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教育部邀请11位代表走进教育部，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工作发表意见和建议。这11位代表中，有教师，有学生，有家长，有学者。其中，多次在媒体上发表教育文章的学者杨东平、熊丙奇，也获邀走进了教育部。
在最后一次面对公众的座谈会上，他们提出了哪些意见？我们邀请熊丙奇与杨东平教授撰写文章，讲述在那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概要。
4月8日，教育部邀请11位代表走进教育部，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工作发表意见和建议。其中，多次在媒体上发表教育文章的学者熊丙奇、杨东平，也获邀走进了教育部。这是“开门立法”精神的延续。在最后一次面对公众的座谈会上，他们提出了哪些问题？我们邀请熊丙奇与杨东平教授撰写文章，讲述在那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概要。
应当突出体制改革优先
体制改革的内容应当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否则，仅仅提出一个抽象的目标，佷容易停留在文件上。
在教育部4月8日的座谈会上，我的发言主要涉及几个问题。
一个是目前的《规划纲要》文本已经具有很好的基础，在教育改革方面有许多新的提法、许多亮点，有些甚至超过了原先的预期。其中一大亮点，是采取公开决策，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教育改革的热情，是教育决策公开化、民主化的有益尝试。
当然，正因为是第一次尝试，还有值得总结、改善之处。去年2月、今年2月各公开一个月征求意见，大致是一种开闸放水、泄洪的方式，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其实很难有效地处理200多万条各种意见。
公众参与教育改革的热情是与决策公开的程度成正比的，在两次公开之间，有很长一段时间，《规划纲要》的制定悄无声息，甚至神秘莫测，公众的热情就冷却下来。
《规划纲要》中已经提出了成立“教育咨询委员会”、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性的目标，在下一轮修改过程中，应当围绕这一制度的建设，使公开决策的做法制度化、常态化，建立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机制。
二是，《规划纲要》的进一步修订，应当解决那些当决未决的问题。例如，目前的文本确立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在2012年达到4%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目标；作为一个中长期规划，却没有确立中期和长期的目标，即到2015年、2020年的教育经费目标。这并不是没有关注，而是因为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就回避、不写，显然不是正确的方式。
又如学前教育政策如何确定，政府究竟应当承担多大责任，也是因为意见分歧而语焉不详。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正因为有不同意见，才需要公开讨论，让不同的利益群体浮出水面，通过讨论来辨明是非、澄清观点，形成共识，从而建立教育改革的信心。
对于经费问题，作为一种方法论，也许可以考虑采取一种更具有操作性的弹性的目标，即确定一个区间，而非一个绝对值。例如，到202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为4.5%~5%，有一个上限和下限。事实上，如果2012年达到4%，此后就按不优先发展的常规速度，每年增加0.1个百分点，并不难实现这一目标。
另外，由于各地发展差距之大，一些发展性指标也不宜搞“一刀切”的全国统一标准。例如学前教育的普及年限，可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确定，现在一些发达地区已经普及12年教育了。
还有，《规划纲要》文本的修改，以及今后的贯彻落实，应当突出体制改革优先的思路。事实上，无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还是培养创造型人才，背后都是一个体制问题，抓住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才能纲举目张；文本也才能“瘦身”，可以减少那些常规性、工作性的内容，而突出改革性的内容。
而且，体制改革的内容应当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不知下一步是否还要制定《实施细则》，或者结合“十二五”规划制定，确定明晰的任务、路径、阶段性目标。否则，仅仅提出一个抽象的目标，很容易停留在文件上，如我们很多的文件规定那样。
对此问题，比较重要的，是建立行政问责制。例如解决择校问题，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义务教育法》、政府的文件规定得非常明确，关键是地方政府没有依法行政，因为没有问责制。建立相对独立的督导制度也十分重要，否则，我们的许多基本信息是不真实的。
最后，在实际中启动制度创新，要允许改革、鼓励试点，许多变革需要通过自下而上的试点和实践。但是，也有一些能够看得准的问题，要大胆地改，旗帜鲜明地倡导、鼓励、推广。例如在小学实行五分制评价，取消百分制，将小学生从严酷的分数竞争中解放出来。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这种等级评分制，我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长期实行这一制度，是完全行之有效的，应当强有力地推行这一改革。
协调国家教改和地方教改
国家教改最终要落实，需由地方推进。但是，在教育改革上，有的地方比国家版还保守，比如教育去行政化改革方面。
这就不免让人担心，国家版教改在推进时，要受到具体现实的限制，协调国家教改和地方教改是一个难题。
