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9日，银发稀疏的李光耀身着代表国旗颜色的红衣白裤，单手颤动着微微挥舞国旗出现在镜头中，在他周围是一片红色人海。
这一天是新加坡建国49周年的国庆日，自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李光耀从未缺席国庆庆典，这是李光耀最后一次参加新加坡国庆，他于2015年3月23日病逝。
今年8月9日，新加坡将迎来建国50年。在过去的50年间，他是新加坡人心中的建国总理，他将这个岛国从第三世界打造成全球最具竞争力、最廉洁、政府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为他的国民带来了一流的教育和生活水平。
他缔造了被亚洲各国效仿的“新加坡模式”，同时他的“软威权主义”在西方也备受争议。对于这一切，李光耀曾说过，自己必须带领独立后的新加坡取得成功，“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不在意西方读者如何评价我，我在意的是我的人民如何评价我。”
国父的较量，马来半岛的“孤儿”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相隔一条1400米宽的柔佛海峡，两地向来由英国当作一个地区统治，二战后，民族解放的浪潮席卷东南亚，继马来西亚之后，新加坡于1959年脱离英国统治成立自治邦。
那一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胜，他出任自治邦总理。新加坡是一个只有200多平方英里小岛，在李光耀理念中，让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是人民行动党的基本宗旨，因为只有人口比较多，幅员比较大，才有可能建国，“我们从来就不相信一个商业城市国家能生存下去”。
与周边邻国不同，新加坡是东南亚少有的移民国家，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被各种势力、种族和思潮的矛盾交织缠绕，这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催生了新加坡这个“人造国家”，也让奉行实用主义的李光耀有了用武之地。
1963年，李光耀与马来西亚“国父”、首任总理东古•拉赫曼政府达成协议，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正式合并。但是合并后的联邦却一直被种族矛盾所困扰，马来人占多数的马来亚和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一直合不来，对此双方分歧越来越大，并最终酿成1964年的种族暴动血案，这场动乱直接导致了两年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分道扬镳。
“一些国家原本就是独立的，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则是强加在它头上的，”在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道。50年前(1965年)的8月9日上午10点，广播电台播出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断，随后播出了一份虽然只有90个字却改变了新加坡乃至亚洲的宣言，李光耀以总理名义宣布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
几乎同时，在新加坡以北250英里的吉隆坡，东古•拉赫曼在国会宣布，马来西亚与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政府断绝关系。“每当我们回顾签署协议，使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那个时刻，我们总会感到痛苦”，李光耀回忆说，“我从来没这样悲伤过。分家成了事实，我辜负了许许多多的人”。
“我从来没想到在42岁时，要负起独立管理新加坡的责任，照顾200万人生计，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却不知道何去何从。”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
实用主义对外开放，新加坡模式诞生
1965年被迫独立时，新加坡人口为200万，其中华人占3/4，人均GDP仅为450美元，经济严重依赖驻守英军。再加上二战后欧洲各国经济遭受重创，作为转口贸易中心的新加坡面临经济结构单一，没有工业基础的劣势局面，之后英军的撤离让这种局面雪上加霜。
新加坡的生存能力是李光耀的最大关切，奉行实用主义的他不仅让新加坡在复杂的周边地缘政治中左右逢源。在内政方面，他同样灵活敏锐，与那些持民族主义心态的新兴国家领导人不同，他选择对外开放，他对发展中国家“依附”发达国家成为“新殖民主义牺牲品”的那套理论嗤之以鼻。
许多年后，李光耀在《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指出，为何新加坡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那就是让新加坡不同于他的邻国，首先鼓励开放和移民，通过外资将技术、管理、市场和人才引入进来，其次，选择使用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在国际舞台上更具竞争力。
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没有自然资源可供“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李光耀和经济学家出身的财政部长吴庆瑞就顺应潮流为新加坡制定了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致力于大力推进工业化，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多元化工业结构，为了吸引投资，新加坡成立了方便投资者的经济发展局，日后发动新加坡经济的裕廊工业园就是在那个时期建成的。
