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刘俊

  圆桌

  本周以来,部分企业已复工复产。但目前确诊人数还在增加,在疫情防控压力和相关管控措施之下,有些企业想要顺利开工并不容易,开工审批、招工困难、口罩短缺、物流不畅……要达到满格运行状态,还面临诸多痛点。

  如何帮助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状态?新京报记者连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人大国发院)的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企业复工复产、经济平稳运行建言献策。

  访谈嘉宾(名字按首字母排序):

  李丁(人大国发院研究员)

  罗来军(人大国发院研究员,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

  马亮(人大国发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赵忠(人大国发院研究员、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科学对待疫情,防止草木皆兵

  新京报:目前不少地方复工复产的动力很足,但由于疫情防控需要,还要面临严格的开工审批,如何看待地方政府这种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矛盾?

  李丁:如今疫情防控是主要矛盾,这个问题没做好,就相当于一票否决,所以各级政府的重心也都在疫情上。

  目前,虽然从国家层面来说,多次强调复工复产,但这个任务是逐步压实给基层单位的,比方乡镇街道和社区。这些基层单位主要负责社会事务,大部分已经剥离了经济职能,他们在保证防疫任务完成的时候,会在上一级政策之上再做加法。在复工审批签字方面会比较谨慎,需要签字的部门越多,办成概率越低。这种“上热下冷”的局面,阻碍了政策的传导,需引起重视。

  罗来军:一些地方政府进行严格开工审批,可以理解,毕竟“轻敌”的教训还在眼前,生命大于天。但也需“有度”,要兼顾科学防疫和复工复产,在具体做法上要更加精细化。比如政府根据企业复工的急需程度,可分批分期复工以及接收工人回归,避免一窝蜂的复工方式。

  此外,政府对企业是否采取了充分的防疫措施,还要进行监管和督查。总之,政府要做到“保障防疫安全的企业顺利复工,不设置政策性障碍;同时,对防疫不力的企业也不能随意放行”的目标。

  新京报:企业复工,最直接的困难就是要给员工配发充足的口罩,这如何解决?

  罗来军:当前口罩等防护物资的短缺有总量上的因素,但也有结构性问题,即部分人员和组织恐慌性地囤积了较多口罩等防护物资。接下来,除了进一步加大防护物资的生产和供应外,也不妨积极对接和引入国际援助,让国际产能在增加急需性供应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也要发挥个体的能动性,单位或者个人在熟悉的范围内进行相互援助,“化存量为增量”。

  当务之急,是让各种资源“流动”起来

  新京报:目前,个别地方还采取了对部分省份务工人员一律遣返的做法,加剧了一些企业的“招工难”,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李丁:我国经济发展早已成为整体,大规模人员流动成为常态。“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减轻了管理者的甄别负担,但会导致大量工人返工难,严重影响企业复工和正常生产。如今工厂和企业内部生产过程都是分工合作、流水线式的,缺少一个岗位的工人,整个流水线都无法开工。实际上,除湖北地区外,外省务工人员携带病毒的概率很低,因此否定整个务工队伍,有些过度紧张、过激反应。

  赵忠:要让劳动者有序安全地流动起来。劳动者仍然是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而且每位劳动者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杭州市实行的“人员一码通”,使疫情可控,同时保证了人的有序流动。

  新京报:目前,要尽快恢复全产业链,还面临上下游企业不够协同、物流不够畅通的难题,该如何解决?

  李丁:产业链的协调在正常情况下是通过市场来完成的,但在举国防疫的情况下,人口流动、物流都受到了影响,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市场难以正常运转。当务之急是,疫情不太严重的地方,除了医疗卫生系统加强准备,社区系统适当配合外,应立马完全恢复正常。

  马亮:在产业链衔接和配套方面,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企业为了恢复产能和摆脱困境,会积极盘活上下游产业链。在市场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政府部门可考虑为企业提供一定支持,比如,北京已有相关帮补措施。可鼓励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同物流公司合作,既为物流提供了劳动力,也减轻了企业生存压力。

  赵忠:还可以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优势,引导大型互联网企业、平台企业和国有企业充分发挥作用,为企业提供信息支撑和供求对接,帮助企业减少疫情上下游产业链的冲击。

  疫情暴露的短板,或成经济“新增长点”

  新京报:在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政府部门应做好哪些方面的服务?

  赵忠:在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企业、政府部门和专家的作用。真正做到“防疫生产两不误”。卫生与健康部门、疾控部门应该指导企业梳理生产过程中的风险点和对应措施,有效防止疫情扩散。企业也可以聘请防疫方面的专家,帮助企业制定疫情期间的防控措施。

  李丁:政府首先应该做的是将医疗卫生系统准备好,一旦出现疑似案例能够及时隔离和救治,降低病死率,增强大家对于战胜疫情的信念和信心,让企业和民众有明确预期。在此基础上,尽快恢复湖北以外地区的正常生产生活,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的影响。

  最近很多地方相继制定了减税降费免租等一系列举措,这些无疑体现了政府的主动而为;但也要注意防止“用力过猛”。防疫成本如何在社会分担,有政府作用也有市场作用,“大包大揽”也可能扭曲市场,难以真正惠及中小企业。要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

  新京报:目前,很多地方都出台了帮助中小企业纾困的一系列举措,有观点建议,为企业减免部分社保,这种呼吁是否可行?

  马亮:社保缴纳问题既涉及企业运行成本,也关乎职工福利、代际公平和社会保险制度长期平稳运行,因此需要拿捏好度,在二者之间求得平衡。对于财政状况良好和社保基金运行情况不错的地区,可以考虑适当下调职工社保费率。当然,政府部门也可以通过很多其他方式来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新京报:2020年是我国一个很重要的节点,疫情的发生可能让我们损失了一些“元气”,接下来如何尽快让经济步入正轨?

  李丁:这次疫情导致我国全面进入防疫状态,大量劳动力归巢,无法外出工作,影响面比2003年的非典要大,而且我们的经济体量、经济结构和2003年都大不相同。尽快恢复元气的关键是如何让民众对未来经济有信心,寻找新的增长点非常重要。

  反思这次疫情,在医疗卫生、教育、养老、基层治理等软性方面加大投入,让它们替代基建成为关键领域,或许可以达到一定的乘数效应,增进居民获得感的同时,提振市场信心。经济学家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欧美很多国家在这些公共消费方面的支出是很大的,这对于提升社会文明水平、真正推动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作用不容小觑。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孟然