4月8日下午，作为11位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要》）提出过宝贵意见的社会各界代表（教育部官员语）之一，我参加了在教育部举办的座谈会。会后，一位媒体朋友问我，这是你多年写教育评论之后第一次进教育部大门吧？我说是的。
参加这样的座谈会，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当然，出乎意料的程度，没有那位农村小学教师大，当初他接到教育部的电话时，学校的全体老师聚在一起商议，一半以上认为来电话的人是骗子———毕竟，在2月28日到3月28日这一个月时间中，我针对规划纲要写了近30篇评论，涉及义务教育年限延长、4%教育投入比例、高考制度改革、教育去行政化、改革教改模式等问题，对纲要的文本有“不少”意见，有的直指教育行政部门，如此批评能获得邀请是“意料之外”；但是，如果规划纲要征求意见是“动真格”的，也就应当重视各方的意见，所以也可以看做是“意料之中”。
在座谈会上，当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希望每位参加座谈者，针对纲要的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再次建言时，我也就进一步建言了四个方面：
其一，怎样修改完善《规划纲要》？
在《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结束时，教育部表示，要逐条梳理所有意见，采纳其中的合理意见。这一表态，并没有打消大家的疑虑，哪些意见合理被采纳，哪些意见不合理不被采纳？这由谁说了算？
比如，很多建议关注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那么，这究竟合理不合理，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还比如，对于2012年财政性教育投入达GDP4%的规定，不少人认为《规划纲要》不能只管到2012年，而应该对2020年的教育投入做明确的规定，那么，这由谁来决断？
我的建议是，在不能根本调整教改模式的情况下，有必要设立相对独立的专家组，对意见进行梳理，提出合理与不合理的建议，专家组将梳理的结果提交给教育行政部门，同时提交给媒体，让媒体报道、讨论，这就让公众明确知道意见被采纳的过程，而且，这也是进一步对教改进行宣传和动员的过程。（对此建议，后来发言的搜狐网教育主编和杨东平老师都在发言中表示赞同，搜狐教育主编进一步演绎，说应在媒体上就一些意见集中的改革事项，再公开讨论）
其二，怎样处理国家教改和地方教改的关系？
国家教改最终要落实，需由地方推进。在国家教改《规划纲要》结束征求意见的第二天，上海公布了第一份地方版教改《规划纲要》。作为我国教育的发达地区，上海地方版教改《规划纲要》在教育发展目标方面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比如学前教育普及率，学习型社会构建。但是，在教育改革上，却亮点不多，有的地方比国家版还保守，比如教育去行政化改革方面。
这就不免让人担心，国家版教改在推进时，要受到具体现实的限制。为此，有必要明确国家教育综合改革领导小组的作用———协调国家教改和地方教改，同时，破除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阻力。
其三，怎样切实转变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思维和工作方式？
在大家热烈讨论国家教改时，我们注意到，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还在出台荒唐的规定，比如，前不久长沙教育局发通知，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加强安全管理，通知强调：“要及时掌握了解学校及周边不稳定不安全因素，特别是对校园周边精神病人、失意、失败等群体要高度关注。”
学校怎样去及时掌握周边不稳定不安全因素？这是学校的职责范围内的事吗？在行政部门的这般要求下，教育怎样回归教育本位？（对于这个例子，我注意到，坐在对面的几位教育部官员也露出无奈的表情）
教育行政部门的这种做法，只能消解大家对教改的信心。依法治教是教育管理中存在的很大问题，很多时候，教育行政部门并不依法治教，导致很多很好的规定并没有得到落实。
其四，怎样调动一线教师和学生参与教改的积极性？
我曾写了一篇稿子，教改的两热两冷，说的是一线教师和学生对教改并不特别关心，主要原因是，有的教师和学生不相信会真改，还反问我“你觉得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真会被取消吗”？
还有就是担心意见提了也白题，没有畅达的意见表达渠道，更多的中学教师要求学生不要去理睬什么考试改革，头等大事还是考出好分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硕士生于纪雷在随后发言中，以他身边同学的例子，说明周围同学确实不太关心教改）
这种状态，不利于教改的推进，建议在教改推进中，应多发挥一线教师、学生的作用，让他们成为教改的主导力量，而不是“被改革”。
■ 教改纲要大事记
●2008年8月，《规划纲要》研究制定工作正式启动。
●2009年1月7日，《规划纲要》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09年2月6日，教育部召开2009年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希望社会各界围绕4个方面、20个问题出主意、想办法。
●2009年2月底，《规划纲要》第一轮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结束。
●2010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温家宝总理就《规划纲要》连续5次召开座谈会征集意见。
●2010年2月28日，《规划纲要》第二次向公众征求意见。
●2010年4月1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规划纲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