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邻近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的香烟箐村里，村长冯广林收到一条新的微信预警消息，那头在村子后面出没的野象，今天又往山下活动了一点点，附近村民们要注意避让。
消息是当地的野象监测员采集发布的，郑璇是其中一员。在过去的4年零2个月里，他几乎每天都“闻着味儿”找野象，象的气味、粪便、吃过的食物等，都是帮助他摸清野象行动轨迹的“宝贝”。
一旦发现野象靠近农田和村寨，郑璇就会用微信向当地村民发出警告。
然而人象冲突难以避免。据云南省委宣传部官方微博消息，8月26日，普洱市澜沧县一甘蔗地发生一起野象伤人事件，导致1名48岁男性村民死亡。今年7月，普洱市思茅区野象伤人造成1人死亡，象群来自于西双版纳景洪市野象谷。
“野象还在往外跑。”郑璇说，越来越多的野象跑出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与人类混居。云南当地政府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从监测预警到围栏防护，再到保险理赔，但当地村民的损失仍难以弥补。在香烟箐村，由于野象破坏，村里的1900多亩耕地已闲置多年，村民多选择外出务工。
即便如此，当地居民似乎并没有把人象冲突的责任全推到大象身上。
对于傣族人民来说，象，是西双版纳街头塑像、寺庙壁画和傣族男子文身中不可缺少的形象，它是神灵的象征。而面前的野象，走出山林、漫步村寨，又表现出与生俱来的兽性和攻击力。
人与野象如何和谐相处，成了古老而常新的话题。
“野象进田，你只能远远看着”
前几年，村民常能见到几头两米多高的亚洲野象聚在村寨门口，或进村慢悠悠地走来走去。
这里是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大渡岗乡香烟箐村，邻近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勐养区）的野象谷。村长冯广林记得，有两三天夜里，野象进了村民的厨房，寻找它们喜欢的食盐和玉米。
“为了采光，村民厨房的窗户都修得很大，长度有三四米，也不高，象能跨进屋里。”冯广林回忆，野象走了后，玉米袋子、盐巴袋子都被打翻，锅碗瓢盆也摔在地上，桌子也被掀翻，厨房里一片狼藉。
亚洲象是亚洲现存的最大陆生动物，身高2.1米至3.6米，体重达3吨至5吨。西双版纳是亚洲野象主要的栖息地之一，此外还有普洱市、临沧市及其下辖县区，目前共有300头左右。云南大学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明勇教授表示，其中三分之二的野象都跑到了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外面，跟人成了邻居。
“现状不容乐观，人和象处在混居状态。”陈明勇教授说。
亚洲野象。郑璇供图（使用无人机拍摄）
香烟箐村原本位于亚洲象活动频繁的自然保护区核心区。2015年，由于地质灾害和大象的频繁进村骚扰，整个村子搬迁到现在的地址。
“虽然还是靠近野象谷景区，但情况比搬迁前要好一些。以前野象会从四面八方来，现在村子外只有一面是靠着保护区的，那一面野象比较多，其他面都是靠公路。”冯广林提到，尤其是春节期间，大象处在发情期，活动则更为频繁。
野象从未在香烟箐村伤人。冯广林认为，只要人离象远远的，比如100米以外，它也不会主动攻击。“就算象追你，你稍微跑一小段也就跑开了。但如果你突然一下子碰到大象，离它比较近，大象感到威胁，尤其是有小象的象群，那它们就会攻击你。”
但村中的老人和孩子也让冯广林感到担心。老人听不到象来了的声音，小孩不知道象的危险性。因此每当大象进村，他都会提醒村民们，躲进钢筋混凝土造的房子里，关上门，上二楼，等象走了再下来活动。
野象带来的还有其他问题。
香烟箐村村民本以种植水稻、玉米为生，由于野象总来采食、破坏，庄稼连续几年都没有收成。
野象破坏过的水稻田。村长冯广林供图
冯广林手机里有很多大象糟蹋庄稼的图片，大片绿油油的玉米秸秆东倒西歪，水稻也少了一片，剩下几株低垂着倒在水田里。玉米地里还有巨大的象脚印，就像木桩砸出的圆坑，有数厘米深，有些脚印已经连成一片。一场雨过后，坑里全是积水，远远看过去，如同一个个小水塘。
