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这个磁器口路口东北角并不起眼的小院，是经文献档案考证及考古发掘证实的曹雪芹故居。再过2个月，随着曹雪芹故居复建工程竣工，一座原汁原味的清式三进四合院将在此落成，重新还原曹宅风貌。
这背后，离不开多年呼吁曹雪芹故居复建的市政协委员、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宋慰祖的努力。
在700多名市政协委员中，像宋慰祖这样的委员还有不少，比如来自教育界别的委员魏崇新，12年前开始呼吁垃圾分类；来自妇联界别的委员常红岩、王以新，一直关注母婴室布建和养老问题；来自工商联界别的委员李志起，则连续三年关注如何让北京的夜经济“亮”起来。
提案是政协委员履职尽责、建言资政的重要载体。上述5名委员围绕各自关注的问题，连续提交相关提案，在有关部门的努力和他们推动下，呼吁的问题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那么对于提案目前的办理结果，他们满意了吗？在政协北京市十三届三次会议上，5委员分别接受了新京报专访。
市政协委员宋慰祖。摄/新京报记者 王飞
宋慰祖：“能有今天这个结果，我非常满意”
宋慰祖对曹雪芹故居的关注，始于2006年。当时，民盟崇文区工委主委王金钟退休，卸任前将复建曹雪芹故居的事情嘱托给时任崇文区政协委员的宋慰祖。
2006年，从老主委那儿接过接力棒的宋慰祖提交了第一份复建曹雪芹故居的建议。此后12年间，从崇文区政协委员到北京市人大代表，再到北京市政协委员，宋慰祖每年都会提出尽快重建曹雪芹故居的建议和提案。
他表示，虽然南方城市气候条件优越，但是北京可以挖掘自身优势。“比如北京的文化资源是最多的，博物馆、天文馆、地理馆、体育场馆等，这些都可以发掘。”
2010年，在宋慰祖连续提出复建建议的第5年，东城区政府将复建曹雪芹故居写入东城区政府工作报告。两年后，2012年，曹雪芹故居土地规划落实，迈出复建之路的关键一步。
2019年1月23日，宋慰祖接到了东城区文委的电话。回想起一年前的那个瞬间，宋慰祖历历在目，“那天我刚刚结束政协北京市十三届二次会议回到家，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当天，曹雪芹故居复建工程正式启动，宋慰祖在启动仪式上铲起了奠基的第一锹土。
在宋慰祖看来，启动复建是政府、政协、专家多方努力的结果，并非靠一己之力，“能有今天这个结果，我是非常满意和兴奋的。对于未来，我感到责任更大了。”
今年，宋慰祖的提案依然与曹雪芹故居有关。
“复建之后，我们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死文物。”他建议，以复建为契机，整合黄叶村曹雪芹故居纪念馆、张家湾曹雪芹墓地等遗迹，构建曹雪芹文化的研究和传播的平台，建立曹雪芹纪念馆，并融入中轴线申遗过程，将曹雪芹打造成北京这个全国文化中心靓丽的“金名片”。
市政协委员魏崇新。摄/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魏崇新：“垃圾分类，还得加把力”
市政协常委魏崇新是连任三届的政协委员。早在2008年首次当选市政协委员时，他就提交了关于垃圾处理的提案，呼吁理清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大思路，“这个提案基本涉及了垃圾处理的各个方面，主要问题都提到了，垃圾分类、垃圾运输、焚烧厂建设等等，所以被评为年度优秀提案”，魏崇新说，但是当年很多人并没有垃圾分类意识，负责提案办理的有关部门答复说，提案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很好，推行中面临不少困难，有关部门会尽力推动。
五年后，魏崇新再次当选市政协委员，在2013年1月举行的政协北京市十二届一次会议上，他又提交了有关垃圾分类的提案，“这一次的提案就聚焦到了垃圾分类的具体问题，比如当时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倡导垃圾分类，一些小区设置了垃圾分类箱，但是，居民按类投进去了，可是收垃圾的车又把垃圾混到了一起，最后一车都拉走了，垃圾分类箱成了摆设，没有分类运输，这就等于没有垃圾分类”。
魏崇新说，近年来垃圾分类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全国各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都开始“破局”，今年5月1日起，修改后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也将实施。但是就像治理随地吐痰一样，真正实行垃圾分类难度不小。所以这次政协全会，他又提交了一个关于垃圾分类的建议。
