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来源：视觉中国
10月3日，新京报特别报道系列“香江漫记”给了重庆大厦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特写镜头”，不由得唤醒了我久远的回忆。
2004年国庆期间，我从非洲贝宁的科托努飞往香港办事，但当时香港正在举办一次重要的会展活动，酒店全部客满。当时尚不流行网上预订，焦急的我到处打电话。一个朋友推荐了一家位于重庆大厦内的“背包酒店”。
第二天我又一个人逛了重庆大厦。传说因为抗战胜利的关系，1961年落成时定名为“重庆大厦”，但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早在抗战前这里就有一座专卖大陆“水货”的“重庆市场”，大厦也由此得名。
落成之初，位于香港尖沙咀市中心的重庆大厦是一座典型的商住楼，住户绝大多数是本地华裔业主，商铺也和“左邻右舍”没太多分别。但很快，这里拜当时蓬勃发展的香港制造业和“水货业”所赐，成为非洲、南亚裔聚集且自给自足的“小联合国”。
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马修斯（Gordon Mathews）花费四年时间专门考察这座大厦，据说在大厦内晤谈过逾120个国家的租客。2007年5月，专题报道过马修斯考察的《时代》杂志，曾将重庆大厦评为“亚洲最具全球一体化特色的地方”。
朋友告诉我，重庆大厦曾是香港“青春的见证”：这里最初的外籍住客，是来这里打工和做小本生意的南亚、非洲籍穷人。他们的活跃，折射出上世纪60-80年代香港工业繁荣期“乱忙”的景象。大厦低廉的租金让这些做着“香港梦”的外国人得以较体面地栖身，而围绕着他们兴起的五行八作，又让大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小异域”氛围，“自成一统”。重庆大厦和香港二战后“同步起家”，见证并真正参与了“年轻时代”香港从渔村到工业化大都市的“第一次成长”。
当我探访那里时，香港的支柱产业不再是制造业，而“升格”为服务业和旅游业，重庆大厦也“与时俱进”，从“水货中心”、“外劳乐园”，演变成名噪一时、不乏神秘色彩的“廉价旅社集散地”。
香港是一座自由港，任何过路客只要有护照，有去程机票，就可合法地在这里待上若干天。但香港又是个“居大不易”的生活水准高昂之地，倘尖沙咀只有朗廷、九龙香格里拉、千禧新世界，没有重庆大厦里那上百座大大小小的廉价“大车店”，方寸之地的旅游业，恐未必能承载来自世界各国、不同阶层和收入的“衣食父母”。
作为最富有香港文化特色的地标之一，重庆大厦宛如一个平素不引人瞩目、却须臾不曾或离的存在，静悄悄地立在通衢广厦间，陪着香港从过去走向未来。
□陶短房（专栏作家）
编辑 井彩霞 校对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