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提交提案建议,用法律惩治公款浪费;将行政成本核算纳入政绩考核体系

  ■ 现状

  公款吃喝一年3000亿

  九三学社中央拟的提案列举一组数据: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如此庞大的公款吃喝数额,挤占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例如2009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和公共安全三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6%;同时,教育、科技、文体与传媒、社保和就业、保障性住房、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支出等民生支出,比重不足38%。

  国外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多低于10%,如日本是2.38%、英国是4.19%、加拿大是7.1%、美国是9.9%。

  去年,国家部委打开“三公公开”大门。监察部网站2月29日发布《全国政务公开与政务服务工作成效明显》文章显示,去年全年,编报“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的131家中央部门,99家公开了“三公”经费。这表明,仍有部分中央部门未公示三公经费。另据统计,截止到去年11月1日,仅有三个省级政府公开其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数。

  上月,人民网网调两会热点,20个热点问题中,“三公公开”的关注度、点击率位列前三。对于去年中央部门“三公公开”表现,超过50%的网友很不满意,33%的网友不太满意。

  ■ 建议

  “三公浪费”应法律约束

  提案认为,长期以来,对公款吃喝的处理,除了个别涉及贪污受贿外,其他的不仅没有列入犯罪之列,甚至还得到放纵和鼓励,这也是长期以来公款吃喝等政府浪费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

  因此,界定公款吃喝的“罪与非罪”是核心问题。提案建议,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浪费问题纳入《刑法》的调节范畴,用法律规范官员和公务员的公务行为。让浪费有罪深入人心,让惩治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各种浪费行为有法可依。

  降低行政成本也是政绩

  “行政成本过高的政府,不是高效率的政府;花钱过多的官员,不是真正能干的官员。”提案认为,行政管理实质上是一种服务,而任何服务都应该控制成本。如果修路、盖楼、绿化、招商引资、GDP增长和财政增收可以算作政绩,那么精打细算、降低行政成本,同样应该是重要的政绩之一。

  提案建议,在制度上尽快把行政成本核算机制引入各级政府的考核之中,建立既注重结果,又注重成本的现代行政绩效考核体系,把每一项行政行为背后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与行为的结果,以及公众的满意度等指标都纳入这一体系中。

  民间知名人士牵头监督

  提案援引德国前央行行长威尔特克的案例——乘出差之便,带家属住超豪华酒店,并报销所有费用,经媒体披露后,丢掉了年薪35万欧元的德国央行行长职位。

  提案提出,依靠纪委、人大、政协,甚至动用公安的力量,监督公款吃喝。这些体制内监督的手段存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嫌疑,不符合公共管理的原则。

  因此,根本解决公款吃喝问题,需特别加强体制外监督。可以批准建立群众性监督组织,由诚信度较高的民间知名人士牵头;更应该强化以监督为天职的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保障媒体行使监督公款吃喝的权利。

  另外,提案建议,直至乡镇政府,包括所有事业单位,公款接待一律网上公示。

  ■ 对话

  公款吃喝严格限定预算比例

  中央财大学者曾康华认为,公款消费尚无严格责任追究机制

  长期调研政府公务支出,行政消费的学者,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财政学系主任、财税研究所所长曾康华认为,遏制“三公消费”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制度设计,对资金严格把关。

  基层机关公款吃喝更严重

  新京报:地方政府的公款吃喝情况,你们做过调研吗?

  曾康华:做过调研,非常严重。越是基层机关,公款吃喝越明显。除了通过预算安排的公务接待费用之外,还会有别的情况。很多地方都挪用项目经费用于公款吃喝。同时,在官本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部门往往是官员说了算。一个部门领导拿着餐费报销,哪怕费用超支,或者压根不符合规定,工作人员也不会不报。

  新京报:之前有报道,香港或国外一些政务人员请吃饭,往往是盒饭;而国内却是豪华的宴请。

  曾康华:这个确实有。我曾经认识一个俄罗斯人来中国开会,宴请的标准让他受宠若惊,他说自己在俄罗斯都从没有吃过这么高规格的宴会。

  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是有些部门为面子和形象原因,导致消费膨胀。其次,现有的财政体制下,只要公共财政资金不进入自己的腰包,其他使用情况就没有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

  从预算的角度看,做预算时都尽力要钱;年底花不完的钱还要上交回去。这就引发乱花钱的情况,反正不花白不花,公款就是唐僧肉。

  遏制公款消费要制度设计

  新京报:这是否意味着制度管理上有漏洞?

  曾康华:制度有漏洞,执行过程也很宽松。

  从预算的角度讲,是主管领导负责,而主管领导本身就是公款消费的重要人物;预算审批中主要是总量控制,而且也有弹性。

  同时,目前我国在发票管理、转账和提现等方面非常混乱。有些单位的账目,看公款吃喝的额度并不高,但事实上也可能被其他名目报销了。

  新京报:如何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遏制公款吃喝?

  曾康华: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制度设计,对资金严格把关。要对公款吃喝有着严格的数量界限,比如不能超过预算资金总量的比重是多少,是8%还是10%?一旦设定标准,要严格要求不能突破。同时,要严格用途,不能与其他资金混淆使用。打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一旦发现违规情况,就要进行严惩。

  除去内部监督还要公众监督

  新京报:包括公款吃喝在内,行政经费在国内已经是一笔庞大的支出。

  曾康华:是的。我们曾经做过调研。1978年,我国行政经费占财政支出总量的8%;2007年,这一占比上升为27%。这个比例在全世界来说算高的。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个因素:因为人员效率较低因此公务人员偏多。

  新京报:如何确保这些钱是否用得合理?

  曾康华:这就是下一个手段,要进行公开,通过社会力量来监督。在现有立法部门、财政部门内部监督的情况下,还要有媒体和公众的监督。比如去年中央政府公布“三公”经费,虽然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数据,但如果今后每年公布,从连续性上,慢慢就能看出一些问题,也可以进行比较。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王姝 蒋彦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