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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庆油田子弟求职记》发表后现在，我的手机响个不停，大多是家长打来的。

　　“我的孩子不进油田，难道你让他去北京找工作、打工吗?”他们在电话里对我怒吼，好像我才是那个不让他们子女回到大庆油田的人。

　　跟家长聊天像活在20年前

　　大庆油田的采访起初并不顺利。我在宾馆里度过了两天时间，只做了一件事——在QQ群里不停地劝说家长们接受采访。

　　“你真的是记者吗?你为什么会关心我们?做报道对你有什么好处?”

　　两天后，终于有家长愿意与我见面。但过程很神秘，一位叫李卫红(化名)的家长起初只愿意和我QQ联系。我们像地下党接头一样，在QQ上反复核实对方的衣着、相貌，中途她还换了一次接头地点。事后我才知道，在我们见面之前，李卫红还曾多次致电我所住酒店，查询我的信息并进行核实。

　　更有趣的是，她把我和在国家体育总局任职的同名同姓的司局级官员弄混了。“你看上去比照片里年轻不少，该不会是假的吧。”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在李卫红的帮助下，我采访了不下10个学生的家长，每个人都一样的紧张、警惕。他们并不相信外界的人、事，他们无法理解我们常说的价值观。

　　李卫红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父辈的旗帜难道要交给外人来扛吗?”

　　和家长们谈话时，我会有种错觉，像是自己在一部20年前的电视剧里一样。后来一些选择背离大庆的年轻人告诉我，他们也有同感。

　　家长们觉得外面的世界洪水猛兽。聊天的那段时间里，他们总会提起谁家孩子北漂失败、闯深圳被骗的故事。仿佛这就是一切。

　　谈话持续足足一天，不出意料，他们不愿意让我接触子女。

　　火爆的“招工辅导班”

　　我在大庆贴吧、QQ群以及大庆街头游荡时，“招工辅导班”这几个字总能不时出现在我眼前。贴吧里总会出现辅导班广告。家长们在群里议论着哪个班通过率更高，街头转角处总会有一家辅导班招牌挂在你头顶。

　　我决定以一个准备招工考试、“待业青年”的身份，进入辅导班，这样才能和真正的待业青年们打成一片。我的东北口音，并未引起老师丝毫怀疑。

　　试听了四家补习学校的课程，班级都很小，只能容20余人。教室里布置得像是一所二三流中学的高三教室，墙壁上贴满了通过招工考试的学生照片，黑板上方写着“我们必须考上!”的大字。

　　跟高三教室不同的是，这里基本没人听课。

　　打游戏、睡觉、看小说自不用提，还有人在用电话谈生意，讲放高利贷到底放几分利合适。

　　课间时，我和同学们站在走廊抽烟。

　　“哥们，你考几年了啊?”我一个个问过去。

　　大多是回答“别提了，老些年了。”

　　“考这玩意干啥，我是不想考了。”说这话的是高哲(化名)。

　　高哲从不听课，虽然已经考了好几年，但他也不在乎。家里对他唯一的要求是来辅导班，这样便可以和周围人交代“儿子还在准备招工”，而不是“丢人现眼”地在打工。

　　“留的”苦闷与“离的”希望

　　向高哲等人表明身份那天，我们几个“待业青年”约好了晚上一起去酒吧喝酒、跳舞。在他们眼里，我是高中毕业后在深圳打工数年，啥也没混出来被喊回家的“李飞”。我以前学过表演，还能强挤出了几滴眼泪，再骂了几句娘。

　　有人哭了，大家开始讲各自的故事。

　　喝高了的高哲搂着我，一个劲地说：“咱哥们有志气，不在油田，我们去闯一片天!”然后便哭了，“你说不去油田还能去哪?”

　　我没说话，扶着他走出了酒吧。我们坐在冰冷的水泥路肩上，望着远处发呆，那里只有一排排的采油机，大庆人称之为“磕头机”。

　　“操!”高哲对着“磕头机”怒吼。

　　那时候正是半夜，我不时翻看手机，在人人网和QQ上，寻找离开大庆想要寻找别样道路的年轻人。

　　“我绝对不会回到油田了。”这些“逃离”大庆的年青人开始和我联系，跟高哲的沮丧不同，他们的故事充满了希望。

　　“其实我是记者。”最后，我对高哲说。当时心里觉得有些对不住他，像是利用了他的感情。

　　“算了吧，算了吧。”他晃晃脑袋，打车走了。

　　也不知道“算了”的是我，还是他那停滞不前的命运。

　　新京报记者 邵世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