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或许是北京最懂“新冠”的地方。
东城区和平里中街，两个院落隔一条马路相望。院子里的建筑大多只有四五层，低矮、简陋、不太打眼。过去三个月，北京每一条与新冠肺炎相关的信息，都被第一时间汇集与保存于此：感染者档案、密接者信息、传染源“族谱”乃至境内外各地疫情态势……
这些信息，是人类截堵新冠病毒的珍贵情报，为北京不断调整的防控策略，提供着技术与数据支撑。
疾病防控，有别于临床施治。当临床医生们在病床前挽救倒下的患者时，“疾控人”则像特殊的病毒捕手，在每一个新冠病毒出现过的场所“掘地”溯源。从单个感染者到最初的传染源、从现有感染者到密切接触者，他们要绘制出新冠病毒在人类社会的“流窜图”，找出每一个风险点，阻止疫情的种子在人类社会生根发芽。
追踪看不见的病毒，不太容易。有时，他们要客串侦探、心理医生、翻译、数据分析师等角色，才能得到足够真实有效的信息。这个过程中，有时还会伴随着调查对象的不解、拒绝与谩骂。
去年12月31日至今，这场战役已持续4个多月。当北京本土新发病例降至0时，有人开心“蒙了”。
这支特殊的队伍还要战斗多久？尚无结论。
北京市疾控中心全球健康中心研究员杨鹏在北京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情况。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
疾控人员在现场开展工作。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
“H7N9小分队”7年后再集合
1月20日凌晨3点，北京市大兴区卫健委公布消息：该区接诊两名有武汉旅行史发热患者。经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北京的“新冠”抗击战自此开启。
自“SARS卷土重来”等消息从武汉传来，民间对于疫情的担忧持续累积。在亲历过SARS的北京，伤痛记忆易被勾起。首批“新冠”肺炎患者的消息公布后，有市民连夜网购了几大盒外科口罩，到当天早上10点，同一店铺的同一款商品已抢售一空。
对普通人来说，“新冠”袭来的消息，像一颗突然引爆的炸弹。但在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两个院子里，战备状态已持续了20天，人们早已搁置了“今冬平安无事”的期盼，投入到昼夜不分的加班中。
去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布27人感染“病毒性肺炎”，这一通报在一千公里外的北京迅速引发震动。这一天，光就“病毒性肺炎”的应对，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贾蕾开了一天的会。她同时怀抱两个预期：悲观估计，可能是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乐观估计，未必像SARS那么严重，或许更像传染力更弱的MERS呢？主管医师田祎预感，这次恐怕不是小打小闹；全球健康中心研究员杨鹏在会上“补刀”：做最坏的打算，说不定会全球大流行。
不管个人预期如何，会议定下的任务是务实的。当时，人类对这一“肺炎”知之甚少——病毒性的还是细菌性的？支原体抑或衣原体导致的？如果要进行控制，如何界定病例？潜伏期多久？隔离期应定为多久？迷雾中，工作人员参考既往疫情的经验，制定出了第一版疫情防控应对的“北京方案”，标准从严，比如隔离期被设定为14天。
那一天是2020年1月1日。此后，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两个小院子，成为北京追踪“新冠”的根据地。
北京第一批输入性病例出现后不久，田祎回到了512室，推门进入，眼前是5张熟悉的面孔。2013年，同一班人马在同一个房间迎战H7N9。6人心里都有感慨，但谁也没来得及说，一大堆工作在等着他们：整理此前的病例信息，为之后的新冠信息收集、疫情处理等工作设计好框架。
工作到凌晨2点，办公室留下3个人，田祎和另一位女同事实在顶不住，拉开行军床决定眯一会儿。入睡之前，她想起什么，迷迷瞪瞪地摸出手机拍了张合影。
3人穿着睡衣，蓬头垢面、满眼疲惫、“不堪入目”，和7年前一模一样；整个晚上，办公室一直有人匆忙出入，两人就像睡在大街上，和7年前一模一样。
不过这一次，战况要严峻得多。
北京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办公。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