“看到大象进了你的田，你能有什么办法，只能远远看着，干着急。”冯广林说。
人在不停后退，象在不停逼近。香烟箐村共有耕地1900多亩，其中包括水田46.6亩。最近的十多年来，村民们再没种过这些庄稼，田地就这样被闲置了。
亚洲野象。郑璇供图（使用无人机拍摄）
防象壁，防象沟，防护栏
亚洲野象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村民们通过各种方法进行驱赶。
“看到野象远远地来了，我们就大声喊叫，或者随便找些物件来敲一敲、出点儿响声，或者在田地周围点几处火。”冯广林感到无奈的是，这些方法一开始确实有用，后来野象胆子逐渐大了，这些方法不仅没用，还有可能激怒大象，增加危险。
好在村寨已经被保护起来。2017年，当地政府在香烟箐村外围铺设了一道2.2米高的防护栏。这条绿色的围栏蜿蜒800米，将整个村寨环围在内。
“防护栏都是由又粗又厚的铁管焊接成的，大象破坏不了。”冯广林提到，防护栏上有一个门，大象活动的时候，村民就会把门关上。从那以后，野象再没进过香烟箐村，村子也成为中国首个亚洲象防护栏试点村。
防护栏安装后，大象就只能在村外活动，香烟箐村95位村民的安全终于得到了保障。
香烟箐村的防象围栏。村长冯广林供图
冯广林提到，目前，在云南的亚洲象活动区域只有两个村子装上了防护栏。“附近的三六队村子有500米的防护栏。现在资金不太够，搞不了那么多。”
西双版纳州林业和草原局野保站站长李中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为了防范人象冲突，从过去到现在，西双版纳州采取了很多措施，“之前我们用一些防象壁，开挖防象沟，防止大象进入农田和村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设施都已被大象破坏，维护的费用也比较高，所以已不再采用。现在，对亚洲象常常骚扰、靠近林子的村庄，结实的防象围栏已经成为了一项有效措施。
田地被闲置后，村民的应对措施就是在山地上种植橡胶等经济作物。
野象虽然不吃橡胶，但并没有停止给村民们出难题。冯广林说，村民本该凌晨三四点去割胶，那个时候凉快，胶出得多。但由于大象频繁在夜间去胶地活动，村民们只能等天亮后去割胶。“太阳出来后，温度升高，胶就不流了，收入还是要少很多。”
当地每年都会给遭受生命安全和财产损失的村民进行补偿。西双版纳州林业和草原局野保站站长李中员表示，他们采取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制度，其中稻谷每亩赔偿600元；玉米每亩赔偿400元；橡胶每株赔偿25元。
冯广林计算，一亩地本来能收六七百斤水稻，至少能卖1000多元。“现在补偿增加了，但是就算给你补几百块，也还是亏本的，不如去外面打工划算。”
西双版纳州林业和草原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2011年至2019年，西双版纳全州共发生野生亚洲象肇事事件4600多起，导致人员伤亡50余人，农作物受损面积12万多亩，保险补偿超过1亿元。
大象采食、踩踏农作物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令人担忧，而为了躲避大象，村民无法按时种植、收割所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更是无法估计。
冯广林很乐观，“（村民）有怨言是肯定的，但是要改变策略去应对。虽然野象让我们不能种庄稼，但它带来了旅游业的发展，村民可以去野象谷景区打工嘛。”
“跟踪”野象
9月2日，冯广林又收到了一条新的微信预警消息，昨天在村子后面出没的野象，又往山下活动了一点点，附近村民们要注意避让。
预警消息是由野象监测员采集发布的。在当地，野象监测员被称为“追象的人”，郑璇是其中一员，他已经在西双版纳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工作了4年零2个月。
野象监测员操控无人机设备。郑璇供图
