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武汉“解封”。千里之外的北京顺义区,正处于14天休养隔离期的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李海潮和伙伴们熬夜观看直播,情绪激动。


李海潮是参与过抗击SARS的“老兵”,也曾随国家医疗队参加印尼海啸救援。此次,他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百人天团”在武汉奋战了两个月。


看着直播,抗击疫情60天的一幕幕仿佛又出现在眼前。“红区并肩战未休,客舍同袍粥长暖。遥知城开兄弟笑,不觉泪水湿青衫。”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图片是武汉的夜色。


奔赴武汉前重温医学生誓言


2月6日,李海潮参加了北京卫视特别节目《老师,请回答》的录制,主题是“疫情之下的逆行者”。节目现场,主持人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长马靖医生连线。“大家看到马大夫很激动,热泪盈眶的,我就微笑着冲她挥挥手,心里说‘明天见’。”


原来,就在节目录制前,李海潮接到通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将派出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并且很快动身赶赴武汉,他当时就报了名。此前医院曾让大家志愿报名到一线工作,医院里有1700多名同事都报了名。


面对一种未知疾病,经验有时很重要。17年前,李海潮曾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抗击“非典”队员中的一员,后期任老年病院北大医院院区的首席医疗专家,那一次的经历让他对冠状病毒所致的肺炎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自己作为呼吸科的医生,又有抗击“非典”的经验,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到一线去。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在节目录制现场,他将右手置于胸前,重温医学生誓言。“出征前重温这样的誓言,很符合当时的心境。” 李海潮说。


“我爱人很支持我。”李海潮还记得,非典时期妻子为他送行的场景。“当时,我要去定点收治‘非典’病人的北京市老年医院。我爱人到医院送我上了车,当时她的眼泪就下来了。”2004年,李海潮随国家卫生部医疗队赴印尼实施救援,妻子仍然没有忍住眼泪。


“这次当告诉她我要去武汉,她表现得很平静。实际上疫情开始严重,北医不断派出医疗队的时候,她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此次她帮我准备羽绒服和其他衣物,并一再叮嘱我要做好防护。和以往不同,这次作为医疗队队长,个人的行为对大家都有影响。认真做好防护、不马虎,非常非常重要。”


“顶级配置”抢救危重病人


2月7日,由111人组成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整装出发。加上前两批队员,共计135人的医疗队可谓“顶级配置”。


其中有包括院长在内的7名在呼吸病学领域里“摸爬滚打”多年的医生,3名重症医学医生,还有来自内科心血管、消化、内分泌、肾脏、血液、风湿免疫等学科和胸外科等多学科的高年资医生共计30名,1名感控专家,2名资深的后勤保障和联络员以及多学科的护士团队,他们将围绕重症肺炎和相关的多系统损害救治打了一场硬仗。


“新冠病人中很多有基础疾病,除了重症肺炎以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还可能出现心脏问题、肾脏损伤、凝血功能异常、高血糖等一系列状况……在紧急情况下,专科医生的专业水准、判断和反应是很重要的。事实证明,我们的‘配置’几乎有助于应对所有的相关问题。另外,我们还有大后方强大技术力量的支持。”


李海潮说,新冠肺炎大部分是自限性疾病,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医生所能做的是处理和治疗重症肺炎所致的一系列器官功能损害,保护好器官功能,度过最严重的时期,就为患者的康复赢得了机会。


第一天,李海潮(左二)与医疗队队员准备进入病房。受访者供图


医疗队到达武汉当天,需要很快了解驻地酒店、交通等情况,清点防护用品,进行战前动员、感控培训,并编排好第二天开始的值班表。第二天,医疗队要独立接管位于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B栋9层西区,当时最紧急的任务就是争分夺秒地改造病房,建设新病区。


在院长的带领下,医护人员实地踏勘、熟悉清洁区和污染区的分区和防护设施的穿脱程序、紧急安装中央监控、连接信息化设备、熟悉呼吸机、紧急调配医用防护口罩。一切准备就绪已经是晚上9点多,当天正值元宵佳节。当夜,第一批10名重症患者在12点多住进病区。“我是第一天下午3点多进的病房,收完第一批病人回到驻地时已经是凌晨5点。”第一天是李海潮在病房工作时间最长的一天,当时紧张忙碌的情境他记忆犹新。


三天左右,病区50张床位就几乎住满了,绝大部分都是重症和危重症患者,而救治危重症、降低病死率,正是国家队此行最为重要的任务。


整合资源 为重症病人“双路”供氧


李海潮说,SARS和新冠肺炎都是病毒性肺炎,危重症病例会发生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出现严重的呼吸衰竭。


“实际接触病例后我们发现,与SARS病人以中青年较多不同,新冠肺炎以中老年居多,且多数有基础疾病。另外,与SARS起病急、病情很快加重相比,部分新冠肺炎的病人起病隐匿,开始没有什么特殊症状,就是低热、咳嗽、乏力,过了7到10天,病情会突然加重。”