流调 解码病毒“流窜图”
北京市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职责顾名思义：阻击与控制疾病。提到疾病，普通人第一个联想是医院和医生，“疾控人”，往往活跃于公众视线之外。
贾蕾这样理解自己的职业：医生工作的目标是救死扶伤，“疾控人”的立足点则是维护公众健康。当传染病袭来，疾控中心的首要任务是掌握疾病特征，给出疫情应对的方案，阻止疾病的脚步继续侵染人类社会。
“医院就像是接水的盆子，疾控要做的是把水龙头拧紧。否则再多的医疗资源，也无法承受源源不断的新发病例。”贾蕾说。
拧紧水龙头是一个小动作，可惜疫情防控没有这么容易。当一位患者出现，他同时兼具 “被感染者”和“传播者”的身份。是谁传染了他？他又能传染给谁？如果找不到前者，意味着人群中还藏着一位“传播者”；如果找不到后者，意味着还有另一群不为人知的“被感染者”和“传播者”。
一传十，十传百，不管哪一端失去控制，疫情都将以N次方的速度扩散和蔓延，然而，这些信息如同海面下的冰山，庞大却隐蔽。每当“新冠”确诊者出现，流行病学调查紧随其后，这个业内简称“流调”的过程，就是对病毒“流窜图”的解码。
“我市2名男性患者，分别于1月7日和1月9日去过武汉，并短暂逗留，两人分别于1月13日和1月14日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症状。1名老年女性患者，从武汉来京探亲，于1月13日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症状……我市已对所有23名密切接触者开展医学观察，目前无发热等异常情况。”
1月20日至今，北京市卫生部门每天发布的疫情通报，就来源于疾控人员对病例的流调。这些通报或长或短，但都会交代患者“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最初，在北京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均有武汉旅居史，慢慢的，出现了其他省份旅居史、境外旅居史。一份份单独的流调报告，也可管窥整个疫情发展蔓延的态势。
要得出这样一份报告，并非易事。杨鹏介绍，每一份流调报告，包含庞大的数据，从患者确诊隔离往前，一直追溯到发病前14天，每个小时在哪里、做什么、见了哪些人，都要收录其中。其中，患者发病时间的判定是难点所在，典型症状未必是首发症状，还有人早期没有任何症状，只是肺部出现影像学改变，在判断时，流调人员不能错过任何蛛丝马迹。
有时，患者自己也不清楚感染原因。一位女性患者是北京本地病例，一开始，流调员问不出感染源，在患者居住的小区，曾有过既往病例，但患者一口咬定那一天自己没有出过门、没有见过任何人。
“流调对患者的记忆力的确有考验，调查中，流调员需要借助其他的线索，或者掌握一些谈话技巧。”田祎说。这位女患者年事已高，记忆力不佳，流调员完成首轮调查后，仍觉得不能就此放过线索，于是把电话打进了隔离病房，与她继续交谈。在漫长的对话中，流调员试图给她更多的提示，提及当日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患者猛地想起来，那天自己的确出过门，并遇到了一位邻居，还和她说了几句话，至此，“案情”水落石出。
“一个地区，哪怕有一百个确诊者，只要来源清晰，那么疫情就是可控的。只有十个确诊者，但都不知在何处、何时、如何感染，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杨鹏说。流调，是后续一系列防控举措的基石。
北京市疾控中心现场组主任医师赵芳红在仓库清点医疗物资。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
找出“密接者”
在流调中，相比追溯感染源，寻找密切接触者是难度更大的任务。
名为密接者，实际上不乏陌生人。田祎介绍，曾有一位患者离开隔离点，在居家观察期间感染了家人，疾病潜伏期时，患者家人曾去过超市、商场、健身房、单位，在一同购物、排队、锻炼的过程中，与不少陌生人发生接触。
在素不相识的情况下，感染者无法帮助流调员指认密接者，这时，流调员要扮演侦探的角色，感染者的票据、手机中的支付记录、超市的录像，都成为“破案”的线索。
现场组主任医师赵芳红和同事有时还要前往现场，像福尔摩斯一样演绎患者的行踪、绘制小区与附近人流密集点的地图。
“我们要还原患者整个行动路线，找出哪些人与他们发生过密切接触，列出名单，以便第一时间进行医学隔离观察。”赵芳红介绍。不同的病例，密接者数量不同，如果确诊者行动轨迹复杂，在多个城市活动、与大量人群交往，密接者可能超过百人。