“我的建议就是政府和市民两边都要做好，四个关键环节一个都不能缺”，他说，政府应当做好宣教工作，让每一个市民都清楚了解垃圾分类有什么好处；从居民小区分类到运输到分类处理，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缺，缺少一个环节就等于没有垃圾分类。“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制度和法制，必须有奖惩机制，奖惩并处，这样才能保证垃圾分类真正落地。我还建议让垃圾分类进入小学教育体系，从小培养垃圾分类习惯”。
魏崇新表示，“这些年提的有关垃圾分类的提案和建议，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也对我有所回应。从我个人调查情况看，推进落实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垃圾分类还要加把力。我希望北京今年出台的新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能把垃圾分类工作做得更好”。
市政协委员王以新。摄/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王以新：养老驿站陆续建成，我非常满意
委员王以新是安贞医院全科医疗科主任，在培训社区医院全科医生的过程中，她逐步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经常去社区看病的老人。
“我国的养老机制主要以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王以新说，目前4-2-1的家庭模式越来越多，随着生活和工作压力的增大，子女想给予老年人精心的生活照料，但往往力不从心。养老机构养老虽然可以暂缓家庭压力，但在老年人的生活起居、医疗保健、精神慰藉方面的照料存在明显的短板。
2008年当选市政协委员后，王以新几乎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养老院，调研后她认为，居家养老最好满足两个条件：在老人的家门口有养老院，让老人有安全感；养老院附近应当有大医院，老人就医开药都方便。所以，2009年之后，在提交的分级诊疗、医联体等提案和建议中，她不断呼吁应当以社区为单位建立养老服务机构。
2016年，王以新提交了《创新居家养老模式 缓解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稳定发展冲突》提案，再度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养老服务机构，并提出，由政府资助在社区建立2000平米左右的养老站点，完善居住、娱乐、保健、康复、简单医疗等设施，实现“日托”和居住功能。“老人能在家门口住上养老院，既有熟悉的生活环境，又方便子女探访。”
她还建议发挥社区居委会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实现养老智能化，为老人提供集移动通讯和一键通呼功能于一体的手机，或者在老年人居住的屋里安装“一键呼通器”，以便老人有紧急情况时及时呼救。
去年11月，2015至2018市政协十大“最具影响力优秀提案”揭晓。王以新的《创新居家养老模式 缓解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稳定发展冲突》等10件提案荣获市政协“最具影响力优秀提案”奖。
“我的提案能从4196件提案中脱颖而出，我觉得很荣幸，更让我高兴的是，提案中建议的内容正在逐步落实，这让我非常满意。”王以新说，这几年她看到越来越多的养老驿站陆续建成，有的就建在社区医院的旁边，方便老人开药就医。“每当路遇养老驿站，我都要拍照片存在手机里。”
提交提案后，市民政局、市卫健委等部门邀请她参与养老驿站的调研和评价。“在朝阳区、石景山区实际调研养老驿站和养老照料中心，我看到驿站活动特别丰富，有手工课、有合唱班，老人们生活的特别开心。由于养老驿站有助浴、助餐等服务，半失能老人也能得到贴心的照顾。”
王以新坦言，养老驿站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目前在建成区挖掘场地资源确实比较难。“我希望这项工作能一直推进下去，让更多的老人在温馨熟悉的环境中安享晚年。”
市政协委员常红岩。摄/新京报记者 王飞
常红岩：上演了连续剧，持续在提相关提案
北京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常红岩常红岩是两届政协委员，在履职过程中她发现，公共场所的母婴室建设仍有薄弱环节。
2016年初，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在各级工会启动“母婴关爱室（妈咪屋）”“这项活动是工会作为女职工的特殊权益保护进行推动，我们意识到在公共场所的母婴室建设不足。”她说，“没有纳入规划、没有制定相应标准，没有明确主责部门。”
