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夏蒙,又名王建国。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一些古老的技术,比如手工造纸,过去是纸张生产的一种主要方式,随着大规模的造纸技术发展,乡村里的这种工艺慢慢萎缩,会造纸的人越来越少;一些传统打铁技艺也是一样,现在农村已经基本见不到铁匠了。”


这些是央视纪录片导演夏蒙拍过的题材。当一种文化或艺术现象消亡的进程不可逆时,他会感到失落。但5G、量子计算机、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这些代表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事物突然到来时,他又感到曾被视为现代化象征的许多事物,如现在的电视机、数码相机也将成为“新古董”。


在90分钟的访谈里,夏蒙提到“5G”这个词不下20遍。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个令带宽无限增加、信号传输更加便捷的通讯技术,而是很快就将对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的一场新技术革命。


夏蒙还有另一个名字——王建国。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不止一次呼吁挽救中央新影保存的珍贵历史影像,也曾针对青少年沉迷游戏的现象进行过不客气的批评,科技进步究竟会给未来的人类带来哪些不可预知的变化,这是他一直关注的问题——“对于人工智能过快发展,人们处于一种矛盾状态。”

“我们将会迎来一场‘生活大爆炸’”

新京报:听说你最近在拍一个科幻类的纪录片?纪录片怎么做科幻?

夏蒙:这个定义是不准确的。我们是用纪录片的真实手段去记录科技的创新与未来的发展前景,比如人类现在还没到达火星,但在纪录片里用虚拟场景、三维等手段来展示人类移居火星后会发生的情况,“目的是科普,手段可能很科幻”。

我们将表现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5G给人类未来带来的变化。其实从技术上,我们也能做出像《Discovery(探索发现)》和BBC的一些节目,但关键是观念与创意。并不是蹭热度,用《流浪地球》的方式去拍摄纪录片,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新京报:你也看了《流浪地球》吗,觉得怎么样?


夏蒙:看了,《流浪地球》当然是目前拍得不错也非常叫座的一部科幻电影,但并非没有可以提升艺术质量的空间。炫目的特效与虚拟现实的技术手段都是一流的,但故事应该还可以编得更好,再多一点对人文的关怀,有许多故事细节也可以表现得更好。


你能想象人类在很多很多年以后,还没有自动驾驶技术,还需要靠人工操控一辆复杂的工程车吗?还有,如果人类有意修建地上避难所,应该也不会像今天某个城市角落的小胡同那样吧?难道出入门禁系统不能做得更加严密,科技含量不能更高吗?虹膜技术、人脸识别技术、基因技术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并不遥远。科幻片不仅仅是科技的炫酷,还需要多一些形而上的思考。但《流浪地球》确实让国产科幻电影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新京报:你对科技好像很感兴趣,你觉得更接近真实的未来应该是怎样的?


夏蒙:我从小时候就对科幻文学作品很着迷,但这种好奇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变得有些淡漠。感谢一些科幻大片还能不断唤起这种少年时对科幻的兴趣,我们人类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但却不知道自己将向哪里去。


但像5G网络、量子计算机、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这样的东西出现,让我们人类社会在看得见的将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将会迎来一场“生活大爆炸”。
比如远程医疗能让一位专家同时为远在千里之外的几位患者做复杂的外科手术,甚至是神经外科手术;你如果想吃到放心的食品,你可以从水果的生长到牲畜的养殖,全过程都随时看到;一个人如果穿戴了某种健康监测仪,所有的生命体征可以与你个人的健康数据相连,同时又与整个社会共享的医疗机构大数据相连,使得一个人不用去医院体检就可以实时获得是否健康、是否需要就医的提示和警告。这些都是我的片子会涉及到的内容。


新京报:像这样讲述人工智能的片子,涉及很多科学知识,观看门槛会不会比较高?受众现在大部分时间被娱乐化和碎片化的信息占住,你觉得他们会看吗?


夏蒙:任何题材的纪录片都只能是让一部分人喜欢。如果人们关心未来,就会喜欢这类题材的纪录片。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信息传播方式,你只要想看什么,就会向你推送什么。这种方式很容易让一部纪录片得到推广,喜欢的人会很容易找到它,不喜欢看的人,自然就不会去打开你想让他看到的东西。


我很担心现在这样一种推送方式 ,这样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偏执与狭隘的观点。比如一个相信中医的人,他去搜中医,就会不断给他推送中医神奇的疗效,使他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医的信赖。而一个排斥中医的人,会搜到大量中医负面的信息,使他更加不相信中医。这时候无疑就需要科普了,一部客观的科普纪录片,不会让你对未来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只是向你提供一种对未来合理的想象,或者告诉你未来的无限可能与不可能。


新京报:你觉得人工智能过度发展还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夏蒙:当你造出来的机器人反应比你还快,主动学习的能力比你还强,到那一天,人类至少会有一种危机感。机器人毫无疑问可以比人有更强健的“体格”,可以在远比人类生存环境更严酷的条件下生存,也可以通过学习能力在许多智力方面轻而易举地超过人类。如果不加以限制,将其规范在一定的科技伦理许可的范围之内,很有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出现失控的状态。


科学没有止境,但科技的发展需要伦理的约束。比如现代社会有许多“宅男”“宅女”,可能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羞于表达,也不愿意去社交,一些机器人商家开始生产具有一定智能的男女机器人,试图解决这些人群的离群索居问题,如果这类机器人制造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多,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


所以说,人工智能在有些领域可以鼓励它发展,有些领域人类要制定相应的公约,不能无节制地发展,比如人工智能武器,可能是比原子弹这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要可怕的武器。对人类的未来构成严重的威胁。


我与有关部门合作,做这样一个对未来充满遐想和展望的片子,实际上也是为了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在重视科技改变生活的同时,人工智能会给人类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把风险降到最低?