李光耀和他的团队都成了“推销员”，为了游说美国企业进驻工业园，李光耀亲自访美向美国商人讲述新加坡从小小渔村开始的奋斗史，惠普和通用电气等美国大公司相继进驻，美国企业的成功也鼓励日本商家来新加坡投资。
在新加坡经济发展过程中，李光耀非常注重招募那些从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经济发展局的年轻官员们就多以这些人组成，为了保证新加坡人才源源不断，李光耀设立新加坡奖学金，每年选拔优秀青年去发达国家留学。
历史证明，他和团队逐渐将新加坡经济推入腾飞的轨道，契合经济全球化浪潮，新加坡逐步转型为技术密集型工业，直至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14年经济自由度指数”中，新加坡名列全球第二。1991年，李光耀卸任时，新加坡人均GDP为14504美元，是1965年独立时的30多倍。
铁腕护廉政，威权下的法治
虽然开明推行对外开放，但李光耀对新加坡的塑造同样带有那个时代其他亚洲政治强人共同的特点，即通过威权实现国家现代化，不同的是李光耀避免了强人政治的一些顽疾，他小心翼翼对待，避免因管理不当和贪腐糟蹋人民的信任，正因如此造就了打造了日后享誉亚洲的“新加坡模式”——经济自由化、廉洁高效的政府以及法治社会。
“他们的体制不清廉，我们要清廉，他们的法治一套糊涂，我们要厉行法治”。李光耀对许多亚洲领袖的贪婪、腐化和堕落深恶痛绝，他们从为同胞争取自由的斗士变成人民财产的掠夺者。
自执政后的第一天，李光耀政府就确保税收每一分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交代，到达受益人手上时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特别注意过去被人利用权力中饱私囊的领域。
李光耀还强化了预防、发现和制止枉法行为的手段，例如，1960年修订的法律规定官员若收入与职位不相称，法庭就可以此作为受贿佐证。最令官员胆寒的就是“抓大鱼”的贪污调查局，在总理公署工作的贪污调查局局长有权调查所有官员和部长，上世纪60到80年代，先后有几位部长涉贪被查，他们的下场多很凄惨，谋生无门，曾经的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甚至因涉贪不愿面对社会的唾弃而引咎自杀。
在打造新加坡的过程中，“威权法治”让李光耀毁誉参半。“对于很多西方人而言，新加坡只不过是在科技上有成绩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存在鞭刑、不准贩毒、禁止吸毒、不许吃口香糖、不能做任何明文禁止事情的国家。”美国著名传记记者汤姆•普雷特在《李光耀对话录》中写道。
将威权融入法治，就像他的中文和英文名字——李光耀和哈利•李背后所折射的交叉身份认同。李光耀一直被认为是融合东方西方价值观的领导人。
一方面，剑桥法学院毕业的他尊崇宪制传统和契约精神;另一方面，日治时代的强权让他认识到必须要有铁的手腕，采取一些专断措施来打击那些破坏秩序的力量，严刑峻法、重刑重罚都是李光耀威权法治的重要表现，为了确保能对犯罪分子判处死刑，他甚至逐步取消了英国人留下的陪审团制度，在他看来陪审团“阻碍”死刑判决。
严苛法律确实一定程度上为新加坡带来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新加坡被选为最安全的国家。
即便如此，鞭刑也为李光耀带来了巨大争议，特别是1993年美国少年鞭刑事件，西方人权组织形容新加坡鞭刑“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
对于来自西方的批评，李光耀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为了高尚的目的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不怕身后留恶名。“如果一位领袖不能坚定地领导，又怎么能明智地执政，强权领袖做出能够持久的艰难决定”。在他眼中，作为领袖能受人爱戴和敬畏通常是好的，但如果只能选其一，那敬畏比爱戴来得好。
新加坡是否放松?让未来领袖决定
再过几个月就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过去半个世纪时间里，李光耀一方面抱持柏拉图式提升国家实力的精英宏愿，另一方面用马基雅维利式的精明与实用主义让新加坡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获得了远超其规模的影响力，正如基辛格所言，李光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卓越领导人。
西方人可以争论他取得成功的方式，但在不少新加坡人的心目中，李光耀仍有着无法取代的崇高甚至是神人的地位，他们将新加坡的建设成就完全归功于他的智慧和努力，很多网友在49周年国庆典礼后表示，“见到伟大国父出席庆典很开心，但他这么虚弱又令人很心疼”。
虽然很多新加坡人感谢他带给国家的成就，但时代却总是带来新挑战，在2011年选举中，反对党已开始强势挑战他一手打造的人民行动党，这也是执政党面临最激烈的挑战，虽然人民行动党夺取全部87个议席中的81席，但反对党实际已获得近四成选票，这是无法忽视的事实。
面对形势的变化，李显龙甚至表态，李光耀有话直说的强硬领导风格未必是新一代新加坡所能接受的。现任领导层了解新加坡生存的硬道理，但不能依照李资政(李光耀退休后曾担任内阁资政)的风格行事，要多花些时间去说服人民。
“那么未来新加坡制度是否会放松一些?”这是传记记者汤姆•普雷特采访李光耀的最后一个问题。“那应该交由现任和未来的领袖，随着社会和科技的改变去修改和调整制度。” 李光耀回答说。
新京报记者 王晓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