而现实情况是，年轻母亲带孩子出行已成新的生活方式，公共场所母婴室建设需求量不断提高。
2016年1月，常红岩将“母婴室建设”的提案带上了政协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她建议，“在公共场所建立母婴室，并将促进推出母婴室建设标准。”
当年，该项提案获得了优秀提案。此后，常红岩密切跟进公共场所母婴室建设的情况。 “上演了连续剧，持续在提相关提案。”她笑称。
常红岩的提案逐步得到了回应。2016年，规划部门就牵头研究母婴室规范建设图集。随后，主责部门也明确了，卫健委牵头推进，协调其他部门做这件事。
2016年11月，原国家卫计委等10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置推荐标准，并提出，到2018年年底，应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配置率达到80%以上，这在机制上为公共场所母婴室建设提供了保障。
2017年的北京政协上，常红岩则把提案焦点放在了落实中。“建议将母婴室建设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工作中，落实规划层面拿出实际措施。”
“这三年越做越实，措施越来越具体。”常红岩称，让她感到满意的是，2018年底，北京市卫健委在召开公共场所母婴设施建设推进会。为了推动母婴室建设的规范与标准，北京出台了设计指导性图集，对母婴室面积、位置等进行了详细阐述。
不过，目前公共场所的母婴室建设普及率不高，首都机场和大型机场等前端窗口更重视母婴室建设，但公园、交通枢纽、商场建设等地普及率不高。
此外，标准化的落实还有待加强。尤其是已经建成的母婴室设施，很多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比如消毒设施、座椅、操作台以及面积等，很多环境设计尚未达到要求。” 常红岩说，“今后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这个问题，继续上演连续剧，提出相关提案，促进母婴室建设的普及率和标准化”。
市政协委员李志起。摄/新京报记者 王飞
李志起：没想到一个提案能激起那么大的“水花”
与上述四人相比，李志起是“新”委员，2018年1月当选十三届北京市政协委员，此后，他一直关注一个问题，怎么样让北京的夜经济“亮”起来。
“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出差，发现跟国外的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以及广州、深圳、长沙等国内城市相比，北京的夜经济还有一定差距”，李志起说，“不少身边的年轻人也跟我说，北京的夜间只能下班回家，没有地方可以消费，即使出门聚会，结束后交通也是个大问题，地铁停运、打车不好打。”因此，在界别小组会等场合，他不断提出建议，呼吁“点亮夜经济”。
“2018年年中，我们工商联界别一起开会，我刚好从长沙出差回来，谈起在长沙感受到的夜经济，美食、灯光、街景等等，觉得跟北京的反差有点大，在北京，不少人下班就只能赶路回家，大家也很有感触，有人开玩笑说在北京只能工作，没有生活”，李志起说，这次会后，他调研了7、8个月，把北京角落都走遍了。“调研中发现，北京的夜经济是消费者的痛点，提起北京的夜晚，似乎只有三里屯、世贸天阶、五棵松。”
在去年的政协全会上，他再度建议丰富北京的夜间经济，并提交了“点亮夜经济”提案，他没想到，这个提案能激起那么大的水花。
提案提出后，迅速得到了政府的回应。“北京市商务局作为提案的主办单位，持续和我沟通，多次召开专家座谈，征求我们对要出台的十三条措施的意见。 ”
一年来，李志起看到北京的夜经济逐步点燃，变得“越夜越美丽”。
“延长营业时间后，商户普遍反映人流量比以前要大得多，消费金额和好评度都在不断提升。”李志起说，“年轻人呢，也反映至少有几个圈值得期待，也不用像过去那样扎堆去。”而且，夜间服务的项目也在不断增多。“过去我们一讲夜间经济就是吃吃喝喝，但现在还有文体消费、各种演绎消费，甚至还有夜间健身、医疗服务在冒头。”
不过，李志起也直言，“跟长沙、武汉、广州、深圳等南方城市比起来，咱们还处在第二阵营，需要一个追赶时间。”
此外，还要把夜间经济由点到面扩展。“希望能有更多的商圈，甚至是更多的社区被点亮，让市民在身边社区就能享受到夜经济消费的便利条件，不用千里迢迢去三里屯消费，大家的获得感会进一步提高，这才是全市范围内的大繁荣、大发展。”
新京报记者 王姝 王俊 张璐 许雯 协作记者 王飞 王贵彬
编辑 李国君 校对 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