这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严肃问题。

“折叠屏都出来了,下一代人还会留恋书香吗?”

新京报:你为什么不止一次提案,呼吁保护中央新影厂国家历史影像?


夏蒙:中央新影厂从延安时期开始到现在,记录了包括抗日战争、延安生活、新中国诞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方方面面,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为我们留下了40万分钟珍贵的影像资料,但现在整理出来的只有8万分钟,五分之四的影像还尘封在条件并不好的洞库里。


我希望能建一个现代化的恒温库来保存这些历史影像,同时尽快启动数字化影像工程,如果这些珍贵的共和国影像史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被毁掉,就太不应该了。这里面有很多纪录片工作的前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用生命拍的影像。去年两会我提了,今年两会我继续呼吁,这些历史影像都是国家重要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创造更好的保管条件,做抢救性的整理修复,并尽快启动数字化工程。


新京报:你觉得科技发展可以挽留一些即将消失的东西?


夏蒙:出版界的朋友总认为现在电子出版物对纸质图书的阅读产生影响,导致纸质出版物、报纸一直在萎缩,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人们的阅读方式已经被日益发展的技术所改变。


这种改变有好的一面,我们不需要再砍伐那么多森林,不需要再浪费那么多油墨。人类阅读纸质书本的快感也会被日益完善的电子读物所带来的愉悦所取代。另外,5G时代能支持高清影像迅速传播,过去出版一本画册卖不了几本,赚钱的不多。因为买得起的人未必有兴趣,有兴趣的人未必买得起。5G时代的画册很可能可以成为折叠屏的宠儿,适当的收费阅读和下载可能会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为了拍摄长江纪录片,我买了一套关于长江的画册,十大本,几十公斤重,但进入5G时代,一个App就能让你轻松地拥有N多的画册。


人类的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给某些传统产业带来危机,但“危”与“机”往往同时并存,所以我们不必悲观。


新京报:出版界提出来的,可能是从人文的角度觉得电子出版物缺少一种文化沉淀感,你个人不会希望挽留这种东西吗?


夏蒙:我当然更喜欢看纸质书,但现在手机折叠屏都出来了,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还留恋一种书香,但是到了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他们从电子读物中可以获得不断延伸的阅读快感,还会留恋书香吗?我不确定。


科技在引领未来,它带来的很多变化是不可逆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有积极的部分,比如可以解决老龄化问题。越来越多老人需要照料,现在国内外都有人在研制护理机器人,取代护士或护工的部分职能,可以帮助老人翻身、洗澡、更换衣物等等,如果再基于5G的大数据采集等一些辅助手段介入,一个人可以高效地照料一群老人,这是积极的方面。


我们做的片子是科普性质的,如果再多有一些思想性那就会更好。但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们未必能很好地达到这一目标,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科学是应该求真,道德应该向善,而艺术应该追求一种美的境界。

拍主旋律纪录片,不担心点击量

新京报:你现在是不是还拍一些主旋律的片子?


夏蒙:我现在做的一个纪录片叫《长江之歌》,从文明、文化、历史、生态四个维度来诠释长江。


一说主旋律,大家都觉得主旋律可能就意味着不太好看,这是一个误区。这几年大量主旋律纪录片都做得很好看。我至少有两部纪录片,收视率大大超过了央视黄金档的电视剧。所以说,只要心中有观众,带着真诚用心去创作,就一定能拍出好片子。


新京报:有些纪录片是年轻人在b站上看了之后才火起来的,比如《我在故宫修文物》,你平时上b站吗,会不会担心片子的点击量?


夏蒙:我知道b站,有时也上b站,《我在故宫修文物》那个片子我了解,导演拍得非常用心,寓伟大于平凡,于细微处见精神。“择一事,终一生”,这样的工匠精神、敬业精神,令人感动。在当今社会尤其需要这种精神。这不也是一种主旋律吗?


我们已经拍完了《长江之歌》第一季。生活在长江流域有4亿人,长江经济带人口6亿。长江生态在前几年已经恶化到危险的程度。每年仅排入长江的污水,就相当于一条黄河的水量。


为了保证一江清水向东流,在2016年1月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有40万家企业面临关停并转,这肯定会影响GDP的增长,但对沿江人民的生活来说,对长江经济带的长远发展来说,又不得不为。GDP有时候与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指数并无直接关联。


我相信如果把这个片子放到b站,一定也会有很多年轻人爱看。

新京报记者 陶若谷 摄影 陶冉

编辑 吕银玲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