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患了恶疾，我希望像《非诚勿扰》里的李香山一样，为自己办一场葬礼。”一个身体健康的女孩在中华遗嘱库立下遗嘱后说。
每天，预约到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的人数平均在120人左右。这其中不仅有年迈的老人，近年来也出现了年轻人的身影。他们将对未来的恐惧、担忧与期待，全部写进一张几百字的遗嘱里。
“死亡随时都在发生，不一定在什么时间会降临在我们头上。”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立遗嘱只是一种提前预防，立好了遗嘱的他们，有的开始准备婚礼，有的计划着下一次的极限运动。
山东大学医学心理学与伦理学系副教授王云岭说，尽管在当下的中国，死亡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当成一种忌讳，但随着生死观念等不断推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死亡的更多可能性。
“我们可以创造一种环境，让人们能委婉地谈论死亡。”王云岭说。
立遗嘱者正在等待登记，其中不乏年轻人。中华遗嘱库 供图
立好遗嘱就结婚
“二环今天不知道怎么，都九点多了还这么堵。”疾步进门的女孩略带歉意地解释。此前一周，她就跟登记处约定好订立遗嘱的事。
掏出身份证，进行程序性验证。机器显示，女孩名叫周萌，1992年生人。
27岁的周萌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体检报告显示一切正常，最近还和男友确定了婚期，打算明年就结婚。
一切似乎都很难把她和立遗嘱这件事联系起来。
2014年，冰桶挑战风靡中国，在媒体工作的周萌做了相关选题，接触到许多罕见病患者，这让她意识到“生活中的意外有时不可控”。所以她决定在明年结婚前，“把一些事情安排妥当”。
周萌选择的中华遗嘱库是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共同发起主办的公益项目，成立于2013年。对于年满六十周岁、资产不超过两套房的老年人，中华遗嘱库提供免费遗嘱登记保管。截至去年底，中华遗嘱库已向全国老年人提供免费遗嘱登记保管127968份遗嘱，遗嘱生效684份。
而像周萌这样的年轻群体，则需要选择商业项目。
登记室内完成遗嘱内容确认，周萌拿着打印版的遗嘱在大厅找了个位置，按照要求开始逐字抄写。“一笔一画跟小学生似的，搞得有点紧张。”周萌收起笑容，低头来回对比。
即便如此，工作人员检查核对后还是告知她，“‘丧’多写了一撇，‘善’少写了一横，要在原文中打叉，在旁边补上正确写法”。周萌接过遗嘱证明，拿着笔在空中拟写了几遍，才又落在纸上。
遗嘱抄写完毕，工作人员对笔迹和内容再次进行核对，而后等待做精神评估和录像登记等事项。
下午两点，所有流程结束，周萌又匆忙赶回公司继续工作。
“紧张到说话声音都抖”
相比于接待得更多的老年登记者，年轻的登记者总让遗嘱库的工作人员更加记忆深刻。
“紧张与仪式感，是他们的共性。”中华遗嘱库的法务人员杨薇这样总结。
2018年中旬，在中华遗嘱库入职一年的杨薇，接待登记了自己的第一个商业遗嘱客户黄文。“紧张到说话声音都是抖的。”她回忆道。
立遗嘱时，黄文三十多岁。因为过度紧张，他在订立遗嘱的过程中连连出错。
“当事人，您的内容填写有误，请进行修改。”在填写资料时，黄文把日期写错了，但因为相关规定，杨薇不能提醒。“当事人，在原位上将材料递交给我即可。”立遗嘱时要全程进行视频拍摄，杨薇虽然已经提醒过，黄文却还是站起来把材料递交过来……影响法律效力的状况频出，录像登记一遍又一遍重新来过。
当时，黄文紧张的状态甚至影响到杨薇，“我也出现了口误，有个问题又重新问了一遍，当时真是觉得登记室的空气都静止了”。
每份遗嘱定稿前有三次修改机会，几乎很少有人用到，黄文纠结了两次。这在杨薇看来，也是不多见的情况。
“一次是纠结是否要增加一个可以查看遗嘱的人选，一次是要求将多地房产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排列。这些问题其实都不会影响遗嘱的法律效力，但他太紧张了。”杨薇说。
紧张不无道理。年轻人遗嘱内容复杂，可能涉及到父母、子女、配偶继承顺序的多种排列组合。是否选择遗产的第二继承人、一旦继承人出现意外遗产继承将会如何划分、家庭情况更新是否可以修改……“有时年轻立遗嘱者想得比工作人员还要细致。”杨薇说，相较之下，老年人的财产继承很简单，大多只有子女或配偶。
分配意愿的复杂也让商业遗嘱在程序上与公益遗嘱有所区别——由法务部专职人员对接、梳理客户的遗嘱内容，在2018年中旬遗嘱登记流程改革前，录像登记时需要2名见证人同时在场作证，且有30多个证明问题，是现在的两倍。严格的证明登记环节不容有半点差错。
虽然立遗嘱的年轻人还不算很多，却也不是偶然现象了。中华遗嘱库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光是订立遗嘱的“90后”就有178人。目前，这178份遗嘱都没有生效。
25岁的小华在去年3月21日便立了遗嘱，她把这件事做得充满仪式感。在深圳某教育机构做数学老师的小华，提前选了日子，专门挑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还花了平时两倍的时间化妆，“这份遗嘱意味着我的单身生活即将结束，接下来，我的收入都将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和周萌一样，小华也有一个即将结婚的男友。
