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片】
不管是西游式的青春怀旧，还是水浒式的现实愤懑，在题材上并无高下之分。《悟空传》的不足，并不在于它是否遵循原著，而在于它的故事和象征意义之间，并未建立起有效的逻辑。
小说《悟空传》里，主角的叛逆是出自天性
距离2000年，今何在首次网络连载发表《悟空传》以来，时间已倏忽过去十七年。这部一经发表即获无数网友追捧，赢得无数奖项的玄幻青春小说，在多年积誉沉淀下，几乎坐稳了八零九零后青年“青春圣经”的宝座。对于许多曾经在少年时代捧读《悟空传》，在悟空、金蝉子等角色身上共鸣青春期的叛逆和迷惘的八零九零后而言，2017年《悟空传》大电影的上映，不只是一次IP的消费，更是一场对失去的青春叛逆年代的纪念仪式。
影片的制作者显然也清晰认识到受众的情怀所在，尽管电影情节对原著的改编几乎到了全盘推翻重写的程度，影片最后，依然用硕大的墨字打上了小说中曾经最为脍炙人口的“中二”宣言：“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住我心；要那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
用这句经典台词来总结《悟空传》小说的核心精神，自然是十分精辟的；但这句话附赘在《悟空传》电影最后，却显得相当突兀，暴露出制作者为了讨好小说原著粉丝，而强行无视了电影叙事的自洽性。造成这种突兀感的原因，是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过程中，主角“叛逆”动机的转变。
十七年前的小说《悟空传》里，悟空反上天庭、大闹天宫的动机，基本遵循了吴承恩《西游记》的记载——叛逆只是因为悟空生性自由，不服天庭管束。小说里的悟空宣称“生我者天地，谁也没资格管俺老孙生死，管他是阎王老子还是玉皇大帝！”因此，他才勾销生死簿，反出蟠桃园；即使在西游路上，被压抑的顽心继续化为“六耳猕猴”破坏西游。悟空崇尚的这种自由是绝对自由，无关任何道德责任。和悟空相互辉映的另一主角金蝉子，也就是那句“要那诸佛烟消云散”宣言的真正发言者，同样是因为拥有强大的自我意识，才会质疑佛祖的佛法，甘愿离开天界堕入红尘。
电影强行用“水浒模式”改编“成长寓言”
《悟空传》小说里用诗意的笔触，对悟空、金蝉子等人挣扎在自由放荡和无奈归顺之间的心理描写，就像是一则青春期少年的心灵寓言。正如书中所言：“也许每个人出生时都以为这天地是为他一个人而存在的，当他发现自己错的时候，他便开始长大了。”悟空和金蝉子等人被天庭降服的过程，就是一个人从童年期的自我全能幻想中惊醒，痛苦地收起棱角、接纳社会规训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所谓成长。《悟空传》小说，是作者今何在站在青春的尾巴上，对失落的青春理想和自由精神奏出的一曲挽歌。
但是十七年后的《悟空传》电影，悟空和其他人物的叛逆动机，不再明确地指向少年的幻想和强大的自我意识。小说里，悟空从勾销生死簿开始，主动用自由精神挑战天地规则；而电影里，悟空则是被动遭遇天命的压迫：他被“天机仪”这个命运掌控系统定义为“魔”，连累花果山遭遇天庭屠戮，才开始在整个故事中展开复仇。他不是要主动捅上天去，而是因为“天要压我，我劈开这天；地要挡我，我踏碎这地”。
电影讲述的不再是一个崇尚绝对自由的少年，遭遇社会规则壁垒后“心猿闹天宫”的成长寓言，更像是一则个人被社会不公所压榨，被迫反抗的具体故事。这种用“水浒传模式”对“西游记模式”的篡改，更鲜明地体现在天蓬、杨戬、卷帘之类仙人身上——他们显然并不是未脱“中二”脾性的叛逆少年，甚至在一开始就是天庭规约的合作者。直到他们遭遇天庭治下的残忍和不公，目睹“官二代”巨灵公子的欺凌弱小、花果山无辜村民被戮，最终在亲见自己所爱之人被杀之后，才和悟空一起走上复仇之路。
故事和象征意义之间缺乏有效逻辑
和这种改变相伴随的，是“天命”形态的变化。小说里，今何在对笼罩主角的玄妙的“天命”，给出的是打禅机式的似是而非的空灵描写。主角们是在反抗天庭，同时也是在对话一种普世哲学层面上的宿命的悲剧。而电影中的“天命”，具象为“掌握世界万物命运”的“天机仪”，更落实在“上圣天尊”这个反派身上。“上圣天尊”最后暴露出，她言必称天命，仅仅是假借维护天地秩序的名义去提升自身的权力。
如果说，小说里的天命，还只是少年视野中影影绰绰、来源不明的社会压力，以及一种认清成长宿命的悲叹；电影里的天命，则带出了一种指向社会秩序和权威压迫的具体的愤懑和不平。从对绝对自由的缅怀，转向对社会正义的呼唤；从一种少年特有的空灵，变成了一种青中年沾染现实烟火气的沧桑。这显然不止是创作者自身情感结构的转变，同样是八零九零后——曾经的少年，今日的社会中流砥柱们——要共同经历的一次心灵嬗变。
不管是西游式的青春怀旧，还是水浒式的现实愤懑，在题材上并无高下之分。《悟空传》的不足，并不在于它是否遵循原著，而在于它的故事和象征意义之间，并未建立起有效的逻辑。《悟空传》电影在对具体天命的针砭和反抗之后，依然回到了小说的宿命论:一切都不会变化。电影不能自圆其说，所以观众也不明白悟空们要反抗的天命谎言究竟是什么、怎样避免从一个谎言到另一个谎言的历史循环，就像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模棱两可的起点。
□罗往烟（北大中文系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