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新京报传媒研究公号(xjbcmyj)

  一位未曾谋面的艾滋病感染者

  高校艾滋病感染者调查源于一名未曾谋面的艾滋病感染者。

  他是田喜,河南新蔡县人——距离我老家很近的一个县城,因输血意外感染艾滋病,但田喜仍然坚持读大学,并为自己的感染一事奔波维权。最终,田喜因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判刑。

  在大学军训前,田喜向老师公开了自己的艾滋病感染者身份,后在老师联系下,搬离集体宿舍,独自住在昏暗的地下室。

  在地下室里,田喜靠着一部手机和外界联系。其实,所谓的外界不过是自己的父母。田喜曾有次给父母说过:“一个60岁的老人也没有我受的委屈多……你们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是在读大学时,无意中看到前南都记者马金瑜的报道《艾滋病感染者田喜的23年人生》,几次落泪。印象深刻,每到艾滋病日,总是会想起田喜田喜:“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去年艾滋病日当天,浏览图片新闻,无意中看到青岛一家媒体的图片报道《记录90后青岛艾滋病大学生的一天》。出于好奇,又检索了一些数据,才意识到高校艾滋病感染情况形势严峻。

  但我读书时,从未听说过周围有艾滋病感染者。

  当时,艾滋病日已过。由于一直念念不忘,今年十一月10号左右,我翻微博找资料,无意中看到田喜的微博:“为了我们每个人活得更有尊严,改变的希望在每个人身上,不是某个英雄。”

  我想了解这个群体的生活,并在12月1日艾滋病日当天推出报道。

  于是,我一边联系高校大学生感染者,一边向防艾NGO或者医院工作人员打听田喜的近况。大家都还记得“维权人士、艾滋病感染者田喜”,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仓促的采访

  青岛媒体刊发的《记录90后青岛艾滋病大学生的一天》更多从个体角度记录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者的心路历程,但并未展开呈现高校艾滋病感染者这一群体攀升的内外原因、感染者的生存状态以及高校性教育的现状。

  报道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做,但哪里去找采访对象呢?

  前期一直收获甚微,而这时距离计划的截稿日期还有整整两周。焦灼之下,我直奔一NGO负责人办公室,拿到了佑安医院爱心家园相关人员联系方式。

  佑安医院爱心家园的护士长福燕姐在听了我的想法后,说会帮我留意。后来我就接到了爱心家园志愿者的联系电话,说正在帮我联系采访对象。我第一次去爱心家园时,他们还热情的留我一起吃午饭。

  在等待佑安医院提供采访对象同时,又到处寻找、拜访北京防艾NGO。后终于断断续续找到几位采访对象,但有的采访对象并不太愿意再回忆往事。北京第一场大雪落下那天,在家鸡飞狗跳式工作了一天,两位很重要的采访对象仍然不愿意接受采访。晚上9点左右下楼去超市买东西,低头走在雪地里,想哭!

  我也只能尽量每天和对方保持联系,每天发短信、微信问候,也不敢说太多废话,担心引起对方反感。终于,在报道出来前几天,几位采访对象答应接受采访。

  报道出来后,收到很多反馈。我也一直在反思,报道本可以呈现得更好一些,但采访实在太仓促——真正联系到采访对象到成稿,并没有太多时间。希望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遗憾。

  声音与争议

  11月30日,报道出来当天,习惯性去新京报官方微博上看评论——想从评论中发现报道的纰漏。热火朝天的微博评论出乎我意料,其中有网友质疑报道本身涉嫌歧视男同性恋。

  我无心歧视或者标签化“男同”,报道中也无任何针对“男同”的道德审视。但报道之所以引起争议,也许是因为调查报道中出现的四位采访对象均为男性、且均因和男性发生性行为而感染,其中两位采访对象身份为男同。此外,最大的争议也许是标题中的“8成‘男同’”说法。

  在刚和医院和NGO接触时,就被告知“感染者多为男生,不少是男同。(这一点我在准备选题前的资料中也多次看到)”后来收到中国疾控中心提供的数据:“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感染者在性别上,男女比例为11:1,近两年男性同性传播比例均为82%。”

  医院或防艾组织帮助联系到的采访对象均为男性,单一性别的采访对象和稿子标题中的“8成男同”数据互为印证,反映了高校大学生感染者的实际情况。

  但也许我忽视了一点,“8成‘男同’”容易给人艾滋病等同于“男同”群体的印象。目前同性恋这一群体本身目前急切想要剔除身上的标签,渴望争取相应的权益。报道之所以出现争议,也许是男同问题在新闻报道领域的反弹。我想,如果调查报道中出现一位女大学生感染者的案例,或者强调一下“艾滋病只是因不完全的性行为感染”,或许能够更好地平衡这种争议。

  评论中也有网友对艾滋病感染者有不少负面评论。报道出来当天,有采访对象给我发来微信谈到这些议论,“觉得难过。”

  李维、默默、小张、浩然,他们都自认为不是坏孩子。“我确实是自己作的,如果真的可以洁身自好,懂一些安全知识就好了。我也受到了惩罚,如果不能接受我们,也不要再苛责我们了。”采访对象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李维说。

  温和、礼貌。20多岁的李维稚气未脱,带着眼镜,背着双肩包。11月24日上午9点半左右,我在报社四楼电梯旁第一次见到李维——他为了不迟到,一大早冒着寒意出门,提前半小时到了报社。

  距离收到确诊报告已大半年了,李维一直在努力调整自己。

  收到确诊报告当天夜里,李维开通了一个小号微博,鼓励自己。和很多艾滋病感染者以A开头不同,李维没有加A,因为不想被标签化。在微博中,李维分享艾滋病方面相关知识和医疗进展,关注艾滋病感染者的就业、就医等权利。在日常生活中,李维尽量将自己忙碌起来,忽视自己感染者的身份:“只有在吃药时,我才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感染者。”

  和李维一样,报道中出现的大部分采访对象隐匿在人群,不曾放弃对更好生活的渴望。每次听他们说起自己的处境和处境中的坚持,都心存敬意——在这样的处境中,这种对生活的诚意是人的尊严所在。

  北京第一场大雪落下时,李维给我发来微信:“雪很大,没有遮拦,很肆意。”

  作者:侯润芳 新京报社会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