“我们每天都有两个监测时段，凌晨3点到早上8点是一个，下午5点到晚上10点是一个。”郑璇告诉新京报记者，但因为每一群象都有不同的生活规律，监测员们会根据每群象的活动习惯来确定监测方案。
监测，一靠无人机设备，二靠人工。郑璇出去监测的时候，都会带上三种不同型号的无人机和五六十块电池。“但碰上雨天、雾天的时候，无人机飞不了，就只能依赖人工监测。”象的粪便、脚印、吃过的食物等痕迹，在郑璇眼里，都是帮助他们摸清野象行动轨迹的“宝贝”。
亚洲野象。郑璇供图（使用无人机拍摄）
而郑璇最熟悉、最敏感的，还是大象的特殊气味，他在距象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辨认。“野象身上有种特殊的气味。”郑璇说，类似于人长时间不洗澡的那种汗味，但和牛或其他动物身上的还不太一样。
但碰上下雨天，郑璇的鼻子也“不灵”了，这也是郑璇最害怕的。“有时候突然下雨，声音会把象的声音和气味都掩盖住。”
每一次危险状况都是在下雨天出现的。郑璇还记得，一次他去监测点查看大象踪迹。当时，野象已离开监测点2公里远。“但突然就下大雨了，我们就去旁边的一个窝棚里躲雨。大概半小时后，我们听到特别明显的像摩托车一样的声音。”
郑璇推测，应该不会有哪个村民在大雨天骑摩托车过来。“我感觉不太好，觉得可能是野象来了。然后一个监测员打着伞出去查看，刚出去可能有三四十米吧，他突然一转头，给我们比手势，我们就赶紧跑。”
因为雨大、路滑，郑璇一行人都摔跤了。刚刚跑了几分钟，回头一看，真的是一头象，刚刚避雨的房子也被它攻击倒了。这是郑璇做监测员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从此，他明白，下雨的时候要赶紧下山、不要在有野象活动的山上避雨。
这是一份高度危险的工作，“说实话，怕是肯定有的。”郑璇表示，要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关键是要对大象非常熟悉，有些象群性格、脾气很爆，有些胆子小，所以他们要因象群而异、制定不同的监测方案。“一旦对它了解了，我的害怕和担心恐惧就降低了。”
郑璇时刻都会绷紧心里那条警惕的弦。一旦发现大象离开保护区、在人活动的区域附近出没，郑璇就会立即在相关微信群里发布预警信息，将亚洲象的活动轨迹发给群众，提醒大家避象。
“从现在来看，监测和预警是最有效的一项措施。”西双版纳州林草局野保站站长李中员提到，他们制作了亚洲象防护手册，上面除了亚洲象的介绍和遇到野象的注意事项，还印有亚洲象监测预警APP的二维码。
这些手册被发到村庄里，会使用智能手机的居民也会被要求安装下载预警APP。同时，社区里安装了广播，野象出没的道路上也被放置了警示牌。
“通过这些渠道，我们的预警信息基本能覆盖（全部居民）。”郑璇说。
亚洲野象。郑璇供图（使用无人机拍摄）
“保护区外，野象栖息地的面积越来越少”
今年，郑璇监测的象群又多了两个。
“又有33头象从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出来了。”郑璇说，它们分为两群，一群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罕镇，一群在普洱市思茅区倚象镇，活动面积达到900平方公里。郑璇透露，其中一群象离普洱市主城区最近的时候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
今年7月，这群象已经在思茅区南屏镇导致1人死亡。8月23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布提醒：16头野生亚洲象组成的象群进入思茅区倚象镇，村民近期需上山采茶或者捡菌子时请务必先与村组干部核实象群位置，尽量避让，注意安全。
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布的提醒。网页截图
郑璇也感到吃惊，从这几年亚洲象的生活习惯来看，虽然它的生活区域一直在向保护区外扩展，但是没有像今年这样如此大面积地扩展。
云南大学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明勇教授提到，尽管在历史上，西双版纳和普洱栖息着很多亚洲象，但因偷猎行为严重、保护措施不到位，亚洲象的数量下降很快。近60年来，随着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多名亚洲象保护工作者投入保护，这才让大象的数量稳定下来、慢慢有所增长。
