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中青院的大学生“成长向导”首次集体来到冷泉村，和村里的外来工子女一对一“结伴”。王渭巍 摄
五所高校大学生志愿者两年来帮351位流动儿童融入城市，但比香港同类模式尚显发展缓慢
面对北京约10万的外来务工子弟，2009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劳动关系学院、中华女子学院5所北京高校共同发起一个公益项目——“成长向导”计划，由在校大学生志愿者，向流动儿童提供为期一年的“一对一”陪伴服务。
然而，两年下来，只有351位流动儿童受惠，由于缺乏基本运行资金和多渠道稳固的志愿者队伍，改变的力量，似乎有些微弱。
冷泉村，位于海淀区西北旺山脚下的小村庄，近几年热闹起来，在颐和园、上地一带的打工者，拖家带口地搬来，挤进翻建加层的群租房。
山东的、安徽的、四川的、河南的……乡音各异的孩子们跟随父母而来，进入村办小学读书。在生活重压下，家长们每日忙忙碌碌，孩子们很少走出村子。
但去年10月，因“成长向导”的到来，冷泉村36个外来工子女有了哥哥、姐姐。
“跟哥哥姐姐在一起，爸爸妈妈就不会把我和弟弟锁在家里”，11岁的苏倩说，姐姐定期辅导功课、排演节目，“每个节日，都要带我们开联欢会”，平安夜晚会上，苏倩去了姐姐的学校，和小伙伴一起上台表演节目，第一次赢得那么多欢呼和礼物。
引自香港的“计划”
中青院研二学生夏晓丽曾因童年的农村生活经历，主动报名参加2010-2011年度的“成长向导”计划。
第一次见到“结对”的小孩，夏晓丽却有点“懵”，一个13岁看上去很顽皮的男孩，不肯跟人说话。夏晓丽曾绞尽脑汁想出各种有趣话题，买礼物、买吃的，希望打开局面，得到的却是冷冷地回应。
“有一种公益行动，不需要你捐款捐物，也不需要你的怜悯，只需要你付出一年时间，陪伴、倾听，以生命影响生命”。香港理工大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陈清海，很能体会夏晓丽等“向导”们的烦恼。
在香港，陈清海和他所在的社工团队，已带领“师友计划”走过4年，累计陪伴服务超4410个贫困家庭的孩子。
2009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生命教育基地负责人史柏年将该计划引入北京，变身为“成长向导”计划，服务对象定位于生活在北京城乡接合部的约10万流动儿童；在校大学生提供“陪伴”服务。该计划设计三年，到今年5月结束，是由香港理工大学牵头，北京五所高校加盟，香港青年发展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
在“成长陪伴”中，“向导”保证每月至少三天，与结对的孩子共度。“向导”会通过电话、QQ等手段，和结对的小孩及父母，保持紧密联系。
一年的向导经历，让夏晓丽体会到，流动儿童最需要的，不是怜悯或施舍，而是平等的交流和陪伴。
一起出去活动，“我们向导和孩子们可支配的资金，一般是每人10块钱，我们会和结对的小孩讨论，这钱该怎么花。”夏晓丽说。
从学校转入社区
去年开学前，北京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被集中“关停”，“成长向导”计划一直服务的兴华学校，也在其中。
针对打工子弟不得不搬迁、各自寻找新学校，或到更远的公办校插班就读等新情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成长向导”团队，开始试点“成长向导社区模式”。
去年10月，中青院在校内招募36名“向导”，依托由中国青基会设立的流动儿童活动中心，进入冷泉村。
中青院社工学院副院长王渭巍说，根据前两年的经验和家长反馈，“成长向导”社区项目的主题，更突出“学习伙伴”，侧重学业辅导；“在争取家长们信任的同时，让大学生用言行影响孩子，主动融入城市，消弭社会隔阂”。
一直关注“成长向导”计划的陈清海教授认为，这种社区模式，有利于应对北京教育政策调整后，让“成长向导”服务，覆盖到没有打工子弟学校，却存在大量流动儿童的社区，帮那些不得不迁徙，或转入公办校的流动儿童，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学习环境。