178位“90后”的立遗嘱者中，年龄最小的18岁，是对其名下母亲公司股份的继承处理。其余大多数订立者也多为企业白领、创业人士，有着相对稳定的事业和收入，其中近6成为本科以上学历。
立遗嘱者展示遗嘱证。中华遗嘱库 供图
父母和房子
“如果我真的发生意外，爸妈会用这笔钱做什么？会不会想起我？要不让他们去周游世界忘了我吧？”抄遗嘱的时候，周萌突然走了一下神，脑海里浮现出一连串画面，玩笑中，周萌显得有些紧张。
她的遗嘱内容很简单，明确了自己银行账户里存款的继承顺序：第一顺位继承人为父母，第二顺位继承人为未婚夫。“虽然这十几万元没法保证未来几十年父母的生活，但如果能全给到他们，总会安心一些。”
周萌是家里的独生女，她说，此前就已想好，父母即将退休，收入会大幅下降，“但我的未婚夫还有持续赚钱的能力”。日后买了婚房，她还会对遗嘱内容进行修改，将各自父母出资的首付写清，自己的那部分财产，第一顺位继承人仍然是父母。
据测算，2010年我国独生子女总量约为1.5亿人，预计2050年将达到3.1亿人。随着独生子女人数总量的增加，因独生子女死亡所产生的中国失独家庭也在激增，在2010年达到84.1万户，预计到2020年将突破百万户。
39岁的郝石光也是独生子女，他同样选择把遗产留给父母——上海静安区和宝山区交界一套108平方米的房子，价值500万元，是他全部的遗嘱内容。
郝石光是一名道路建设项目经理，有一个十四岁的儿子和一个四岁的女儿。当年购房，基本都由郝石光的父母出资。房产证上的另一个名字，是他从大二开始，花了三年时间才追到的妻子。
如果发生意外，要分配继承的是他个人持有的二分之一产权，价值250万元。如无遗嘱，按照继承法，父母一共能分到100万元。在立下的遗嘱上，郝石光选择将这二分之一产权全部留给父母。
“父母奋斗了一辈子的钱，都在儿女这套房子上了。”正在看婚房的周萌道出了太多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一季度，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万元，而北京房价平均近6万元/平方米。对年轻的立遗嘱者来说，房子是无法忽视的优先级。
小华的遗嘱同样是一套房子，是从爷爷那里继承来的。“如果我发生意外，我希望这套房子能没有任何意外地回到我父母的手中。”
《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18）》的统计数据显示，立遗嘱的老年人中，99.92%选择遗产由子女单独继承，不属于子女夫妻共同财产。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介绍，大多数年轻人的第一继承人也是父母，而非伴侣。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的年轻人群中，单身人士占到四成，其中99%的人将父母选做财产继承人。
“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个先来”
在立下遗嘱的年轻人中，今年24岁的张勇和女友或许算是异类。两人都是不婚主义者，因爱好极限运动而相识，在没有告知父母的情况下，他们在去年一起立下了遗嘱，将账户里不多的存款交由对方继承。“我们都清楚危险没法百分百避免，立下这份遗嘱，算是感谢对方的陪伴吧。”张勇说。
“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个会先来。”这是被采访者最常提起的一句话。
2017年年底，朋友车祸去世，让平时乐呵呵的小华开始害怕意外。几个月后出差到北京，途中遇到大风和降雨，飞机发生严重颠簸。慌乱之中，小华掏出手机，在备忘录上敲下这段话——
“爸爸妈妈，虽然平时很少向你们表达，但是我其实很爱你们，如果在这次意外中我不在了，你们不要太伤心，这些是我的所有财产。”小华写下了自己支付宝、微信支付、银行账号等所有账户以及密码。回到深圳后，小华买了重疾险和意外险，并决定订立了遗嘱。
“并不是缺少安全感，也不是计较，我们只是更能正视死亡，提前预防，把底线告诉对方。”周萌说，婚前，她还会跟男朋友做婚前财产公证。“当事情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糟糕时，会格外开心。而一旦发生不幸，又引发了财产纠纷，就等于在家人伤口上撒盐。”
2017年，郝石光92岁的外婆离世。因财产继承分割问题，曾经几十年除夕都在一起守岁的一大家子人再没坐下来一起吃过饭。甚至清明节在陵园碰到，还会大打出手。发生这件事后，郝石光开始了历时8个月的思考。
“如果真有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父母和我妻子会不会发生纠纷。”郝石光说，如果他去世，两个老人可能没人照料。况且，如果真的留一部分遗产给孩子，等他们成年后，飞来横财对他们或许不是一件好事。因此，他把250万元全部留给父母。
两个月后，郝石光的妻子也去立了遗嘱，标的继承财产相同，但继承人，她写给了丈夫。
立遗嘱者正在进行录像登记。中华遗嘱库 供图
去世了，就发一条朋友圈
“要是我意外去世了，就让家人用我的微信发一条朋友圈，告知大家。”周萌开玩笑说，“说不定还有点赞的呢。”
