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1978：让现实告诉未来

　　

　　1964年我由上海支边到新疆，那个时候，了解的仅仅是新疆的地理地貌、气候。1978年以后，经过大学的学习工作，我成了一个了解新疆民族与宗教的研究者。

　　我出生于1948年的上海，是一个“赶了个旧社会尾巴的人”。父亲对我说，在解放上海的日子里，为了我们母子平安，他在我们住的房子里挖了一个大坑，让我母亲一听到打炮的声音就抱着我躲进去。

　　196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动员上海青年支边。大喇叭反复播放《边疆处处赛江南》、《送你一束沙枣花》等歌曲，把我们的心扇热了。我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机会，义无反顾地报名来到新疆，在兵团当了农工，当时叫“军垦战士”。

　　在农场，我喂过猪、放过羊、种过田、扛过枪，还当过农场演出队的编剧。1976年，我被三团第三中学的郭世綖校长看上，当上了他们学校的高中文科老师，教政治、语文、地理、历史。要知道当时我的学历仅仅是一个初中生，郭校长不拘一格用人才。这就是在兵团才可能有的特例，我至今仍感激郭校长和兵团。

　　1977年恢复高考，我报了名。团长知道了找我谈话，让我不要参加考试。他说：“你是高中老师，如果你考不上，今后怎么当老师。”我不知道现在还会有哪个领导会这样设身处地来做思想工作。这句话让我退缩了。是啊！当老师在农场算好工作。当时我结婚了，妻子也怀孕了，我不能丢掉这份工作。听了团长的话，我没有参加考试。

　　可是，我总是心有不甘。参加高考虽然有风险，但是，它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我想来想去，决心赶这趟末班车，考一下试试，不行就下大田劳动。

　　大学改变了我

　　天佑我也。1978年初，我写了一篇散文《每当想起敬爱的周总理》（后来竟成了1978年新疆高考的作文题目）。我记得很清楚，当年4月11日下午，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少儿节目广播了我的文章。

　　那一年，我和我的学生一起进了考场参加考试。考试以后，我们这些在农场的考生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能不能被录取。等通知的那段日子，时间变得很漫长。

　　农场中学每到农忙季节都要带学生到连队参加劳动。我是带着学生在连队拾棉花。我每天都在盼邮递员来地头送信，希望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不知等了多少天，连队的棉花都快叫我们拾完了。一天下午，连队喇叭通知我回学校，果然是通知书到了，一看是新疆大学中文系录取了我。

　　大学改变了我。我至今认为上不上大学肯定不一样。我在大学里感受到一种氛围，体会到一种精神。莘莘学子是被熏陶出来、被涵养出来的。我的人格的造就、研究思路的形成都得益于我的大学生活。

　　1978年，虽然我们仅仅争取到两年的学习时间。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毕业以后被留校了。我不仅完整地修完了全部本科课程，而且写出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我成为一名新疆大学中文系的民间文学专业的助教，开始了我对新疆民族民间文艺的研究生涯。

　　我成了一个新疆民族与宗教的研究者

　　1964年我由上海支边到新疆，在兵团农场生活工作了十五年，那个时候，了解的仅仅是新疆的地理地貌、气候，并不熟悉新疆的民族和宗教。1978年以后，经过大学的学习工作，尤其是专业方向的熏陶，我成为了一个比较理性地了解新疆民族与宗教的研究者。

　　记得1992年，我所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研室，申请到国家“八五”重点课题“新疆民族关系研究”。我和我的同事，还有来自新疆其他高校的老师一起，走遍了新疆。在地州县乡，我们和当地少数民族老乡吃住在一起，在乡亲们的庭院里、炕头上和他们谈心、提问。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我们完成了这个课题，并出版了我们的研究成果《新疆民族关系研究》。

　　如今，我还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也从未放弃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当前，新疆各民族间的融合程度高于历史上任何时代，而随之也产生了一些问题。能否通过宏观调控手段的平抑，以保持各民族社会心理的平衡，也即我们常说的新疆社会稳定、各民族共同繁荣，而这是我们必须为之努力久久为功的目标。我为此奋进着。

　　□茆永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原副巡视员、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