中国目前有约300头亚洲象。象的数量在增长，人口也在增加，人们对土地的需求在扩大，很多林地都变成了耕地，陈明勇说，“在保护区外，大象栖息地的面积越来越少。”
而食物是亚洲象活动的一个重要动因。西双版纳州林草局野保站站长李中员告诉新京报记者，过去，保护区的林木结构比较合理，上层有高大的乔木，下面有灌木丛、草地。后来，保护区禁止烧荒，导致很多灌木丛很快恢复成乔木那种高大的植被。这种环境并不适合大象栖息，也无法满足大象对食物的需求。
“原来我们保护来保护去，反而把它们的栖息环境给保护丢了。”李中员认为，环境退化后，野象被迫走出林区觅食。
“以前，大象不敢出来吃，当时人有枪，对它有震慑。现在，大象知道人不伤害它了，就慢慢地敢到农田来采食。”陈明勇教授提到，大象性格的变化，也是导致人象冲突频发的原因之一，野象会觉得地里的庄稼都是自己的食物，可能还以为人跟它抢粮食，人到农田里耕作，它还要对人进行驱赶。
保护区外的象越来越多，专业的监测员仍比较紧缺。而郑璇的团队里，最高峰时期也只有8个人，整个普洱和西双版纳加起来，可能只有六七十个监测员。下一步，他们要给亚洲象戴上定位项圈，以便实时精准掌握象的行动轨迹。
西双版纳庙里的大象壁画。受访者供图
寻求人与象的和谐相处
人象冲突问题由来已久，并不是仅靠监测预警就可以解决的。
“当今世界各国的防象尝试中，没有单独哪一项措施是可以解决人象冲突问题的，我们需要多措并行。”李中员认为，缓解人象冲突的根本措施在于人象分离，让大象回到保护区、栖息地。
陈明勇也建议，要建立专门的亚洲象国家公园，类似大熊猫国家公园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但要根据亚洲象的需求进行改造，引导它们回到保护区。
栖息地的修复和改造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通过长时间不断的人为干预。李中员坦言，“在大象回到保护区以前，谁也不敢保证能解决人象冲突问题，但我们的目标是尽量地降低人员伤亡。”
欣慰的是，大部分居民似乎并没有把人象冲突的责任全推到大象身上。
在傣族、佤族这些土著民族的文化里，地球的诞生、人类的起源都和大象有关。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傣族居民依应叫表示，在西双版纳州，大象是一种神兽，街头常见大象塑像，寺庙的壁画里也会有大象的形象，“我们傣族男子爱纹身，以前老人会把大象形象纹在身上。”
西双版纳街头的大象塑像。伦敦动物学会中国协调员陈姝供图
而很早以前，当地少数民族部落、地方武装也有利用大象作战的传统，人和象有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大象，战斗能力就强，部落就可以被保住。”陈明勇表示，所以一直以来，傣族人信奉大象、也会为大象让路。大象来到寨子里或家里，傣族人会认为是神来光顾，是无上的光荣。
香烟箐村属于以汉族为主的村寨。村长冯广林认为，尽管大象确实造成了破坏，村民心里有一定的怨恨，但他们仍觉得，全中国只有上百头亚洲象，应该被保护，野象也是西双版纳的一种特色。
追象四年，郑璇对这群“庞然大物”更是有特殊感情，“我现在看这些大象就像是在幼儿园里看到小孩子一样，每天它们都无忧无虑的，吃吃农作物、也搞搞小破坏。”
亚洲野象。郑璇供图（使用无人机拍摄）
当大象从宗教故事和寺庙壁画中漫步到大街上和行人身旁，当热带丛林里的古老文明与现代社会的车水马龙相碰撞，矛盾难以避免。郑璇觉得，人和象之间的冲突，或许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继续存在着。
去年8月12日，世界大象日，郑璇在朋友圈里发布了一则视频。视频中，一头野象站在灌木丛中，向对面不远处、站在钢筋混凝土建筑旁的男子投掷了一根树枝，野象发出一声嘶吼。
郑璇配文称，希望大象和人类少些冲突，多些和谐相处。
新京报见习记者 彭冲 实习生 郭凯裕
编辑 左燕燕
校对 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