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

　　对于一个在辅警干预下仍遭受不法侵害、身负刀伤的行为人，即便夺过了对方的凶器，在十几秒的冲突时间里，又如何理性地辨识和判断，危险状态已经解除？

　　昆山反杀案尘埃方才落定，发生在黑龙江佳木斯富锦市的另一起“反杀案”引起关注。

　　2017年4月6日，在黑龙江富锦市交警大队事故中队的走廊里，黄海龙和冯思铖为各自亲友的交通事故协商，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口角，冯思铖掏出随身携带的尖刀将黄海龙腹部刺伤，黄海龙抢下尖刀后将冯思铖刺伤，致其当场死亡。

　　2018年4月，富锦市法院对辩护人关于黄海龙属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一审判决黄海龙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黄海龙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案件二审开庭时，反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成为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

　　当地司法机关对黄海龙的一审判决，其实已经有所“宽宥”。根据刑法规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考虑到黄海龙在案发后拨打“110”的自首情节，主动赔偿对方损失，得到受害人亲属谅解，所以在法定刑格下减轻量刑，只判了6年有期徒刑。

　　根据刑法规定，正当防卫的成立，需要同时满足起因条件、时间条件、主观条件、对象条件和限度条件。如果不法侵害已经结束，“时间条件”消失，行为人的反击就应当被视为独立的加害行为，需要依法承担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就该案而言，正当防卫能否成立，关键是看，黄海龙刺出致命一刀时，不法侵害是不是已经结束。

　　在公诉人看来，黄海龙夺刀后，现场多人拉架，冯思铖已不具备侵害能力，不法侵害到此为止。但拉架能否阻断不法侵害，还得看具体情况。

　　在这起“反杀案”中，“两人的双手都处于自由状态，可以击打对方”，意味着不法侵害仍有可能。对于一个在辅警干预下仍遭受不法侵害、身负刀伤的行为人，即便夺过了对方的凶器，在十几秒的冲突时间里，又如何理性地辨识和判断，危险状态已经解除？

　　事实上，就连受害者家属在《刑事谅解书》中也认为，黄海龙具备防卫情节，应当按照正当防卫来对黄海龙确定刑事责任，并“恳请人民法院对黄海龙给予最轻的处罚，判决黄海龙无罪或者缓刑我们也没有异议”。

　　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演进，用国家力量制止和惩治犯罪，固然是现代法治文明的体现，但不法侵害的突发性和危害性决定了，并不能一概排除公民自救。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设计，初衷正是让公民能够对抗不法侵害、维护自身安全，这也是一项不容剥夺的天然权利。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公民自救动辄得咎，如何对抗罪恶、保存自身？司法认定过于拘谨，不仅消解了立法善意，更是对不法行为的纵容，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从于欢案的改判“从轻”，到昆山“反杀案”的撤案处理，再到最高法表态将适时出台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处罚原则和见义勇为相关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鼓励正当防卫，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已经勾勒出一条回归正当防卫立法初衷的司法路径。这起沸沸扬扬的新“反杀案”，能否秉持立法精神，做出契合公众普遍认知的判决，考验着司法的定力。

　　□欧阳晨雨（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