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这个最基本的计算，党红妮要教一节课，仍有2/3的孩子听不懂。
党红妮是陕西省商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特教老师，从事这份工作已有16年。在全国1673.83万名教师中，像党红妮这样的特教老师只有5.87万人，仅占0.35%。
他们面对的是一群特殊的孩子，盲、聋或智力障碍，智力障碍是教学中的难中之难。
除了面临普通教师的普遍问题，他们还有着自己特殊的课题：人才需求和招聘困难，高付出和低成就感，高专业性和低认可度。落差，是与他们的职业伴生的挑战。
教的速度赶不上孩子遗忘的速度
每年教师节，昆明市五华区新萌学校的老师于京（化名）通常会收到小朋友送的一颗小珠子、一支笔，几毛钱、几块钱东西的礼物，有的还是旧的。但于京还是挺开心的，孩子们的感情是纯粹的。
孩子们不尽然了解教师节的含义，只有轻度智力障碍的孩子能明白这是属于老师的节日。
在特教学校，按自然年龄分班的孩子们能力差别巨大。生活语文课上，轻度智力障碍的孩子，可以做简单的阅读书写，中度障碍的孩子可以认识极个别的汉字，但重度障碍的孩子没有识字、朗读能力，有的孩子发音都不清楚。
昆明市五华区新萌学校教学副校长王蓉蓉告诉记者，智力正常的孩子即使学的吃力，基本知识技能都能掌握，但智力障碍孩子最好的水平，也不会超过普通学生三四年级的水平。“重度障碍的孩子连建立左右、上下、里外这样的概念都很难。”
这意味着，同一堂课他们要面对不同智力水平的孩子。因此，同样的内容会给不同程度的孩子设置不同的目标。“比如在书写练习中，A组轻度智力障碍的孩子，就让他们独立书写，B组就让他们描红，C组只能画一个框框，让他们在框框内练习涂鸦。”于京说。
即便如此，就算是能在课堂上掌握一些知识的孩子，他们学习的速度可能追不上遗忘的速度，需要不断重复，在生活化情景中巩固。
教育特殊的孩子没有捷径，唯有小步子、多重复。
“你给他搭建一个合适的台阶，他们够不着你就降低一点，让他能上来，够得着了，就提高一点点，看能不能更进一步。”王蓉蓉说，“在教学过程中，要快速捕捉他们很细微的表现，这里听会了吗，不会的话卡在哪个部分，调整策略去支持他。”
耐心是所有特教老师的必修课，“你着急的话，他们就吓回去了。”
职业倦怠让毕业生望而却步
在课堂上，特教老师还要面对很多突发情况。
于京上课的时候，经常需要处理突发情况。班上有自闭症的孩子，主要症状之一就是刻板行为。“一个自闭症孩子喜欢看《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老师上课只要一放动画，他就要看《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如果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就会情绪激动，拿东西砸老师、打同学、摔桌子，这样我们就很难再上课了。”
“一周16节课，特教老师的16节课每节课面对的情况更多。除了分层教学，还要管理孩子们的行为问题，下课后还需要对孩子进行安全监护。”
智力障碍的孩子往往缺乏安全意识，如何保护好他们更是特教老师需要时刻挂在心头的。党红妮觉得压力最大的时候不是教学，而是轮流值班的那一周。“轮到我值班，白天正常教学，课余照顾学生，晚上督促他们洗漱，给他们讲故事。7天24小时都在学校。”
王蓉蓉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工作，她从事特殊教育工作已经30年。
1990年，从普通教育转入特殊教育，驱动她的是好奇心。“在普教学校教学的时候，也有遇到教学上困难的孩子，当时不太知道怎么教，所以想看看怎么教育特殊儿童。”
于京是2013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本科毕业后，来到了新萌学校。当时班里十八九个同学，毕业后选择从事特教的只有1/3。“大部分去了普通学校，有的同学对智力障碍孩子的一些特殊行为接受不了，觉得有点压抑。”
北师大特殊教育研究所教授王雁带的研究生，有一些在特教学校实习后就放弃了这份职业选择。特教教师呈现出的职业倦怠，就像是隐藏的冰山，让许多学生望而却步。
“很多年轻老师也不是对这个职业没兴趣，但到了最后选择的时候，他们优先选择重点中学，不然就是普通中学，再不行的话就重点小学，再让步就是普通小学，都没有看中他，才会来我们学校。”
王蓉蓉之前经常会想，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选择特教学校？“是不是我们这个工作太辛苦，还是因为孩子再怎么教，在外界看来都没什么进步？”
经常有人问“你为什么去这种学校”
高付出工作的另一端是低成就感。
“用很多适合他们的方法教学，但是一学期下来，他们的进步还是比较微小。”于京说。
字菊鲜1986年就当特教老师了，她有时也会沮丧。“没有成就感，上周五刚教了他们广播操几个动作，周末回家周一回来全忘了。”
“桃李满天下”对特教老师来说更是一种奢望。
