李祖鹏,也证明了时间机器理论并不一定好用。

  2009年,安卓市场刚起步,李祖鹏组建了技术外包公司,专门为国外客户制作App。2012年,李祖鹏认为时机到了,他开始专攻一款内容健身类产品,首先投放在北美市场。良好的用户体验和精心的课程设计很快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赚得市场和口碑。

  “国内用户喜欢舒缓的动作,接受不了美国高强度的模式。”李祖鹏干脆把公司拆分成两个独立团队,针对国内和北美不同的消费习惯。

  健身内容类产品似乎从未成为过风口,李祖鹏也不在北京,很少参加活动。他并不认同时间机器的概念:做好产品是一切的前提。

  李想的境遇似乎是另一重隐喻。出海的风吹过,投资人已经不再热衷时间窗口的概念。这台时间机器的门票,是更本地化的运营和模式,而不是照搬概念。

  留给新兴创业者的空间越来越小。对于出海创业者来说,时间不是朋友,而是敌人。

  新京报记者 马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