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天空之城创始人兼CEO路伟一度想做一名记录时代真实故事的媒体人，为此，大二时，他差点从金融系转到新闻系。

2015年，他成立天空之城影业。现在，路伟觉得，做电影和写真实故事有着一样的内核，电影是从另外一条路，实现了他当初想要做的事情。他希望做些好内容，并且与这片土地、这个时代相关。

2017年，天空之城影业旗下的马灯电影投资出品了讲述藏族人朝圣的电影《冈仁波齐》，累计票房一个多亿。据路伟介绍，天空之城影业成立4年，投了4部影片，其中有3部打破了国内类型电影纪录，有一部还保持着票房纪录。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与路伟和团队看重类型电影的长期投资价值有关。

2018年，高瓴资本领投了天空之城的Pre-A轮，其也成为高瓴资本投资的唯一一家电影公司。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觉得，路伟遇到电影，是找到了自己人生追求的归宿，“谈到电影时，他眼里有光”。也正是这种归宿感，使得他不那么看重短期利益。

作为一名影视文创领域的创业者，路伟坦言，活得绚烂并不是终极目标，活得长久才更重要。

做价值的创造者和分享者

新京报：电影是门好生意吗？

路伟：电影不是一门好生意，如果是好生意，应该有更多人成功才对。做电影太难了。拿到投资难，创作过程难，成功卖出去也很难。它比互联网行业要难，电影是个偏主观的行当，我越来越认同“电影是直觉的艺术”这件事。在电影层面，有时候理性是无效的。但电影产业是个好生意，只是现在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还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

新京报：什么样的电影算好电影？

路伟：我更看重内容和这个时代的关系。我认为好电影，情绪是最基础、最浅层的，高级电影是能够传递出人格。更高级的是把你的哲学，你心灵的声音、力量传递出来。

新京报：据说天空之城影业没有公关部门？

路伟：公关对很多行业和公司都是不可或缺的。现阶段于我们，我不认为PR很重要。我们可以看欧洲和美国的电影市场，曾经有很多优秀的电影公司，现在只能从电影片头，看到他们的名字了。电影公司之间竞争的不是谁最有名，而是谁能活的更长久。电影项目的成功就是电影公司最好的PR。

新京报：电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如何看待消极一面的影响？

路伟：你能看到行业有很多问题，尤其这些问题是你解决不了时，与其天天和那些问题斗争，不如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就像爬山，路不好走，或者人很多，你可以选择换个方向。山是立体的，理论上有无数条路可以登顶，别人认为不好的，并不代表最后走不通。有时候另辟蹊径，是到达终点最好的方式。

新京报：电影行业的普遍问题有哪些？

路伟：电影圈喜欢通过各种不对等条件赚业内人的钱。主投方通过不对称议价赚跟投方的钱，大公司通过不公平条款赚小公司的钱，“老家伙”通过资历背书赚新入行人的钱……过去几年，一些抱有梦想的新制片人血本无归，一些创业公司电影上映就倒闭的事情时有发生，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理性、聪明，有道德的市场阶段。

良好的“制宣发放”市场生态，应该是不同阶段的电影参与者，都在努力开发C端潜力。如果电影能够满足用户或观众的消费诉求，他们对内容认可，自然会贡献票房，紧接着做衍生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喜欢电影，愿意把电影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所以我更希望这个行业能够健康、有道德的往前发展。少做急功近利的事，要有延迟满足的心态。无论当下还是未来，我们都愿意做一个电影产业的价值创造者和分享者，不愿意做一个价值转移者。

在虚构和真实之间，

一定选择真实

新京报：做价值创造者，意味着你更关心长期利益？

路伟：换个角度说吧，从电影艺术风格选择层面，在虚构和真实之间，我一定选择真实。虚构创作，从当下的条件来看，要形成有时间维度价值的作品，很难。电影是一个时间的艺术，也是一个时间的生意。

我们现在一共有5个机构投资人，每个投资人在投资之前，我们都会沟通价值层面的问题。欣慰的是，这些投资人都认同我所做的事情、遵循的理念。有一些理想主义情怀，这一点很宝贵。

新京报：对你来说，创业难在哪里？

路伟：创业太难了，能保持持续的信心和勇气，能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心理低谷，是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现在越来越理解“创业维艰”这个词。原来是走一步看三步，现在是看三步走一步，不是越来越胆小了，而是慢慢认识到了要“以终为始”。

新京报：都说创业九死一生，你怎么看？

路伟：公司的终极结果是消失，特别对于面向资本市场的公司而言，公司越大，面对的变量就越多，从商业史上来看，能活过上百年的，一般都是小生意，这是题外话。

对于个人而言，如果你真正喜欢你当下所从事的，创业者剩下要做的，就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产品中，持续坚持下去，一天一天地寻找它有可能做成的背后逻辑。

新京报：上市对你来说意味着终点吗？

路伟：活得比更多已经上市的公司更长久、更有未来，你的模型、思想能够更好地被传承，这是更重要的。

新京报记者 闫丽娇 编辑 魏佳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