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7日峰会现场。新京报记者杨砺拍摄

新京报讯(记者吴靖 王文秋)中国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不断发酵。11月26日上午，即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开始的前一天，来自中国深圳的贺建奎教授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

远在香港的翟晓梅昨天上午得知这一基因编辑实验后，感到“非常震惊”。翟晓梅是中国医学科学院人文学院院长、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也是此次峰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昨天下午，峰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其中有一个部分专门讨论贺建奎基因编辑实验的问题，直到昨晚，“国内外专家意见出奇得一致”，商讨出了一份相关的声明，翟晓梅表示将会在会上公布。

贺建奎在邮件中设置的自动回复是在香港，但对于贺建奎本人的行踪，她并不清楚，“昨天他的房间一直没有人，打电话过去一直没人接，我其实想当面和他核实一些问题”。

其实就在上个月，峰会在美国加州召开了一次预备会，翟晓梅作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其他委员一起研究参加者的名单，“当时开会确定与会者名单的时候还没有他，因为当时每一个要发言的人我们都仔细审过”。

然而短短一个月内，在最终的这份名单里，翟晓梅看到了贺建奎的名字，“不知道谁把他请过来的”。

有委员会成员猜测在开会前一天曝出消息，可能是事先有安排。

“这件事他对媒体讲，而实际上没有经过同行的期刊发表，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学术不端。他绕过了同行，直接对媒体，这是一种不太好的做法，因为媒体不太懂你的专业，会带来很多不确定的信息，对科学、学术界会造成许多不良的影响”，翟晓梅表示。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三年前的另一个基因编辑实验。

2015年4月，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黄军就发表了全球第一篇有关利用CRISPR技术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报告，黄军就团队选择编辑胚胎基因是因为“它可以证明和癌症或是糖尿病相关联的基因，同时还能够应用于研究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基因功能”。在这项研究中，他编辑了与β地中海贫血造成的血液紊乱相关的基因。

这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例如，尽管黄军就等人使用的是医院丢弃的异常胚胎，其论文发表后仍引发科学界批评。

也是在当年12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届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上，专家们就专门讨论了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禁区。会上通过了一个声明：强化基因编辑技术的基础和临床前期研究“显然是必要的”，应在适当的法律和道德监管监督下继续开展。但是在研究没有成熟前，应用于人类生殖是不负责任的。

虽然都是用人的胚胎细胞开展基因编辑实验，但翟晓梅认为两个人实验本质区别在于，黄军就用的是异常的胚胎细胞（三倍体），三倍体胚胎细胞不能正常发育，大概几十个小时就会死亡。而贺建奎用的是正常的胚胎细胞。

“在伦理学上，我们认为对于胚胎本身的研究以及在胚胎编辑对遗传性疾病的边界的研究是可以得到伦理学辩护的，因为科学要发展、技术要进步，所以对于14天之内的，不超过14天的体外研究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14天期限”指的是,要求人体胚胎研究必须在受精后的14天内结束。我国科技部和原卫生部于2004年联合颁布《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中对人类胚胎体外研究做了14天的限制。目前至少已有12个国家将“14天原则”写入法律，如英国、德国、韩国、加拿大等。

“很多人认为我们国家是一个没有任何伦理准则的国家，我们其实有，只是我们没有一个针对基因编辑的，是散落在不同的规章制度里头，有一些特殊条款，比如有关干细胞的伦理准则、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准则，提到不允许做生殖细胞的临床实验和临床应用”。翟晓梅表示。

而基因编辑的风险性问题在贺建奎发布实验信息后就已经受到业内多数专家质疑。

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遗传与基因组医学中心主任祁鸣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就解释，基因编辑叫做smart bomb，这样来形容，准确炸掉或者改造某一个基因。和真正打靶不一样，现在这个实验，显微注射，至少是千发，不是一发，打的那个目标炸掉了，有没有把其他地方打掉还并不清楚。

“先前做细胞学动物都有脱靶现象，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定是否脱靶，当你连发的时候，不能够排除其他基因受伤。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没有人做担保，所以他才会说有18年随访。如果有充分保证，就不需要了”。祁鸣表示。

新京报记者吴靖 王文秋 

编辑陈薇 程磊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