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红丝带学校学生在做课间操 图片/视觉中国

　　今年高考，将因为这16位考生的参与，而拥有不一样的意义。

　　据媒体报道，我国目前唯一的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将迎来中国首个艾滋病感染者独立高考考场。临汾红丝带学校高中班的16名毕业生，将在该校设立的标准化考场单独进行高考。

　　高考，是一项基本的教育权利，不可因身体的残疾或疾病而失去。现在，艾滋病感染者“成建制”地走入高考考场，是对其高考权利的保障。

　　回顾这些年，高考迎来了很多“首个”——

　　2002年，盲人李金生被批准参加高等教育自助考试，成为了河南第一位参加自考的盲人。

　　2008年，新修订的《残疾人保障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国家举办的各类升学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任职考试，有盲人参加的，应当为盲人提供盲文试卷、电子试卷或者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

　　2014年3月底，教育部在年度招生工作文件中首次提出要为盲人考生参加考试提供便利;当年6月，中国出现了第一张盲文高考试卷，李金生成了中国第一位参考高考的盲人考生。

　　2015年5月，教育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印发规定，对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平等机会和合理便利做出明确规定。这是我国首个国家层面印发的“残疾人高考”文件。

　　2015年6月7日、8日，我国盲人首次大范围参加普通高考，有8个省份专门为盲生提供了盲文试卷。当年，有多人取得较好的高考成绩，多人被各地高校录取。

　　▲2014年12月26日，遭“200名村民联名驱逐”的四川南充艾滋男童坤坤进入当地某小学就读。

　　我们期待，这样的“首个”可以越来越多，这既是权利的兑现，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

　　但这些艾滋病感染者实现了高考的权利，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需要逐一解决后续问题。比如，在录取环节，大学会不会拒绝和排斥他们?他们如何开始大学的生活?毕业后走入职场呢?仍然存在太多的未知。这就需要相应高校和企业单位在录取、上学、就业各环节的个人信息保密做好对接。

　　正如临汾红丝带学校的一名学生在公开信里写道，“离高考越近，我的心揪得越紧，总有许许多多的困惑在不时缠绕着我。不知道大学的大门能不能向我敞开，不知道大学的老师是否能像正常学生那样接纳我，我不知道大学的同学愿不愿意与我同桌学习，同室生活……”参加高考只是把应有的权利还给他们，如何让这个权利链条连贯起来，让他们可以持续获得常人的生活体验，才是关键。

　　此外，单独设立考场固然是不小的突破，但也存在现实的无奈。据新京报记者采访到的最新回应，临汾红丝带学校校长郭小平表示，设立单独考场意在让考生在熟悉的环境中进行高考，为了保证考生更好地发挥。“担心如果这些学生和其他考生在一起考试，可能会引起其他学生和家长的抗议。”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上的恐艾心理依然存在。

　　早在多年前，姚明和埃尔文·约翰逊的艾滋病公益广告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和艾滋病感染者一起正常的生活。艾滋病感染者和其他考生在同一考场高考，不会传染。前提是考试部门依法为相关考生的信息保密。

　　从更广的维度来说，无论是如何不健全的人，无论命运的吻痕留在身体上、心理上、智力上，他(她)都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无差别的我们的一分子。命运为他们关上了一道门，我们不能再关上一扇窗，而是尽可能地帮他们打开，那本就属于他们的那一扇扇窗。

　　文/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