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28 14:38:29新京报 记者:李玉坤 编辑: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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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从基层保安到全国人大代表

2019-04-28 14:38:29新京报 记者:李玉坤

今年,李勇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全国统一保安服装的建议,“所谓‘人靠衣裳马靠鞍’,所有保安都统一着装,看起来就是一支正规化队伍,之后再把素质提上来。”

■人物简介  李勇,男,1981年3月出生,现任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海淀分公司企业管理部主任兼特勤保安大队长、纠察队长。2018年当选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新京报讯(记者 李玉坤 实习生 梁宝欣)李勇个儿很高,腰板笔直,一点也不“油腻”,一口水没喝跟记者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半小时,给人的感觉就是精气神十足。

 

在保安行业能干到多优秀?25岁那年,李勇被评为“首都优秀保安员”、30岁成为“全国先进保安员”、2015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201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虽然职位提升和荣誉累积没让薪酬实现大幅突破,但李勇表示将继续干下去,并对保安职业化的前景充满期待。

 

今年,李勇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全国统一保安服装的建议,“所谓‘人靠衣裳马靠鞍’,所有保安都统一着装,看起来就是一支正规化队伍,之后再把素质提上来。”

 

98年老家发洪水 选择来京谋生

 

老家在湖南益阳的李勇选择来北京当保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1998年的洪水。

 

他的老家紧邻藕池河。藕池河本就是清朝咸丰年间因江堤决口所形成的,1998年发生洪水险情时,洪水一度漫过原堤顶的藕池河两岸,藕池河也成为湖南200万军民全力死保的洞庭周边三个点位之一。“我们家的地整个全被淹了,那时候刚好是稻谷成熟的时候,但田里看不见稻谷,全都是水。我们家大件的东西都放楼上去了,其余的带到我姨妈家,我们家也全住到姨妈家去了。”李勇说。

 

发洪水那段时间,每家都要出人去守大堤。李勇的父亲当时40多岁,连着守了半个月,生了病,李勇便替父亲继续盯洪水。“我的任务就是看沙眼,抗过洪的都知道,堤上的沙眼会冒水,水稍微一大、浑了,就赶紧上报,要不就会灌涌。”李勇说,自己盯了3天,也扛不住了,“每天将近20个小时,就坐在那,盯着那个沙眼看,我回去之后也病了。”

 

就在这时,身高接近1米8的李勇获得了一个工作机会,益阳市劳动局直接去李勇所在的高中招人去北京。

 

“当时就想,来北京谁不高兴?我那时高二升高三,成绩也不是很好,觉得是个机会。”李勇说,当时选人都是选高个的,要1米75以上。最后,他和二十七八个同乡一起来了北京。

 

李勇说,他们二十来个人刚到北京时,闹了个笑话。

 

“大家都以为来北京就要穿西服、穿皮鞋,我特意花了100多块钱去买了皮鞋、西服,那时候我们高中学费一学期才800多块钱。到了北京才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李勇笑着说,现在回想那西服也挺土的,但也没舍得扔,邮回老家了。

 

来京之后,李勇和老乡们都被分配到了海淀保安公司。“在老家面试的时候,告诉我们去做武警保安,后来发现,就是保安。”李勇笑着说。

 

海淀保安公司成立于1988年7月,是由海淀公安分局组建的国营保安企业,隶属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和海淀公安分局领导。李勇来京培训一段时候后,领导对他很满意,指派他到主管单位海淀公安分局担任保安工作。

 

1998年的海淀,跟现在完全是两个样貌,那时的海淀公安分局还在没有拆迁的海淀大街上。李勇每天的工作主要有三项。“第一是巡逻,看看院里院外车辆秩序;第二是门卫接待,在大门引导来客登记、检查证件等,那是海淀公安分局还有一个小西门,是对外窗口,可以办边境证、办护照、户口等,我们也会在那维持秩序;第三就是在分局里面帮着干些零活,要是外面有勤务,我们就去上勤,比如演唱会什么的。”


李勇在工作中。

 

工作之余 学习摄影、锻炼身体

 

刚到北京的时候,李勇每月工资是300多元。

 

“无论按什么标准看,这个工资都很低,不过与老家一对比就觉得还可以”,李勇说,那时单位管住不管吃,有食堂,一个月吃饭花费顶多也就是百来块,“每半年有奖金,发几百块钱;年底也有奖金,有1000多块钱,相当于好几个月工资。”

 

