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为汤兰兰，图片来自澎湃新闻

　　这两天“汤兰兰被性侵”案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2008年10月，当时年仅14岁的汤兰兰向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警方写了一封举报信，称其从7岁开始被父亲、爷爷、叔叔、姑父、老师、村主任、乡邻等十余人强奸、轮奸。最终11人获刑，罪涉强奸罪、嫖宿幼女罪，其父母还被判强迫卖淫罪。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因为主要证据的缺乏，使案件显得如此模糊、暖昧和诡异，特别是此案严重缺乏足以认证犯罪事实的物证，主要是依赖于受害人指控。

　　目前，众多被告人都在申诉喊冤，1月30日最高检两位工作人员约见了该案律师及两位当事人。

　　众所周知，对于未成年人的性侵，特别是对幼女的性侵，很多是熟人作案，犯罪具有长期性和隐蔽性等特征，取证、调查工作的难度很大。

　　但是，“无罪推定”是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为保护未成年人也不能在证据标准上打折扣。汤兰兰指控了这么多人，对她实施强奸轮奸，证据在哪里?

　　一般来说，对于幼女强奸案件客观证据主要有：法医鉴定(有处女膜是否破裂的检查和精液鉴定证据)，还有撕扯过的衣服、身体抓痕等;如果是熟人作案，时代较久的话，也可能拿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隐私部位及特别特征的描述，作为客观证据，以形成完整证据链。

　　▲汤兰兰交给当地警方的举报信。图片来自澎湃新闻

　　但遗憾的是，报道显示，本案中很多对案件的指控都非常模糊，笼统。比如只能说是发案时间确定为“二零零几年春(夏、秋、冬)的一天”，两名被告甚至是“零口供”，但是法院仍以“被害人指控、同案人供述相互印证”定罪。

　　《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特别是作为本案定罪客观证据的汤兰兰“怀孕”B超单，也出现阴阳两份——标明“王兰兰”、年龄“17岁”的两份B超单，为同一天做出，检查医师是同一人。而结果却截然相反：一个显示怀孕，一个显示没怀孕。这是怎么回事?

　　还需追问的是，在这起离奇的未成年少女举报父亲、爷爷等强奸自己的案件中，汤兰兰的所谓“干爸”“干妈”到底起的什么作用?

　　从一开始，汤兰兰写举报信就明说“为了能让我干妈、干爸为我申冤”，当地警方的询问笔录作为“监护人”签名的也是干妈李忠云;带其做流产手术，留下阴阳两份B超单的还是“干妈”。

　　“干妈”在这起案件中起的作用，如此之大?当地警方有没有认真详细询问过“干妈”，并固定为客观证据?

　　▲当地派出所提供的汤玉(汤兰兰)户籍信息。图片来自澎湃新闻

　　值得关注的是，被判决载入的法医鉴定意见为汤兰兰“有过多次性行为”，“不能排除有妊娠后流产、引产史”。

　　如果这份鉴定意见是没有问题的，对于当时只有14岁的汤兰兰来说，她肯定是有被性侵的(而且很可能是在她不满14周岁)，但性侵者是谁?有没有后来指控的那么多?或者说，有没有谁在利用她的受害者身份搞敲诈、诬陷?

　　这起牵涉到11人获刑，甚至汤兰兰爷爷背着强奸孙女的恶名死在牢狱中的案件，不应该在一片证据模糊中走完司法程序。

　　针对幼女的奸淫案，必须将实施兽行者绳之以法，但是前提是要把案子办成铁案，要坐实客观证据。

　　眼下，一方面是要找到已经改了名、迁了户口的汤兰兰，另外有必要让本案重新进入司法程序，诊断此前的审判是否存在问题。

　　韩国电影《素媛》让我们认识性侵幼女的危害之大，另一部丹麦电影《狩猎》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办理涉及性侵幼女的案件，必须坐实证据，否则的话也会酿成人间悲剧。

　　文 | 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