“怀念不必要流于形式，更不用太沉重。”发完这条朋友圈，周萌希望家人能帮她注销这个账号。她说，希望朋友们想起她时，回忆都是开心的。“真想我了，不用到墓地，在马路边拿两瓶酒，一瓶倒地上，一瓶自己喝了。”周萌认为，怀念不必要流于形式，也不用太沉重。
周萌的愿望是能像电影《非诚勿扰》里一样，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办一场葬礼。邀请亲人朋友坐在一起聊聊天，气氛能欢快一点。
去年3月起，中华遗嘱库推出“幸福留言卡”，在遗嘱僵硬的文字表达之外，为立遗嘱者提供了另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留言卡中，超过78.22%的立遗嘱人对家人表达了幸福和睦的期望。
张勇做过半年的红十字会志愿者，亲眼见证过许多生死瞬间。“在订立遗嘱的过程中，我重新审视了我的生命和生活，哪些事是最重要的、哪些人要花时间陪伴。”
此外，张勇在留言卡上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已经无法挽救，请帮我放弃治疗。”他说，想自己提前做好所有困难的决定，不让自己的死亡对别人造成太多困扰。
但是对此，杨薇说，他们并不建议立遗嘱者将这些内容写到留言卡上。
“不建议写，是以防内容与遗嘱内容有出入，造成纠纷，影响遗嘱法律效力。而且，其他捐献遗体等‘生前预嘱’，只是写在留言卡上的话，也无法保证愿望实现。”
“人们越来越愿意谈论生死”
“现在，大家开始越来越愿意谈论生死问题。”山东大学医学心理学与伦理学系副教授、山东省精品课程“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负责人王云岭认为，出现“90后”立遗嘱，不是因为年纪小体会不到死的紧迫感，相反是在有关生死教育的青年论坛、高校课程、国家安宁疗护推进以及媒体相关报道的影响下，首先促使年轻群体的生死观念发生了变化。
不止于立遗嘱。当死亡的忌讳渐渐淡化，人们也开始接受其他与死亡有关的新观念。
除了早早立下遗嘱，周萌还希望成为一名器官捐赠者。“让别人替我活着，想通过这种方式延续生命。”
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系统主任赵洪涛介绍，2014年3月成立至今，在国内首个器官捐献登记网站“施予受”上，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达到1002168人。其中，“90后”成为主力，人数比例超过了53%。
“人们对于死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观念也在逐渐在进步。”民政部101研究所原副所长肖成龙认为，人们的生死观念变化，在死后遗体处理的殡葬形式中也有所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两次殡葬改革：由保留遗体到火化，到现在向生态安葬演变。“我现在期待，在民众生死观念不断进步的情况下，出现第三次变革，即遗体的资源利用。”
此外，和张勇一样有着“放弃治疗”想法的年轻人也在增多。“这是我最后一次分担父母痛苦的机会，让他们决定拔掉我的插管太混蛋了。”张勇说出了自己这样决定的理由。
“在中国，生死往往不是个人的事，很多时候事关一个家庭。”在王云岭看来，目前我国公民生死素养仍处于偏低的水平。2015年，《经济学人》公布死亡质量指数排名，80个国家和地区中，台湾地区排在第6位，中国大陆排第71位，其中一个重要指标便是对于临终关怀和死亡的关注。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亲人罹患癌症，74%选择不告诉本人；而如果是自己罹患癌症，85%选择希望知晓。”王云岭说，一方面人们害怕家人被病情打倒，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的事情需要自己做主，这样的心理矛盾似乎难以短时间消解。
“恐惧死亡是难以避免的人性，但我们提倡的状态是，创造一种环境，改变大家谈‘死’色变的现状，愿意用一种委婉的方式谈论。”
这种试图改变的努力可以被看到。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顾晋提出，应开展面向全社会的死亡教育。通过死亡教育立法，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教育教材，到安宁疗护病房、重症监护室接触生命末端场景，感受生命与死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反思生命意义、增强面对挫折处理能力，达到敬畏生命的目的。
最近，我国的安宁疗护政策也有了新的进展。6月1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在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第二批全国安宁疗护试点已在北京市西城区等71个市（区）启动，未来将在全国推广。
（文中周萌、杨薇、黄文、小华、张勇、郝石光皆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编辑 白爽 校对 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