工作到2000年,李勇都还没攒下钱,也一直没回家,“我1998年10月份来的北京,2000年夏天第一次回老家,身上没有钱,还是队长借了我500块钱。”

 

头一个月的工资,李勇都花在基本的衣食住行上,剩下的钱买了一部相机。

 

第二个月,发了工资李勇就去买了一套《鲁迅全集》。“花了180多块钱,一笔巨款,往后几年的工资基本都用来买书了,后来书搁不下了,就只去海淀图书城看书,周六待一天。”

 

第三个月,李勇买了一把剑和哑铃。“是真的剑,但没开刃,因为小时候我有一个武侠梦;买了哑铃以后,回来很兴奋地练,练到后来三四天胳膊都伸不直”。

 

这三个月花销,实现了李勇一些小时候的梦想,也培养了他的爱好。其中有一些爱好,他一直坚持着,差点带来了不同的人生境遇。

 

“辛苦归辛苦 我们很有干劲”


李勇说,他们老朋友在一起聊天,经常会怀念以前的日子。

 

“九八年、九九年,我在海淀公安分局那里上班的时候,周边老百姓在马路边停完车,车钥匙直接给我们,说‘晚上冷的时候你们就到车里面待一会’,就是这么信任我们。”李勇说,“那时候小孩放学经过,会跟我们说叔叔好,居民八月十五的时候给我们送月饼送枣,请我们去家里吃饭,就像打成一片似的。而且那时保安很有威慑力,我们每天都要出操,在周围跑一圈,卖盗版光盘的都躲得老远。”

 

“我印象很深,海淀分局有医务室,医务室的民警大姐对我们很好,我们不舒服去拿药,肯定随时给我们。”李勇说,当时在分局里,民警跟他们关系也十分融洽。

 

海淀公安分局曾经搬过两次家,第一次是在2000年左右。

 

“那个冬天,海淀镇那里全拆光了,只剩海淀区政府和海淀公安分局。我带了20个人留守,窗户和门拆走了、暖气卸了、水停了,把我冻得不行。”李勇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年轻,能扛得住。“民警非常关心我们,来给我们送饭时,问我们想吃什么,我们说臭豆腐,他就给我们拿了一箱。”

 

“那时辛苦归辛苦,但是我们觉得很有干劲。跟民警关系也很好,不分你我,也不存在着谁吃亏。”李勇说 。


工作20多年,李勇被北京市公安局授予2007年度首都优秀保安员荣誉称号,2011年8月被公安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评为“第三届全国先进保安员”,2015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大队长

 

分到海淀公安分局后,李勇很快就当上了班长。

 

他的工作做得很扎实,当时分局有几百辆车,哪辆车是谁开的、停在哪,他了如指掌;楼里的几百号人他都认识,各个科室的电话他都熟记,各个科室订的什么报纸他也门清,“我花了两年记下所有的业务,有些业务连老队员都不知道”。

 

工作快两年后,李勇就成了海淀分局保安队队长,手下管着三个班长,那时他刚过20岁。“那是我工作最轻松、最有规律的一段时间,早上5点多起,晚上10点多休息,中午睡一会。每天工作就是开会、布置工作、‘抓’三个班长。每天还能练一小时的毛笔字,看看书、看看杂志。”李勇说。

 

但就在那时,李勇萌生了不想干的念头。“一个原因是觉得没前途,第二是因为我谈恋爱了。那时对象的工资比我高,一个月2800元,还有五险。我那时一个月1030块钱,还没保险。虽然对象没说什么,但是自己心里也不好受,就不想干了。”李勇说。

 

消息传到了公司,公司副总找李勇谈了两次话,主要意思是让他再等等,许诺他升职。恰好,公司纠察大队长的位置空出来了,李勇跳了两级,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大队长,当时他只有25岁,比别的大队长至少小了5岁。直到现在,他还兼着这个职位。

 

那时候,大队长的工资1600元,年底还有奖金,平均下来一个月大概有2000块钱,“那时刚入职的民警工资是1200块钱,我比他们赚得多。”

 

对行业前景看法矛盾 亲手给弟弟办离职

 

2003年“非典”之后,李勇突然觉得大家对保安的看法变了。“就是突然没有那么多人当保安了,而且保安队伍也不太稳定,2000年以前想当保安还要自己掏钱,后来就变成你掏钱请别人,别人也不来。”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河北邢台的保安员临回家前说:“我们家那边的人听说我干保安,连对象都不给我介绍。”

 

在李勇看来,保安行业是一个人口密集型的、比较低端、没有技术含量的行业,挣得也不多。导致大家产生这样一种看法,保安学历不高、工资不高,不就是给人看门的吗?”