还有更复杂的情况。根据方案，确诊者如果乘坐飞机，那么座位同排以及前三排、后三排的乘客均为密接者，然而，流调员时常遇见乘客调换座位的情况，一个位子上到底坐着谁，往往很难说清，这时，全机舱的乘客信息都要翻出来，挨个儿打电话确认；有时，作为线索的健康卡也不好用，除了各国语言带来的障碍，有的乘客还习惯连笔，一行字就是“一溜儿圆”，一屋子的流调员盯着猜，到底写的啥？
在流调队员们夜以继日的努力下，对密接者的管理，开始显示出直观的防控效果。
到3月18日，北京市各级疾控部门共找出3975名密接者。不少人在隔离观察期间发病。2月2日，北京新增32例新冠肺炎患者，其中有16人为此前确诊者的密接者；2月17日到2月20日，新增的15个病例，全部为密接者。
北京数月的新发病例数据，像一条M形的曲线。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
“M形”新发病例曲线
当流调员们在前方寻找和“拦截”密接者，王小莉和同事们则在后方埋头于大量疫情相关情报，解读数据背后的信息。
“过去，我们关注疫情防控，对政策参与较少，这次，对数据的解读和评估，全程都在发挥作用。早期，我们利用模型预测疫情发展趋势，评估北京需要配备多少医疗资源；后期，通过对全国各地疫情监控，小范围、动态调整防控举措。将数据转化为策略，为政府提供支持，是科学、精准防控的基础。”杨鹏介绍。
王小莉记得，自从北京出现首例患者，他们便开始预判北京的疫情态势。
“当时，市卫健委着手筹备床位。出于谨慎的考虑，他们想知道如果不采取任何防控措施，单日最大病例数会达到多少。我们基于武汉的数据进行推测，日最大新增量可能达到300，是一个比较惊人的数字。”王小莉说，之后，北京部分定点医院开始准备病区、配备床位，并开始考虑重建小汤山医院。一个月后，小汤山医院启用。
在宏观层面，数据研判也发挥着作用。
3月23日，第一入境城市启用，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均须从天津、石家庄、太原等12个指定入境点入境，检疫符合登机条件的旅客，方可搭乘原航班入京。
这一政策的背景，是疫情在全球层面的扩散。杨鹏的担忧成真了：“我们一开始就觉得会有全球大流行。这个病毒是全新的，能有效人传人，人群普遍缺乏免疫力，R0比流感更高。”
如果将北京数月的新发病例数据整理出来，可以看到一条类似M形的曲线。M的前部分由外省输入病例和本地感染病例组成，后半部分则几乎全是境外输入病例。
2月29日，北京报告首批2例境外输入病例，之后，陆续有来自伊朗、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的入境者确诊。一开始是个位数，到3月18日，一天增加了21人。王小莉有种看到希望又绝望的感觉：“本来病例数是在减少的，突然又多了起来。我们分析了北京的容纳能力。如果不加以控制，是没有足够地方隔离所有人的，也没有能力对全员开展核酸检测。”
疾控中心随即提出建议，重视境外输入风险，加强关口检测；酌情削减抵京国际航班数量，降低航班密度。后来，国际航班的入境停靠点变更为京外城市，这一建议得以落实。
3月23日，北京报告新增病例数为32人，达到了境外输入新增数的峰值。伴随着第一入境城市启用，次日开始，数字回落至5、6、4、3……到3月31日，新增病例数降至0。
北京市疾控中心主管医师田祎和同事查看流调信息。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
“战时氛围”仍未散去
4月30日，田祎终于接回了儿子。1月中旬，田祎和丈夫各自奋战在一线，无人照顾的小家伙被送回姥姥家，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见过妈妈。
相比临床一线的医生护士，疾控中心的工作者们像是一群“隐形人”，罕为公众所知。与“新冠”搏斗的日日夜夜，酸甜苦辣，唯有自己知道。
一张巨大的桌子，码满了电脑和电话，像一个奇特的网吧。在北京市疾控中心，这样的会议室有很多间。疾控数据不可外传，不去现场的时候，赵芳红和同事们在这里办公。他们习惯了一个电话要四五次才能打通，习惯了被当作诈骗电话挂掉，习惯了说出“我们是疾控中心，向您核实一些个人信息”后，电话那头的人张口就骂。
