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据新华社报道，2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表示，将联合有关部门积极推动把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查询，设置为教师资格申请和教职工招聘的前置程序，促进预防性侵害制度落实。他表示，“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是为了更好落实从业禁止的法律规定，有效预防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从设立专门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第九检察厅，再到推动性侵犯罪信息查询成为教师从业前置程序，2019年以来，最高检在未成年人犯罪防控和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上频频出拳，这也有助于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推上新台阶。

这些动作颇具现实针对性：从“庆阳女生疑似被班主任性骚扰跳楼自杀”，到尚在调查的“陕西女生初中被老师性侵想断绝关系被殴打”，这些年来，因对当事人巨大的身心伤害和恶劣的社会影响，“未成年人被性侵”事件每每曝出，就刺痛了公众神经。

纵观此类事件，“重犯率高、熟人作案”是比较常见的特点。而在“熟人”中，“教师”这一角色对未成年人的生活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鉴于此，避免有性侵违法犯罪前科的人员从事教师这一职业，推动性侵犯罪信息查询成为教师从业前置程序，也就不可或缺。

针对这项工作，地方层面已有上海、浙江慈溪、江苏淮安等地做出了一系列实践动作，如建立黑名单信息库，收集有前科人员的相关信息，在教育机构或者其他从事未成年人服务的单位进行人员招聘时，首先把上了黑名单信息库的人员排除出去，从根源上断绝他们在特定工作岗位上接触未成年人的机会。

而最高检“让性侵犯罪信息查询成为教师从业前置程序”的此番动作，为进一步落实相关法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和机制，也是对现有法律规定落地的有益践行。  

《教师资格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教师，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性侵未成年学生亦属于“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之列，当然应该及时被撤销资格、清除出教师队伍。

但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时常出现性侵案件后，因处理不及时或不到位，导致相关前科教师得以逍遥法外，将魔手伸向其他不知情的未成年学生、继续“害良”的后果。

因此，依法依规实施强制入职审查及从业禁止制度，将性侵预防关口前移，能防患于未然，或从源头上较为有效减少在校未成年人被前科教师性侵的风险。这也符合现有的法治精神，《教师资格条例》第十六条明确，“在接到公民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后，应当对申请人的条件进行审查”。

在部分发达国家，也不乏针对性犯罪人的强制入职审查及从业禁止机制。以美国阿拉斯加州为例，性犯罪人之指纹、社会保障号码、预期住址变更、罪后治疗等信息将予以保密，但是其姓名、别名、照片、驾照号码、机动车识别号码、就业地点、出生日期、罪行、定罪地点及日期、刑期及行刑条件皆事无巨细，信息置于互联网，供民众随时查询。

当然，就最高检推动的举措看，在入职审查及从业禁止相关机制具体落地时，可能会陆续面临一些棘手的法律和技术性问题，比如证据准入、强制报告、听证适用，隐私权与公众知悉权界限，教师申诉机制及程序，信息查询启动、封存等。对这些具体问题逐一对症下药，将极大地保护未成年学生免受性侵前科教师的“荼毒”，减少在校教师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性侵不法行为。

荀子曰，“害良曰贼”。未成年人风华正茂，竭尽所能保护他们茁壮成长，是社会任何时候都不可懈怠之重任。推动我国未成年人性侵预防向精细化、法治化继续迈进，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也期待涉儿童保护的制度设计，以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为镜，在现有机制基础上更进一步。 

□张鸿巍(暨南大学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 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 陈静    校对 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