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李一凡）四川HIV感染者谢鹏(化名)今年5月诉公司要求其在家“养病”一案，经调解获赔6.3万元后，11月，他又将内江市第六人民医院等3家单位告上法庭，指控院方未事先告知检测HIV抗体，并违规操作将隐私泄露给所在公司，故要求“院方书面道歉，并赔偿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12月28日，新京报记者从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证实，因举证不足，一审驳回谢鹏诉讼请求。对此结果，他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不满意，将上诉”。
入职后“被养病”经诉讼重返岗位
1990年出生的谢鹏告诉新京报记者，2017年4月，他以入职招聘第一名成绩，进入四川内江某公司。入职一个月后，单位组织体检，其HIV抗体检测呈阳性。随后，他突然接到公司通知，以“养病”为由让其回家。
新京报记者查看一份加盖公章的民事调解书后获知，今年5月，经过一年多的民事诉讼，在法院调解下，谢鹏与公司签署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公司赔偿其6.3万元的工资补偿，而后，他又重返岗位，做他喜欢的播音工作。
法院判决认为侵犯隐私权缺乏依据
2018年11月，谢鹏向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内江市第六人民医院等3家体检、HIV检测单位告上法庭，要求“判令内江市第六人民医院、市中区疾控中心、内江市疾控中心作出书面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及其他相关费用”。
一份被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证实的民事判决书显示，医院在HIV抗体检测前，是否就此向谢鹏作了告知，成为庭审焦点，医院方面辩称，在诊断初检疑似阳性时通知过谢鹏，也与其进行了交流，在征得同意情况下再次取样检查。但判决书并没有提到第一次检测时医院是否事先告知。
判决书显示，本案中，谢鹏提出三被告侵犯其隐私权的诉讼主张，其未举证证明三被告具有符合侵犯其隐私权构成要件的事实，亦缺乏法律依据，故驳回原告谢鹏的诉讼请求。
今年11月，谢鹏（化名）到法院提交诉状。 受访者供图
对话
谢鹏：我只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我之所以站出来，是想唤起更多有同样遭遇的人，共同扞卫自己的权利。”12月28日，谢鹏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决定走诉讼程序前并没有犹豫，也没有考虑结果输赢，只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体检时未被事先告知”
新京报：知道自己HIV抗体检测呈阳性，第一感受是什么？
谢鹏：抽血那天晚上就告诉我说呈阳性了。他（医生）说有5%的错误率，我想万一我正好是那5%，所以还是心怀一丝希望的。确认后我想就治疗吧，也没多想。
新京报：体检前，医院是否事先告知？
谢鹏：没有，体检前也没有签知情同意书。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二十三条：“国家实行艾滋病自愿咨询和自愿检测制度。”《全国艾滋病检测工作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则规定：“艾滋病检测工作应遵守自愿和知情同意原则，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新京报：医院方面称，初检疑似阳性时通知过你。
谢鹏：那是疑似被感染艾滋后，才通知的我。体检前我完全不知道会检测HIV抗体项目，也没有被告知，根本没有。
新京报：为何要起诉医院及疾控中心？
谢鹏：如果他们不帮助公司进行关于HIV抗体的检测，也就不会发生此前那些事，就是我刚入职就被要求“在家养病”，不让我上班。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我退步了，一家公司随便对职员进行HIV抗体检测，开了这样一个先河，那我们这类群体如何在社会上立足，隐私该如何保护呢？
新京报：对判决结果满意吗？
谢鹏：肯定是不满意的，我可以向公众提供所有证据，让大家来评判这个事情。医院向法院提供了此前曾收到的公司关于公务员体检的委托函，法院采信了。但我入职的是一家公司，我不是公务员。我现在已经跟律师沟通，正准备上诉至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因为这件事，这半年多，我的生活完全被改变了。
