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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同志！”曾几何时，这句简单明了的称谓是中国人见面打交道的最常用方式，就其内涵而言，历史感颇为浓厚。
“同志”一词不是舶来品。春秋左丘所著《国语》有言“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刘陶传》有载“所与交友，必也同志”，《新唐书·李德裕传》也曰“忠于国则同心，闻于义则同志。”同德，同心，则为同志。
“同志”一词成为政治团体的相互称谓，最著名的例子是孙中山先生《总理遗嘱》中的名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中共一大党章明文规定“同志”
在革命年代，“同志”是革命战友相互称呼的标准词汇，这种称呼受前苏联影响有时以俄文表达，如在电视剧《长征》当中就曾出现“达瓦力士（俄语同志）某某”的台词。高尔基曾评价“同志”一词“是联合全世界的，它把世界上的一切人都提升到自由的高度”。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在一大党章中明确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互称同志在中共党内成为习惯，并扩大到党员和非党员之间。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65页）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和倡议。1959年8月3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等要求不准称职务，不准称老总，“一律称某某同志”，并要求从第二天“就照此改正”过来。
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从领袖到普通党员皆称“同志”。2009年北京日报的一篇稿件中提到了北京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李筠的回忆：“那时候的市委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老同志和年轻同志之间都很亲密、和谐，相互之间都直呼‘同志’，不呼职务。”
然而在社会秩序混乱的“文革”时期，“同志”这个称呼会显得不合时宜。北京日报这篇稿件也提到，在文革中个人崇拜占了上风，“同志”一称主要成了划分敌我的标志，而不再是党内同志平等的标志。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再次指出：“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1984年，“同志”有一次不同寻常的亮相。当时的《武汉晚报》刊登了一则武汉职工写给邓小平的申冤信，“小平同志：我这样的称呼，似乎不太礼貌，若有不妥之处，请给予责备。”邓小平在信上圈阅道，“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重处理！”
在现行党章中，也有“同志”称谓，如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位领导人称为“同志”，在第三十四条中有“善于团结同志，包括团结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语句。
称谓的“江湖气异化”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近些年，“同志”称谓出现了“异化”，一些脱胎于江湖绿林，裹挟着浓厚封建陋习的“老板”“老大”“大哥”等庸俗化的称呼，在一些党政部门不绝于耳。
新华社某记者曾感慨，他想联系省直某部门厅长采访，该部门办公室主任回复“老板最近出差了”。
“王书记”“李市长”替代为“王老板”“李老大”；直接称呼领导“老板”，被呼者竟也欣然应答；在一些单位的饭桌上、闲谈间，“某某领导是我大哥”“我们的老板如何如何”之类的炫耀之声时有耳闻……2014年半月谈杂志的一篇评论以畅销官场小说《二号首长》为例解析这种异化的称谓：
“领导有三种称呼，一是官职，二是首长，三是老板。如果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你叫他老板，他可能非常反感，觉得太流俗太江湖气，贬低了他的身份。如果是在很私人的场合，你叫他书记，显得太公事公办，叫他首长，显得太隔膜。而有重要人物在场的时候，又是比较私密的场合，把所有领导全部叫首长，肯定好过别的。相反，如果有更高级领导在场，而这个高级领导和老板的关系又不是非常亲密，肯定叫官职比较好。”
将什么级别的官员称为“老大”，什么级别的官员称为“老板”，甚至成为一门“学问”。2014年南方周末在《官场“称呼学”》中引述了一位官员的分析：一般称“老板”的，至少是市长、市委书记这个级别的。如果称一个县委书记为“老板”，会显得特别可笑，因为县委书记就是个处级官员，所以往往会称“老大”；如果称呼一个乡长“老板”也不行，因为级别同样不够。
更有甚者，称呼他人“同志”还会引发不必要的猜测。
2004年，解放军报文章《党内称呼体现民主气氛 “同志”为何“叫不出口”》记录了一位团领导参加一个营党委的民主生活会的经历。这位团领导在称呼上没注意，有时称呼同志，有时直呼其名，有时称职务，会后有两名干部主动到他办公室汇报思想。纳闷之余一琢磨，原来在民主生活会上只有对他俩是以“同志”相称的。
借反“四风”清爽党内称谓
2014年5月16日，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广东省纪委发布通知要求，“有的称领导为‘老板’‘老大’，有的称下属为‘哥们儿’‘兄弟’，以后类似于这种破坏党内民主、损害公仆形象的称呼，一律不准使用。”
《新闻纵横》栏目就此点评道：当面叫一声老大，貌似显得亲昵，实则展现出明确的权力排序，背后则弥漫着浓浓的江湖气息，其根本则是官本位心理在作祟。
5月19日，人民日报就此刊发了一篇评论集合，编者用几篇网友的“热议”点明，中国共产党互称同志的优良传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甚至异化，原因则是“由于时代的变化以及社会不良风气的倒灌”。
广东此次发文绝非官方首次明文规范党内称谓。
2003年“两会”期间，有代表对时下盛行的下级称上级领导为“老板”或“老大”的现象提出质疑和批评，引发舆论热议。
两会后，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旋即下发《关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内互称同志优良传统的通知》，要求党员干部自觉继承和发扬党内互称同志的优良传统，做到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为同志。还要求，纪检、组织和督查部门要加强教育、及时提醒，加强督促检查、及时帮助改进。于是，在3月24日召开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上，有人打招呼称职务，党组负责同志立即提醒：“党内互称同志。”
紧随上海，全国各地党委此后都曾专门制定、下发通知，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同志，不称职务”。
2013年10月，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评论文章《党内称谓少些“江湖气”》，文章中提到，一些脱胎于江湖绿林，裹挟着浓厚封建陋习的“老板”、“总管”、“大哥”等庸俗化的称呼，在某些部门或单位已渗透到党内。
据南方周末报道，一些地方为了规范称呼，甚至“制作党内互称同志提示牌，摆放在党委（支部）会议室、党员活动室等场所醒目位置”。
如今，“常提常新”的党内称谓规范问题有望通过反“四风”得到遏制。
5月15日，新华社的一篇评论认为，“江湖气”的“老板”“老大”等称谓是“四风”问题在称呼上的一个表现。同日，求是理论网文章《解决“四风”问题别忘规划党内称呼》也认为，党内称谓关乎党的作风和形象，远离“庸俗化”、“江湖气”，让党内称谓回归“同志”，检验的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是加强和改进党风、密切联系群众的现实需要，也是党内生活健康的一种具体体现。
半月谈5月18日刊载稿件也为广州纪委点赞：在反对“四风”日益推进之际，针对党内这种庸俗化的称谓，的确应该像广东纪委那样，涤荡一下那些官场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但是积弊甚深、危害很大的不良风气，让党内同志之间的称谓简单一点，清爽起来。
新京报新媒体记者 郭彦博 据公开报道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