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左到右分别为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

北京时间10月14日下午5点45分，201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名单揭晓。最终折桂的是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他们得奖的理由是，“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有非凡的贡献。

这里面，埃斯特•迪弗洛教授是继我的学术导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之后，第二位获得诺奖女性的经济学家，这难能可贵。

三位获奖教授创造多项纪录

这三位得奖教授有很多共同点：首先，都是美国经济学家，且都在美国的学术之都波士顿，其中两位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一位在哈佛大学工作。

其次，都非常年轻。女教授迪弗洛最为年轻，还不到47周岁。其他两位一位58岁，一位55岁。历史上，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年轻的得主是肯尼斯•阿罗，他获奖的时候才51岁，大部分学者获奖时都已是八十岁以上的高龄了。我的学术导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得奖时，也已经76岁了。现在迪弗洛教授刷新了纪录。

还有，他们都研究反贫困政策。虽然身在全美顶级的大学当教授，但他们的重要贡献并不在于著作等身，也不在于数百篇的论文和大量的引用率，而在于他们对实际的贫困政策实践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与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往往著作等身不同，他们的著作其实并不多，也不是很学术，没有宏大的理论体系支撑，也没有标志性的可圈可点的学术理论贡献。

正因如此，这三位教授的作品，为中国人所了解的并不是很多。即使是研究扶贫的人，对他们的作品都了解甚少——毕竟，他们的作品不多，翻译成中文的作品自然也更少。我能找到的书，就是《贫困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这本书的作者是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教授，英文版出版于2011年。一本书出版八年后就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作品，可以说创造了历史的先例。

与之相比，科斯教授的得奖作品《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是得奖前五六十多年前写的，即使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其代表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1990年出版后19年才成为得奖作品。

贫穷的本质没那么简单

虽然这本书从学院派角度来说，学术贡献未必可圈可点，但它在实践上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贫困，探索穷人之所以贫穷的根源。

他们和一般发展经济学家的差异是，基于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的行为经济学实验室的实验数据和在印度等地大量的实地调研获得的数据为基础，把一般性的贫困问题转变为细小的可在实验室运作的具体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充了我们对贫困问题的理解，并为反贫困的运作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基础。

比如，作者通过随机田野调查发现，穷人是很穷，连填饱肚子都有困难，但如果穷人们得到慈善机构的粮食补助，他们更可能拿补贴的钱去买电视机、收音机——这与我们的直觉正好相反。

书中还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避险手段太落后；只顾眼前，不做任何长远规划；认知水平的局限，对不懂的东西有太多偏见。

三位获奖人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随机对照试验，他们开创了基于实验的减贫方法——这让人想起了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当然学界对此也有些质疑，认为这种研究方法也并非是“万用良药”。

但无论如何，《贫困的本质》一书告诉我们，经济学不仅仅是模型化的逻辑，即使发展经济学，也不仅仅是宏大的理论和政策。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现实世界的男男女女，并不是宏观经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能覆盖得了的。对于经济中心之外的穷乡僻壤的穷人们来说，简单的捐款和简单的赋能，以及相关的扶贫政策，都无法说明什么。

从秩序维度来说，很多扶贫的理论和举措，其实都是以宏大的扩展秩序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它们在宏观方面可能是有效的，但落实到活生生的贫穷问题上，却未必有效，有时候甚至是有坏处。

这就需要把反贫困的理论和举措，深入到活生生的原始秩序中去，在原始秩序层面理解贫穷的含义，理解贫困为什么发生，如何消除，如何让穷人能够有效地发展。

《贫困的本质》告诉我们，有时候并不要那么浩大的运动，并不要那么多的投入，只要与原始秩序的问题相匹配，贫困就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迅速消除。即使在过去是贫困顽疾的贫困点，也是如此。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实践也可以给予实证的支持。比如，当前中国快速崛起的一些短视频扶贫，就有类似的秩序维度的力量。这些平台就是这样挖掘原始秩序贫困信息和数据的技术工具，也是贫困人口利用短视频技术展现自己发展资源的通道。

在这里，扶贫只需要展现资源和努力，然后通过扩展秩序把这些资源和努力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收入就行。这也正是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案例。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编辑 李冰冰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