欲增配套公开课
去年10月，“成长向导”计划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家访式调查。结果显示：有了大朋友后，流动儿童的自信心显著提高，融洽了和父母的关系，并开始思考未来的发展。
跟夏晓丽结对的孩子小亮（化名），现已上初二。曾不善言谈，不愿跟女孩说话的他，现在开朗了很多。学校的体育比赛前，他主动指导女同学打羽毛球。在家里，他尝试和父母谈学习谈未来。现在，小亮还和夏晓丽保持着“姐弟”般的联系。
中青院已考虑增设一门“服务学习”的课程。“课程主旨是让大学生将志愿服务与学习结合，更好地与社区保持联系，针对社区各种弱势群体的需求，提供公益服务”。中青院社工学院党总支书记侯欣说，如推进顺利，“服务学习”课程有望今年作为全校本科生的公选课。
如果中青院5000名学生都融入“成长向导”计划，“将是多么强大的志愿者资源”，侯欣说。除了志愿者培养，对于成长向导冷泉村“学习伙伴”项目的培训、交通、餐食、活动布置费用，中青院生命教育基地还负责筹集资金。
■ 向导手记
“你变了，我很开心”
我的受导者小桐（化名），是黄庄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一学生。他祖籍山西，现在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妹妹一家六口住在大兴郊区一间不足20平米，即将拆迁的平房里。为支撑一家人的生活，爸爸白天打工，晚上做保安；70多岁的爷爷身体不好，还要去饭店洗碗。但小桐似乎对家里长辈的辛劳“不领情”，他对学习没兴趣，经常逃学扎进网吧，一连几天不回家。
刚和小桐“结对”时，我很失望，觉得很难跟这个孩子相处一年。督导就指导我带小桐，多参加一些集体活动，每次都会鼓励或事先设计好游戏环节，让小桐上台“表现”，大家一起为他鼓掌加油。
渐渐地，小桐愿和我说话了，甚至同意我去“家访”。我才知道，小桐现在的妈妈不是生母，他内心深处，一直心存芥蒂，很少跟家里人沟通，有事都自己心里憋着。
之后，我就找机会让他说话，我来倾听。除一起活动，我会主动跟他聊QQ、发短信，或打电话。开始，小桐自顾自地说，渐渐地，他说完了，也会主动问我的看法和意见。这时，我就趁机跟他分享自己年少时的经历，从贪玩找到学习窍门的过程。
活动快结束时，我惊喜地发现，小桐在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去帮爸爸站岗，或到爷爷干活的饭店去帮爷爷洗碗刷锅，开始学着照顾同父异母的妹妹。
近一年的“成长向导”活动结束了，但我一直在关注着小桐的成长，他已经不会再在网吧过夜了，也很少逃课。虽然目前，小桐的学习成绩并没明显提高，但听他说，对某些科目开始感兴趣了。小桐的同学告诉我，上学期期末考试，小桐的生物课成绩提高不少。想对小桐说，看到你变了，我真的很开心。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生朱颖涛
■ 域外
香港“师友计划”获持续资助
2008年，香港特区政府拨款3亿港元，设立了“儿童发展基金”，期望通过“目标储蓄”、“师友计划”和“个人发展计划”，协助来自港内贫困家庭10-16岁的儿童及少年建立金融（现金）及非金融（技能及人际网络）资产，解决跨代贫穷问题。
香港理工大学发起的“师友计划”，属于香港政府“儿童发展”政策框架中的一部分，受“儿童发展基金”的持续资助。目前，香港已搭建起来自各行各业的优质“师友网络”，还争取到爱心企业从“儿童发展配对基金”到“义工”资源的强有力支持。
■ 域内
“成长向导”计划有哪些需要
中青院社工学院党总支书记侯欣称，项目期结束后，“成长向导计划”要立足北京发展下去，还需寻找新的资金支持，并需打造一个可持续的志愿者招募平台和培训机制。目前，已有一些跨国爱心企业和高校携手，来关注北京流动儿童的成长，除了向打工子弟学校捐资捐物等传统方式，也在考虑由企业员工担任流动儿童的成长“向导”。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魏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