字菊鲜的女儿大学考到了北京，是高中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模范学生。同样身为老师的字菊鲜会有落差感，“普通教师教出的学生毕业了还经常和老师联系，是桃李满天下，我们也在学生身上倾注了不少心血，可是回报太少了。”
“他们有的进入社会去做简单的工作，在奶茶店帮忙，做保安。不过大多数孩子还是会回到家庭。即使上完9年学，他们仍需要家长监护，达不到独立生活的水平。”于京说。
“这些孩子你再怎么钻研教学，在大众看来都不是特别重要”王蓉蓉说。不过她也强调，“不一定要考上名校，从事普遍认可的好工作，用这个标准衡量的话不可能做到。但在老师教育下，孩子能做力所能及的事就是非常优秀的，这也是这份工作的价值。”
特教职业的高专业要求与社会的低认可度，是伴随这份职业的另一个悖论。
于京有次去相亲，对方听说是特教老师，“觉得不可思议，有些排斥这个职业”，后来就没有了下文。
“很多人听到你是做特教的，第一反应是你好有爱心啊。但并不觉得特教是一个需要很强专业性的职业。”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苏雪云说。
王蓉蓉说，特教老师除了教学，还要掌握心理学、医学知识，遇到问题能及时干预。特教学校还会设置实践性课程，老师要去社区，要把社会资源联动起来协助孩子。
于京上学时除了教育学，还要学习心理学和医学知识，比如特殊儿童心理评估、特殊儿童行为管理等。但在生活中，经常有人问她，“你一个北师大毕业的为什么要学这种专业，去这种学校。”
当务之急是建立特教资格证制度
职业倦怠、低成就感、低认可度，阻碍着特教职业的发展。
王蓉蓉的学校近年来经常面临招人难的窘境。她试着理解年轻人的压力，坦言这份职业不具备外在吸引力，收入不算高，工作量却很大。
2010年，湖州师范学院王玲凤教授对284名特教教师进行测查，调查结果表明，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倦怠较为严重, 重度以上低成就感、情绪衰竭、去个性化的特殊教育教师比例分别为12.8 % 、17.6 % 和 9.9 % 。
“从直观感受来看，特教专业毕业生从事特教行业的比例越来越低，是一个趋势。”苏雪云说。
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授许家成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特殊教育教师需要几倍于普校教师的坚守和付出，要在职称评审、绩效考核、表彰奖励方面向特教教师倾斜，才能真正提高职业吸引力。
教育评价指标也需要改变。“按现在的衡量标准，评课时看师生互动、看学生表现，特教老师背后的努力很多表现不出来。”苏雪云说，“上级管理者评价的时候，会觉得你一个班孩子少，对特教课程专业性、专业化发展了解也不一定全面，特教工作容易被轻视。”
苏雪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特殊教育资格证制度并切实提升特教教师的待遇和地位。设立特教教师专业标准，规定特殊教育教师应具备的素养等，可以提高特教教师地位。
“不少国家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都有普教资格证和特殊教育资格证，工作待遇和社会地位也相对更高，很多时候他们比普教老师更受尊重，因为特教教师是更专业的。”苏雪云说。
政协委员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
字菊鲜有时候会惋惜，年轻的时候错过了转行的机会。不过从教33年，她早就学会了和孩子相处，和“落差”相处。
像她这样从教多年的老教师，忙、累、落差、倦怠，他们都习惯了。
“我们当时做这一行没考虑太多问题，当时的经济压力也不是很大，还有福利分房。所以我们可以比较淡定地从事这个职业。”王蓉蓉说，“但现在的老师，他们有很多需要考量的东西，他们想在这个城市落脚没有那么容易，还要考虑这份职业的内在价值。”
于京当时回到云南从事特教，也缘于她就读的是公费师范生，要求毕业以后回户籍地中小学任教。但她还是挺喜欢这份职业的。“你在孩子们心目中是很重要的存在，比如我出差了，他们见不到我，他们每天去办公室，问于老师呢，于老师呢。”
班上的小女生，会模仿于京的行为，“我剪头发她也剪头发，我扎起来她又跟着我扎起来。”虽然教学上孩子们的回应小，“但你对他们的付出，他们还是感觉得到，你对他们好，他们会对你更好。”
近年来，国家对特教的扶持政策不断发力，目前全国各地已经普遍落实了特教教师津贴，陕西的特教津贴标准提高到基本工资的50%；广东、甘肃、西藏、宁夏则提高到30%。
王蓉蓉的特教津贴是基本工资的25%，一个月大概300多块钱。这是她和普教老师在工资条上唯一的区别。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周晔建议，加大对特殊教育的宣传，让全社会广泛了解这一教育给残疾人和他们的家庭带来的改变，以及所承载的社会责任与历史担当。
苏雪云希望，特教教师能获得更多资源和支持，包括合理的师生比，课程的改革和完善，其他相关专业人员的发展等，让他们拥有更高的职业认同感和幸福度。
新京报记者 王俊
编辑 陈思 校对 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