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不时进入公众视野，从黑龙江13岁男孩强奸案至湖南衡阳12岁男孩弑母案、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少女案，每一起案件都冲击着公众神经。

该不该降低刑事年龄？对低龄恶性犯罪如何惩戒？罪错少年背后各方的责任如何落实？全国两会期间，“未成年人犯罪”成了代表委员的热议话题。

刑事责任年龄是否降低成争议焦点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介绍，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总体趋稳向好，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不容忽视。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有所回升，流动未成年人犯罪有所反弹，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奸犯罪人数上升。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表示，未成年人犯罪年龄越来越小，犯罪低龄化趋势愈发凸显。

“未成年人”是否成了少年犯罪的护身符、保护伞？修改刑事责任年龄的提法近年来也成了学界与公众争议的焦点。

肖胜方建议，调整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从原来14周岁下调至13周岁。全国人大代表陈建银也建议下调刑事责任年龄，拟提交《关于修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议案》。

“降低到13周岁，符合当前社会发展进程。”肖胜方在建议中表示，13周岁的少年基本已经完成小学教育，就读初中，已具备相当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能够理解其实施行为的性质和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文化水平得以提高，许多未成年人12岁-13岁就身材高大，大脑发育较快，面貌成熟。

陈建银认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1979年刑法确立的，当时未成年人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不能与现在同日而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建议将完全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由现行刑法的16周岁，调整为14周岁；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由现行的14周岁，调整为12周岁，即“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只有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才能让未成年人感受到法律威严，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她说。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方燕提醒，一味较真刑事责任年龄问题并非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手段。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意味着将有更多未成年人在监狱受到刑事处罚。“由于未成年人认识能力较低，且身心承受能力较弱，适用刑罚很容易导致交叉感染，催生监狱化犯罪人格。不仅不利于预防犯罪，还容易导致重新犯罪。”方燕说。

刑责年龄降低与否应基于数据支撑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中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海仪从事少年审判工作20余年，她认为刑责年龄的降低与否，必须基于数据支撑，因此建议对涉罪低龄未成年人进行数据分析。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总体情况如何，主要集中在什么年龄段，什么犯罪类型，后续如何处遇，重新犯罪比例如何，当前公检法司、共青团、教育部门等的统计口径都不统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陈海仪说。

她认为，在数据平台的支撑下，能科学合理分析研判，理性形成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看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实际上未成年人的心智不是更成熟了，反而是更混乱了。”陈海仪说，比如网络交友，他可能在网上经历现实生活不可能遇到的事情，如果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不上，他不知道如何做价值判断，也不知道如何做意识形态的过滤。

因此，她认为，要综合考虑到孩子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调整刑责年龄不是简单拍脑袋的事，不是看到某个恶性事件，就觉得应该就降到13岁了，还是要慎重考虑。

去年全国两会时，方燕还持赞成降低刑责年龄的观点，经过一年调研，她的观点开始转变，“我原有的想法动摇了，为什么？一个就是低龄化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在整个未成年人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客观讲还是不占大多数，不具有普遍性；第二个，这些孩子为什么暴力犯罪？家庭环境、学校教育以及社会、网络等，带给了这些孩子什么？这些孩子是不是也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整体缺失的一个恶果？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承担责任？”

建议1：激活收容教养制度 加强帮教矫正

对刑责年龄是否降低的争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法律对低龄暴力犯罪“无计可施”的窘境，在“一放了之”与“一罚了之”中间存在空白地带。

针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涉罪未成年人，《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时候，可由政府收容教养。

陈海仪表示，责令管教后续没有跟踪监管、更没有矫治，没有反馈、测评。建立少年司法矫教替代制度，就是在公安机关确定责令管教之后，将他移交给司法部门。

关于矫教方式，参照社区矫正法予以实施，对该部分未成年人进行社区（含居家以及就学）强制矫教，可使用电子定位装置。并且，一定要让他的父母清楚自己的管教责任，进行强制亲职教育。明确教育内容和时长，定期学习如何对孩子进行有效沟通和正确管教。

方燕认为，应该激活收容教养制度。“随着2014年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收容教养制度饱受诟病和争议，在实际运行中日渐式微。收容教养存在缺乏具体法律依据、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和期限不明确等实体问题；审批程序不公开、缺乏救济等程序问题；以及执行场所混乱、执行方式单一等执行问题。”

她建议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继续保留收容教养制度并加以完善，做出立法解释使其具有法律依据，在审理和决定程序上实现司法化，在执行上改变执行方式和统一执行场所，使收容教养制度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和实践的需要。

在致公党中央的提案中，也提及激活违法涉罪未成年人的专门教育及收容教养机制，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帮教矫正。设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集中资源、因人施矫地开展工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类管理。

建议2：对涉罪未成年人家长进行亲职教育

“未成年人涉罪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也是一个心理学问题，更是一个医学问题，同样也是一个犯罪学问题。”陈海仪说，所以孩子出问题了，我们更应理解为是一种病，而不是一种罪，所以叫做罪错少年，而不是一种犯罪。

接受采访的代表们都提及未成年人犯罪有着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因素影响。

陈海仪表示，对涉罪未成年人在进行庭前社会调查、心理测评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孩子挺可怜，因为他处于不正常的成长环境中。“你试想一下，一棵树苗，整天不给它浇水，绝不可能长得枝繁叶茂。”

对于涉罪低龄青少年，陈海仪认为应该完善亲职教育的规定，建立违法涉罪未成年人家长的强制亲职教育制度。办案机关在对未成年人作出处理的同时，一并决定强制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接受一定时限的亲职教育。“需要让家长付出成本，没有切实的‘疼’就会缺乏制约。 ”

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方燕认为，家长要承担孩子进行法制教育的职责。“既然当了父母，就要承担起父母的法定职责，包括对孩子进行法制教育、性教育、生命教育等。”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律师协会会长尚伦生也表示，家长也要“持证上岗”。孩子在不同的阶段，家长要进行不同的教育。“家长也要在不同阶段不断学习，这个证也要升级。”

新京报记者 王俊

编辑 陈思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