了解到这些规律后,医疗队对所有病人都加强了监测。“因为有的病人出现低氧血症的时候,他可能自己感觉并不明显,还能做一些体力活动或者是打电话、发微信,但氧饱和度已经掉得非常明显了,所以这时候就要特别关注,积极处理。”


“非典经验”在此次也派上了用场。李海潮说,病人情况加重后,医生会进行氧疗,采用各种办法尽快纠正低氧状态。


然而,接管独立病区初期,医生们遇到了“重病人多”和“医疗资源紧张”的双重难题。“氧气供给和呼吸机数量两个问题最让我们揪心。”


李海潮说,对于新冠肺炎重症病人,氧疗是第一位的,必须确保病人不会因为低氧造成严重的后果。但病区集中供氧的氧气站的极限供应能力也无法满足这么多病人同时吸氧。


中心供氧通过墙壁中的管道,将氧气输送到病房里,跟呼吸机相连。“在墙壁氧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向医院申请了氧气瓶进行供氧。使用无创呼吸机的病人,还需要接一根和氧气筒相连的鼻导管插到病人的鼻孔中,通过‘双路供氧’提升吸入氧浓度。最多的时候,我们病房曾经放过大小15个氧气罐,四五个小时就要更换一个氧气罐。”


李海潮为患者进行诊治。受访者供图


团队武汉籍大夫“话疗”安抚病人


除了“氧疗”,医护人员还注重用“话疗”来缓解病人的紧张焦虑情绪。李海潮说,医疗队中有两个老家在武汉的大夫,一个来自呼吸科,一个来自胸外科。“他们俩每天都保证至少有一人在岗,除了做好医疗工作以外,他们花很多时间跟病人沟通,做心理辅导。他们对武汉很熟悉,从乡音上来说,和病患沟通起来也更亲切。”


医疗队的护理工作也让李海潮感到自豪。“护理做得非常到位,我们的病人没有发生压疮的情况。因为不少护士来自重症监护室,护士长专门设置了责任护士,每个重病人都有专门的护士负责。护士们的工作非常繁重,除了要定期巡视、时刻紧盯监护屏,留置胃管、导尿,进行静脉输液等各种医疗护理,她们还要进行生活护理,每次都会在病房中待很长时间。后期,护士还帮助患者进行各种康复训练,她们和病人之间建立了真挚的感情。整个过程中,病人们对医疗队医护的评价非常高。”


李海潮和其他两位呼吸科的大夫,三人轮流排白班,同时设立一线长白班,以保持观察和治疗的延续性,保证每天的主任查房。每逢值班,他都会穿上防护服、隔离衣,戴上护目镜和面屏,进入病房查房,观察患者的监护数据,调整呼吸机参数,和同伴们讨论并制定诊疗方案。


作为主管医疗的队长,开始时,李海潮每天要到医院参加院区的行政例会,参加北大医学部三个医院的疑难病症讨论和学术交流。在住地,每晚7点有行政例会,院长和医疗组、护理组、后勤组的负责人交换信息,研究问题。繁忙的工作对医护们的体力和心理都是巨大的考验。“我们会仔细安排班次,注意工作和休息时间的合理分配。到临床一线是要去解决问题的,要让大家保持良好的体力和精神状态。”李海潮说。


在武汉的两个多月中,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疗队共收治115个病人,治愈出院100个。“剩余的病人有的走了,有的在我们离开武汉时核酸尚未转阴,但情况已经很稳定了。还有一些病人处于康复期,需要继续恢复一段时间。”


回京后帮助队员调试放松 总结援鄂经验


4月6日,包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在内的4支国家援鄂医疗队凯旋回京,目前医疗队队员开始了为期14天的休养隔离。“现在大家还在调试期,这几天我们通过微信聊天,一个大夫说,昨晚梦里接到通知,要来5个病人。”


李海潮说,与非典时期不同,那时候大家明确了一个月的轮换期。因为在紧张的工作环境中,一个月是阶段性的体力和心理疲劳期。此次援鄂并没有明确的工作周期,所以过了一个月,所有人都要继续坚持下去,对大家也是一个考验。“包括后期,地方医疗队陆续撤离,一些病人会转到国家医疗队所在病区,我们需要继续进行医疗工作。从最开始的治疗新冠肺炎,到后期还要治疗其他合并疾病。”他说,从援鄂的紧张工作状态到目前的隔离状态,大家的心态需要调试、放松。


“我们现在仍保持每晚7点‘开例会’的习惯,只不过都改成视频会议的形式了。之前我们开过网络歌会,这几天也都是商量着怎么让大家去放松一下情绪。7号晚上,大家熬到半夜看武汉‘重启’,情绪激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


李海潮说,在隔离期间,医护人员也在总结和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你碰到了什么事,怎么去解决?经过这样一场疫情以后,要从中学到什么?大家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把最深的感受记下来,充分地思考。”


李海潮在医院负责医学教育,未来,年轻医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专业技能?如何应对突发情况?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和医学教育改革如何密切协同?这些是他目前思考的问题。


“现在北京境外输入性病例还在增加,我们在武汉积累了一些经验,希望能对整个防控和救治工作起到作用。”


新京报记者 张璐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