刚入职被要求“养病”
新京报：公司是怎么知道检测结果的？
谢鹏：对方先跟公司说，说我体检不合格，才让我去复检的，我已经将通话聊天记录提交给了法院。我认为这违反了医院操作流程，将自己的隐私泄露给了公司，进而导致公司不与他签订劳动合同。今年5月，在法院调解下，我回到了工作岗位，也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并获得了赔偿。现在就是在家里远程工作。
新京报：什么时候来的这家公司？知道感染是什么时候？
谢鹏：入职是2017年4月。通过单位微信公号，我去参加社招，当时公告上没有写有体检。我最后是以笔试、面试综合成绩第一考进去的。
我以前的工作，其实干得挺稳定的，干了三年，月薪能有六七千，我是完全因为这个单位，才辞掉以前那个工作的。大概工作了一个月，人事部让我去，他说“看你表现不错，经过领导一致决定，提前让你转正，但是你明天就要去体检”，我以为就是一个单位流程。
第二天，我来医院拿到一个表，上面写的是“公务员体检标准”，我心想搞得好正式啊，结果一体检，当天中午就让我复检了。
结果当天晚上，医生给我打电话，说我的HIV呈阳性，要送到省里确诊。
新京报：公司通知你回家“休息”是什么时候？
谢鹏：他通知我通过面试了，就进入实习期。实习期按理说也要签合同，但是没有签，我在那干了一个多月，事实上已经形成劳动关系。之后就一直没有消息，上班上到了6月9号。
部门主任让我去办公室，说我体检不合格，让我回家“休息”，“休息”之后就一直没有让我回去，然后又给我发了一个3000块钱，从此就杳无音讯。我有主动跟单位联系，但单位就各种理由不让我回去。
新京报：当时公司方的理由是什么？
谢鹏：他们就说回家养病，把病医好再去体检，如果再去体检过了，就给我签合同，没过还是不能。原本说让我在家做工作，只要我能在家休养，就能网上处理工作，做完节目给他们传过去，但是他们也没有给我分配工作。
申请仲裁“双薪”补偿
新京报：公司不与你联系后，你做了哪些努力？
谢鹏：找公益律师、媒体，开始我的维权道路——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判了之后，不满意，又开始起诉，其实过程倒并不复杂。
起诉的底气是，我咨询过律师的，我的那个岗位不是公务员，也不是正式录编，就一个普通社会招聘，他凭什么要用公务员体检标准要求我？而且还用这个理由，把我辞退掉，这就是歧视啊。
新京报：诉讼结果符合你之前的预期吗？
谢鹏：和之前预期一致。诉求就是先订劳动合同，赔偿双倍工资。因为（此前的劳动争议）仲裁他没有更多地考虑到细节内容，他只是想权衡单位和我两方面的关系。
最终调解结果是赔偿6.3万元的双倍工资，然后与公司签订两年的劳动合同，工资上，是缴纳各种社会保险后，不低于3400元。
新京报：当初为什么执意起诉公司，动力是什么？
谢鹏：我起诉，说不定还有一丝希望，还有人来关注我，不管赢还是输，想给自己一个交代，这是最基本的动力。
签劳动合同重回单位
新京报：重返工作岗位，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吗？
谢鹏：没什么不同，我认真干工作，只要工作干好就行，我不打扰别人，别人不打扰我。如果非要协作的活儿，我也会主动找别人，除非别人不愿意跟我一起协作，但这是他们的事，我管不了。
新京报：走诉讼程序一年多，同事了解你的情况吗？
谢鹏：我估计只有高层领导知道（这件事），其他员工应该不大清楚。
至少现在来说，比我之前好多了，比我天天困在家里，像个困住的小猫一样好很多。你看，我现在有工作了，可以继续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觉得很好，别人怎么看我，那是别人的事。而且我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那种愚蠢来惩罚自己呢？
我觉得自己很理智，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这才是我们这个（HIV感染者）群体最理智的一个行为。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唤醒更多人的一种力量，让更多和我处于类似经历当中的人可以站出来，用法律武器来扞卫自己的权利。
新京报：现在家人知道你的情况吗？未来有何打算？
谢鹏：没有跟家里人说，但是有跟我最亲密的朋友说。不想让家里知道，是因为毕竟家里对我的情况，还不够了解吧。下一步的打算就是按时吃药，其实很多人对于绝望、困境、恐惧这样一些词避之不及，但如果我们乐意去接受这种绝望、恐惧，习惯这种绝望、恐惧，你再遇到恐惧的事，你就并不觉得有那么恐惧，而快乐来了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快乐。
新京报记者 李一凡 编辑 张太凌 校对 陆爱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