“你要去理解他们。要核实的信息都是个人隐私，具体住址、身份证号，非常敏感。对方可能会怀疑你的意图，可能担心信息泄露，害怕影响自己的生活工作。”赵芳红说。电话打不通，就重拨到接通为止；聊不下去，就换一个角度或者换一个人接着聊；对方情绪崩溃时，工作人员还要当起心理辅导员。他们曾试图联系一位国外的密接者，他留的电话是自己的中国员工，听到“您的老板是密接者”，对方就害怕得号啕大哭。赵芳红的同事一直在倾听和安慰，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理想的工作状态是，打一个电话，告诉对方‘你是密接者，3点下楼，有车接你去隔离点’。事实上从没有这么简单。” 贾蕾说：“这是一份和不同的人接触的工作，要承受不解和攻击，要付出理解和安慰，还要有很多人文关怀。”
她记得，曾有一位7岁的小朋友，被确诊的家人感染，出院后又复阳了。“如果只按流程，这个孩子就会被单独送去医院继续治疗。但我们考虑到孩子的年龄，一个人在医院这么久，没有父母，心理发育会受到什么影响？最后我们和医院沟通，开通绿色通道，想办法在降低风险的同时，让一名家长陪伴孩子。这是做人的原则，不光是工作的原则。”
对田祎来说，这份工作需要对细节无限执着。
她像把关人一样仔细地审视手中每一份流调报告，必须保证每一条信息的准确。最常挂在嘴边的台词是“这段时间他在干吗？没说清楚，再去查”“这里不符合逻辑，再问问”“上一份报告和这一份报告，同一时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人，究竟是谁？”
她是流调组、密接组、信息组、分析组之间的中枢神经，每一个病例都要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地码放在大脑中，一天要打无数个电话。2月，北京曾迎来一次输入性病例大爆发，一天报告32例，她忙于联系各方，一天一口水都没喝上。有时，组长来工位前找她，一句话也插不进，想说点儿什么，得提前跟她预约。
在工作面前，亲情成了被搁置的部分。徐金平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疫情一来，她不再有时间陪伴孩子，而孩子变得前所未有地黏人。一见她打开房门，孩子就会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你抱抱我。有时，她离开家太早，7岁的老大会叮嘱她，上班前叫醒我，让我看妈妈一眼。有时，她走到了小区门口，孩子还开着窗户望着她，喊着妈妈早点回来。
杨鹏、田祎和徐金平成为了“室友”，两个办公室间只隔着一条走廊。田祎、徐金平所在的512室，24小时都有人值班，折叠床堆在墙角，没电话就赶紧眯一会儿。杨鹏的办公室也有同款折叠床，褥子上盖着被子，没有床单也没有被套，凑合着用了几个月。他比512室睡得更晚、醒得更早，常常5点不到就去敲门核实数据、安排工作。
“就像一个悖论。当疾控发挥的作用越大，疾病带来的冲击越微弱，公众对这份工作的了解也越少，甚至毫无觉察，但每个‘0’的背后，我们一直都在。这份工作辛苦、默默无闻，但同时也很有价值，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快乐和成就感，有时终于弄清一个病例的传染来源，全办公室的人都会开心得跳起来。”田祎说。
北京市卫健委新冠疫情通报的专栏中，开始出现一整页的“0”。4月16日开始，北京再无新增确诊病例报告，到5月9日，已经持续了24天。
北京的街头，逐渐出现了不戴口罩的市民。但在疾控中心，战时的氛围仍未散去。
“本土病例多，我们重点做流调和报告；输入性病例增加了，开始重视航空密接的分配管理；病例没了，被动性的工作减少，主动性的工作增多，比如核酸检测，以前给病人做，现在给健康人筛查，工作量比以前要翻数倍。”贾蕾说。
杨鹏办公室的折叠床一直打开着。床的旁边就是办公桌，电脑里不断更新保存着“新冠”相关的英语论文，为他提供最新的专业信息。
“疫情的变化决定我们的工作重点。现阶段，社会开始复工复产，但在人群缺乏免疫力、疫苗也没有面世的当下，疫情随时可能变化，非药物干预措施非常重要。”杨鹏说。他仍处于“应激状态”，这种状态还要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
“从去年鼠疫开始，我们这帮人就没歇过。鼠疫15天就过去了，有盼头，‘新冠’几个月了，现在也没看到盼头。”田祎无奈地笑道。
他们习惯了苦中作乐。闹鼠疫时，田祎的所长在办公室开玩笑，北京一百年都没发生过鼠疫，你们遇上了，应该感到“荣幸”。这回又说，17年前的SARS也没“新冠”严重，你们又遇上了，实在太“荣幸”了。
话音落地，所有人都翻了个大白眼。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张畅 校对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