 

前几年的低价竞争也加剧了保安行业乱象。2010年1月1日,《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保安行业走向职业化,目前北京有193家保安公司。“走向职业化以后,初期出现了各种情况,保安公司数量多了,就出现低价竞争,造成的连锁反应就是保安付出成本和劳动报酬不对等。”李勇介绍,近几年北京低价竞争情况有所好转,“北京保安协会定了一个行业标准,保安最低报价是4665元,这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低价竞争,也保证了保安的基本权利”。

 

坚守了20多年,李勇对保安行业有感情、也有期待,他觉得最好的状态是,保安能成为一个人的终生职业,能给从业者带来保障,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但一些现实问题让他自己的看法不那么坚定。

 

李勇发现,现在保安行业年轻人多,30岁以上的“老人”多,25岁到30岁的骨干流失很严重。“很多人把保安当作来北京的一个跳板,干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他发现,很多人跳槽到快递和外卖行业,工资比保安要高不少。

 

“我经常跟保安员说,你来北京学东西,学完该走就走。因为你干十年保安、二十年保安还是这样。别看我现在是主任、人大代表,还挺光荣的,但工资还是那么多。我就希望他们往好的地方发展,不希望他们留下,留下来没有前途。”李勇说。

 

这种想法在他面对亲弟弟时表现最为明显。

 

“我弟弟最初也是做保安,做了一年,他比我还高,1米86,来了以后被分到海淀区政府。这家伙和我说,这工作很轻松,天天上完班就可以睡觉,我一听这苗头不对,就帮着办了辞职手续。”李勇说,他弟弟现在发展很好,在温州做生意,一个月挣好几十万。

 

对于自己内心的矛盾,李勇是这样解释的,那些素质高的保安,他很希望能留下,因为他们形象好、素质高,能为保安行业带来新气象,“劝他们走是考虑到保安行业现在的发展阶段,给不了应有的报酬,上升空间也十分有限”。

 

今年3月底,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李勇(右1)列席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受访者供图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建议统一保安服装

 

2018年,李勇当选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保安行业只有三个人。

 

当选之后,李勇经常参加学习,每天都看新闻联播,还会进行一些调研。“我今年的建议是推动保安服务高质量发展,其中很重要一点是希望保安服装全国统一。现在马路边各种各样的保安服装,乱七八糟的。所谓‘人靠衣裳马靠鞍’,所有保安都统一着装,看起来就是一支正规化队伍,之后再把素质提上来。”

 

其他的工作生活照常,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工资还是6000块钱。“爱人照顾孩子不能上班,就像一些报道说的,要是我们有人得个病,立马就返贫。”李勇笑着说。

 

现在他们一家三口住在西北六环69平方米的公租房内,每月租金接近2000块钱。因为住在乡下的父母没有养老金,父母60岁之后,李勇开始往家里寄钱,每年一万多,“我希望他们来我们身边,还可以帮我们带带小孩,这样我爱人就能出去上班了。不过他们来北京之后,现在房子就不够住,生活成本肯定会加大。”

 

普通人的烦恼总是小而实际。

 

■同题问答: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李勇:人生观上的改变。没当人大代表以前,想得没那么远。现在不一样,就算自己是一个小人物也可以思考国家的事,能有机会为国家做贡献,感觉很高兴。

 

新京报:你心目中的新青年标准是什么?

李勇:自强、自律、自信。我觉得当代青年首先就是要自强,不自强就没有发展前途、没有实力。第二个就是自律,老让别人怎么样,自己却办不到,别人也不会信任你。最后一个是自信,要对自己有信心、对工作有信心、对国家有信心。

 

新京报:对自己的行业有什么期待?

李勇:保安行业的理想状态有三个体现。第一是社会大众对保安认可,觉得这保安很了不起,为社会做了很大的贡献。第二就是让有志青年愿意从事保安工作,能让他们觉得干保安工作挺好,他们也愿意去干。第三是保安工作能成为终生职业,能给从业者带来保障,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新京报:未来你对国家社会有什么期待?

李勇:就是希望我们国家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老百姓越来越富、越来越幸福。只要人人尽力,祖国就会变得更强大。我现在生活在北京,既有安全感,又有幸福感,还觉得未来可期,是不是觉得挺好?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编辑 张畅 校对 王心

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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